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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一跋《燕知草》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怅惘心情，到底又从何而起呢?芽怕不是仅仅来自同在同游的Ｈ君一家吧。
冒昧想来，在这“同在的人”里，应当还有萦绕在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先曾祖在。朱先生当然清楚俞家的文脉，只是以朱先生为人之谨严端方，是不肯妄作推断的。即便是老辣的周作人，在跋文里也是言辞闪烁，点到即止，只是把作者“写平伯多杭州少”的文字，与陶庵公的《琅缳文集》相比，认为“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有此一比，再将它与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联系起来看，说俞平伯写杭州西湖别寄幽怀，而不单单是局限于现世的生活做优游的文字，也算不得无稽之谈。正如周作人在《陶庵梦忆》重刊序言里所云：“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张宗子的遗民文字如此，那么作为世家子弟的俞平伯流连于杭州湖山之间，想必也是感同身受的。
从《燕知草》序跋和《陶庵梦忆》重刊序言来看，认为俞平伯学张宗子，借杭州西湖委曲述怀抒发身世荣衰之感，便可以说得通了，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而已。对于俞平伯而言?熏往事“繁华靡丽”是言重了，但“过眼皆空”则足以解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在当时，相继重刊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并且作成《红楼梦辨》。这恐怕不是以事出偶然就可以塞责的。顺理成章的倒是，他也由此写下了《燕知草》。但朱先生还是从“H君一家”着眼，解读出一种现世的“温暖浓郁的氛围气”；即便是对《燕知草》里显露出来的名士趣味，也是颇花了一番笔墨做辩解的。揣摩当时风气，朱先生是有意要将身为“新文学家”的老友与“明朝人”划清界线。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倒是显得很通脱，他说“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议论俞平伯的。
俞平伯先生擅长解词，其成就当在现代词学批评大家之列。他解词不作迂阔之言，胜在感同身受，然意境自是别出，一往而情深。酣畅所在，箭箭鹄的，堪称一个射雕好手。由解词而撰文，其实最不难看出俞氏行文家法。“文章之道，射道也。”“若矢之所向唯在于鹄，一发如破，三发以至百发如之，于是射者掷弓，观者叫绝，皆大欢喜。何则？眼目清凉也。知有此清凉世界而后可与言文矣。”（《清真词释》）用移花接木之术，也可以说，知有此射道而后可言《燕知草》矣。《燕知草》何尝又不是俞平伯清凉目下之世界？借杭州西湖障人眼目，委曲述怀，一箭三雕，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是也，以致才有此怅惘幻灭之气象。
前尘旧梦燕自知
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本不可以分开讲。逝者，时也；世者，亦有身世、时世之义，三者当互有申义。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聊备此一说而已。
作《燕知草》的俞平伯也就二十出头，但感兴所在直比耆宿。“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写的《中年》里就说过。大凡清凉法眼之下，“人生也不过如此”——“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倚老卖老，自当别论。然倚未老而卖老，在“叹老嗟卑” 之癖外，又自当作别论了。
俞平伯早年与杭州西湖真正结缘的文字，始自《湖楼小撷》。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稀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
在住杭近五年（1920～1924）的时间里，俞平伯出版了他的论著《红楼梦辨》和诗集《冬夜》，唯独于杭州西湖“惜墨如金”。如果说是出于谦抑或者矜持，那么又何来《燕知草》里一味的依恋呢？引发他感兴的，就在于离杭的最后一年（1924年）移居俞楼，并由此而撰得《湖楼小撷》。《湖楼小撷》共计五篇，记录了近半个月湖楼生活的所看所想。而所记无非桃红柳绿，以及“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中西湖殊异的色相，却已然让时年二十有五的年轻人感物伤怀，叹春光易逝，兀兀生出“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之心。可以想见，在独上高楼难遣轻愁之外，别有的幽情其实也正寄予在这眼前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中的。因为“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清河坊》）。而这无数的前尘旧梦，又自然是蕴涵了他曾祖在西湖诂经的岁月，蕴涵有俞楼的几世沧桑在其中的。
《曲园自述诗》有云：“高居西湖第一楼，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谈经席，坐看滔滔逝水流。”俞曲园笔下的西湖情缘，除诗词而外，多见于《春在堂随笔》。“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而课士之余，又遍迹湖山，多有兴会。检读之下，始信俞平伯所谓“前尘前梦”非“一朝一夕之功”语。卷一记造船之想，就颇见雅兴，所谓“舣之堤下，兴之所至，纵其所如。暮春晨曦，随时领略，庶几不负湖居”也。尤其是记明人造舟游湖二事令人神往。后俞曲园门生徐花农造“采莲舟”玉成所愿。有联为证：“唤作采莲舟，最难禁露冷风香，夜半红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槛，容几许诗瓢酒盏，此中画稿我先成。”一时纷纷仿制。另有一事，也可参证俞氏与西湖缘深。时有人以一方印章“西湖长”见赠。然“西湖长”本名自苏轼，杨万里有诗“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曲园老人倒也会自我宽慰：“余虽不敢当，然年来适为西湖诂经精舍山长，未始不可妄窃以自娱也。”遂居之不疑。再说到俞楼，落成之前，“篙工菱女，争望落成，得鼓舲呼渡于其下”，已是热闹非凡。“及楼成，余有《俞楼经始》一卷，刻入《俞楼杂纂》中，流播艺林。文墨之士，遂无不知有俞楼者。” 时人冯听涛曾作一楹联：“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 便深得楼主之心。“盖余所著书，两《平议》为最大，而苏州有曲园，杭州有俞楼、有右台仙馆，皆余寓庐也。”
“衰年岂复事登临，一别西湖戊到壬。难得吾孙归自蜀，不妨旧梦再重寻。”（《曲园自述诗》）所记为楼主离开经席之后的1902年俞陛云视学蜀中事。但旧梦虽好，往事难寻。俞楼早不复当年盛况，西湖又岂是昨日色相？楼主临终曾以诗见别俞楼：“占得孤山一角宽，年年于此凭栏杆。楼中人去楼仍在，任作张王李赵看。”有了如许前尘做铺垫，便不难设想，1924年移居湖楼的新主人，凭栏远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在心头。确实，对于久享盛名的杭州与西湖而言，也许并不稀罕渺如尘芥的新楼主多发一言，而能够打消这种谦抑或矜持的就在于他笔下的西湖，不单是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也是承载自家历史的西湖。“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因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诚然，在《燕知草》“委婉”的感触中，并无直书家史的文字。但这些历史又是实实在在的。观1933年俞平伯所写《春在堂日记记概》，便足见他于先曾祖之为人行事及学问文章，别有会心。可谓心驰神往，不由得人不做一慨叹。选抄几段如下：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
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喜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窥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
至此，前文所谓“伤逝”、“伤世”也就一并地讲了。逝者，时也；世者，身世也。孰是孰非，就不一一对号入座，读者自有明鉴。
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燕知草》中一篇《重过西园码头》，托名赵心馀所作。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也是大摆迷阵，宣称“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绝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云云。但明眼人从原文的记事中并不难排查出，赵心馀自为俞平伯，而沈彦君当是许引之。1933年俞平伯所撰《祭舅氏墓下文》也可旁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抚今追昔，诚有如羊昙之过西州者。昔年车达城站，距舅家咫尺耳，每虚拟一和煦温厚之梦境，今日湖山无恙，坊市依稀，自顾此身，已为茕茕之客矣。”
1924年3月31日俞平伯随舅父也是他的岳丈许引之一家——“Ｈ君的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移居西湖俞楼。是年底许引之病逝。许引之之死，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和煦温厚之梦境”的幻灭。《重过西园码头》一文，即由此而起。当然，我记这些不在索隐。我也相信，俞平伯作此文也不专为祭奠。《祭舅氏墓下文》便足表哀痛。他之所以假托别名，亦当借清凉眼目，委曲述怀，兴伤逝、伤世、伤时之慨也。
如果此文诚如小引作记，作于1928年，倒令笔者想起了另一桩公案。那就是同年春陈寅恪请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而陈寅恪又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作跋。这看似平常的应酬背后，却另有深意。对义宁陈氏之学深有研究的刘梦溪先生，在《陈寅恪与〈红楼梦〉》（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就此有过专门讨论。《秦妇吟》“本写故国离乱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是陈寅恪极重视的一篇作品，先后三次校笺。故有抄录之请。俞平伯在抄后留跋：“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唯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而《病中呓语》乃曲园先生晚年诗作，以其对时事变幻多有预见而称奇士林。陈寅恪在跋语中云：“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
《秦妇吟》与《病中呓语》，一写离乱惨状，一预时世变故；而俞平伯与陈寅恪应相互之请，或抄录，或作跋，何尝不是声应气求惺惺相惜之举。值此二事，共同所系实为“忧生之念”。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病中呓语》跋）俞平伯亦云：“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秦妇吟》抄录跋）
至此可以回到俞平伯的《重过西园码头》。这篇假托别名“关怀生死过切”的长文，在做了大段大段的生死高论之后，记述了从初识“许彦君”（庚戌之夏）于苏州，到一起移居西湖别墅（甲子岁）近十五年的相知同处生活，情深意切，催人潸下，把一个惯于宦海沉浮又常念优游泉石而不得的长辈形象，活脱脱表现了出来。俞平伯作此文，当不专为纪念丧亲哀痛。他着意要写出的，是一个人由“有能吏之称”之壮年走向“忧煎倍急，意绪萧寥”之老境的人生变故。无论是“癸亥的冬天，江南渐见戎马仓皇”，还是甲子岁“时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黄梅雨”，都尽显出一派偷安而不能的乱世凄惶窘相。这真正应验了俞平伯先曾祖《病中呓语》的第六首：“几家玉帛几家戎，又见春秋战国风；叹息当时无管仲，茫茫劫运几时终？”这既是陈寅恪“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之所指，也是作者假托别名感时伤怀之所在。陈、俞二氏，乃士林世家。值此国运式微之际，同怀长忧，惶惶栖身， “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时世已然，足叫后人亦作一浩叹！几年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俞平伯致书周作人：“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此是为书生之一棒喝！”
1933年秋俞平伯携眷南归，故地重游，作《癸酉年南归日记》。所记甚为简略，不外走亲访胜拍曲度日，直是“人生也不过如此”的散淡行止。惟日记末尾所录月下老人祠的题壁诗，可注解其当时心境：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舸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说到俞平伯依恋杭州的根源以及写《燕知草》的感兴所在，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其实已说得很明白。只是“一箭射了，掉头而去，好不纳闷杀人也”（《清真词释》），这才引来不学晚辈的一番附会，贻笑大方。杭州西湖自白居易为之扬名以来，向为历代文人居留长哦之地。既有“梅妻鹤子”之孤隐，也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繁盛；既享“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之美誉，又存“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之遗恨。兴会所在，荣悴炎凉，就只看各人的造化啦。《燕知草》似乎也难例外。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怅惘心情，到底又从何而起呢?芽怕不是仅仅来自同在同游的Ｈ君一家吧。
冒昧想来，在这“同在的人”里，应当还有萦绕在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先曾祖在。朱先生当然清楚俞家的文脉，只是以朱先生为人之谨严端方，是不肯妄作推断的。即便是老辣的周作人，在跋文里也是言辞闪烁，点到即止，只是把作者“写平伯多杭州少”的文字，与陶庵公的《琅缳文集》相比，认为“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有此一比，再将它与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联系起来看，说俞平伯写杭州西湖别寄幽怀，而不单单是局限于现世的生活做优游的文字，也算不得无稽之谈。正如周作人在《陶庵梦忆》重刊序言里所云：“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张宗子的遗民文字如此，那么作为世家子弟的俞平伯流连于杭州湖山之间，想必也是感同身受的。
从《燕知草》序跋和《陶庵梦忆》重刊序言来看，认为俞平伯学张宗子，借杭州西湖委曲述怀抒发身世荣衰之感，便可以说得通了，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而已。对于俞平伯而言?熏往事“繁华靡丽”是言重了，但“过眼皆空”则足以解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在当时，相继重刊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并且作成《红楼梦辨》。这恐怕不是以事出偶然就可以塞责的。顺理成章的倒是，他也由此写下了《燕知草》。但朱先生还是从“H君一家”着眼，解读出一种现世的“温暖浓郁的氛围气”；即便是对《燕知草》里显露出来的名士趣味，也是颇花了一番笔墨做辩解的。揣摩当时风气，朱先生是有意要将身为“新文学家”的老友与“明朝人”划清界线。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倒是显得很通脱，他说“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议论俞平伯的。
俞平伯先生擅长解词，其成就当在现代词学批评大家之列。他解词不作迂阔之言，胜在感同身受，然意境自是别出，一往而情深。酣畅所在，箭箭鹄的，堪称一个射雕好手。由解词而撰文，其实最不难看出俞氏行文家法。“文章之道，射道也。”“若矢之所向唯在于鹄，一发如破，三发以至百发如之，于是射者掷弓，观者叫绝，皆大欢喜。何则？眼目清凉也。知有此清凉世界而后可与言文矣。”（《清真词释》）用移花接木之术，也可以说，知有此射道而后可言《燕知草》矣。《燕知草》何尝又不是俞平伯清凉目下之世界？借杭州西湖障人眼目，委曲述怀，一箭三雕，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是也，以致才有此怅惘幻灭之气象。
前尘旧梦燕自知
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本不可以分开讲。逝者，时也；世者，亦有身世、时世之义，三者当互有申义。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聊备此一说而已。
作《燕知草》的俞平伯也就二十出头，但感兴所在直比耆宿。“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写的《中年》里就说过。大凡清凉法眼之下，“人生也不过如此”——“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倚老卖老，自当别论。然倚未老而卖老，在“叹老嗟卑” 之癖外，又自当作别论了。
俞平伯早年与杭州西湖真正结缘的文字，始自《湖楼小撷》。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稀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
在住杭近五年（1920～1924）的时间里，俞平伯出版了他的论著《红楼梦辨》和诗集《冬夜》，唯独于杭州西湖“惜墨如金”。如果说是出于谦抑或者矜持，那么又何来《燕知草》里一味的依恋呢？引发他感兴的，就在于离杭的最后一年（1924年）移居俞楼，并由此而撰得《湖楼小撷》。《湖楼小撷》共计五篇，记录了近半个月湖楼生活的所看所想。而所记无非桃红柳绿，以及“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中西湖殊异的色相，却已然让时年二十有五的年轻人感物伤怀，叹春光易逝，兀兀生出“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之心。可以想见，在独上高楼难遣轻愁之外，别有的幽情其实也正寄予在这眼前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中的。因为“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清河坊》）。而这无数的前尘旧梦，又自然是蕴涵了他曾祖在西湖诂经的岁月，蕴涵有俞楼的几世沧桑在其中的。
《曲园自述诗》有云：“高居西湖第一楼，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谈经席，坐看滔滔逝水流。”俞曲园笔下的西湖情缘，除诗词而外，多见于《春在堂随笔》。“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而课士之余，又遍迹湖山，多有兴会。检读之下，始信俞平伯所谓“前尘前梦”非“一朝一夕之功”语。卷一记造船之想，就颇见雅兴，所谓“舣之堤下，兴之所至，纵其所如。暮春晨曦，随时领略，庶几不负湖居”也。尤其是记明人造舟游湖二事令人神往。后俞曲园门生徐花农造“采莲舟”玉成所愿。有联为证：“唤作采莲舟，最难禁露冷风香，夜半红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槛，容几许诗瓢酒盏，此中画稿我先成。”一时纷纷仿制。另有一事，也可参证俞氏与西湖缘深。时有人以一方印章“西湖长”见赠。然“西湖长”本名自苏轼，杨万里有诗“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曲园老人倒也会自我宽慰：“余虽不敢当，然年来适为西湖诂经精舍山长，未始不可妄窃以自娱也。”遂居之不疑。再说到俞楼，落成之前，“篙工菱女，争望落成，得鼓舲呼渡于其下”，已是热闹非凡。“及楼成，余有《俞楼经始》一卷，刻入《俞楼杂纂》中，流播艺林。文墨之士，遂无不知有俞楼者。” 时人冯听涛曾作一楹联：“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 便深得楼主之心。“盖余所著书，两《平议》为最大，而苏州有曲园，杭州有俞楼、有右台仙馆，皆余寓庐也。”
“衰年岂复事登临，一别西湖戊到壬。难得吾孙归自蜀，不妨旧梦再重寻。”（《曲园自述诗》）所记为楼主离开经席之后的1902年俞陛云视学蜀中事。但旧梦虽好，往事难寻。俞楼早不复当年盛况，西湖又岂是昨日色相？楼主临终曾以诗见别俞楼：“占得孤山一角宽，年年于此凭栏杆。楼中人去楼仍在，任作张王李赵看。”有了如许前尘做铺垫，便不难设想，1924年移居湖楼的新主人，凭栏远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在心头。确实，对于久享盛名的杭州与西湖而言，也许并不稀罕渺如尘芥的新楼主多发一言，而能够打消这种谦抑或矜持的就在于他笔下的西湖，不单是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也是承载自家历史的西湖。“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因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诚然，在《燕知草》“委婉”的感触中，并无直书家史的文字。但这些历史又是实实在在的。观1933年俞平伯所写《春在堂日记记概》，便足见他于先曾祖之为人行事及学问文章，别有会心。可谓心驰神往，不由得人不做一慨叹。选抄几段如下：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
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喜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窥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
至此，前文所谓“伤逝”、“伤世”也就一并地讲了。逝者，时也；世者，身世也。孰是孰非，就不一一对号入座，读者自有明鉴。
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燕知草》中一篇《重过西园码头》，托名赵心馀所作。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也是大摆迷阵，宣称“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绝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云云。但明眼人从原文的记事中并不难排查出，赵心馀自为俞平伯，而沈彦君当是许引之。1933年俞平伯所撰《祭舅氏墓下文》也可旁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抚今追昔，诚有如羊昙之过西州者。昔年车达城站，距舅家咫尺耳，每虚拟一和煦温厚之梦境，今日湖山无恙，坊市依稀，自顾此身，已为茕茕之客矣。”
1924年3月31日俞平伯随舅父也是他的岳丈许引之一家——“Ｈ君的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移居西湖俞楼。是年底许引之病逝。许引之之死，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和煦温厚之梦境”的幻灭。《重过西园码头》一文，即由此而起。当然，我记这些不在索隐。我也相信，俞平伯作此文也不专为祭奠。《祭舅氏墓下文》便足表哀痛。他之所以假托别名，亦当借清凉眼目，委曲述怀，兴伤逝、伤世、伤时之慨也。
如果此文诚如小引作记，作于1928年，倒令笔者想起了另一桩公案。那就是同年春陈寅恪请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而陈寅恪又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作跋。这看似平常的应酬背后，却另有深意。对义宁陈氏之学深有研究的刘梦溪先生，在《陈寅恪与〈红楼梦〉》（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就此有过专门讨论。《秦妇吟》“本写故国离乱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是陈寅恪极重视的一篇作品，先后三次校笺。故有抄录之请。俞平伯在抄后留跋：“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唯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而《病中呓语》乃曲园先生晚年诗作，以其对时事变幻多有预见而称奇士林。陈寅恪在跋语中云：“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
《秦妇吟》与《病中呓语》，一写离乱惨状，一预时世变故；而俞平伯与陈寅恪应相互之请，或抄录，或作跋，何尝不是声应气求惺惺相惜之举。值此二事，共同所系实为“忧生之念”。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病中呓语》跋）俞平伯亦云：“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秦妇吟》抄录跋）
至此可以回到俞平伯的《重过西园码头》。这篇假托别名“关怀生死过切”的长文，在做了大段大段的生死高论之后，记述了从初识“许彦君”（庚戌之夏）于苏州，到一起移居西湖别墅（甲子岁）近十五年的相知同处生活，情深意切，催人潸下，把一个惯于宦海沉浮又常念优游泉石而不得的长辈形象，活脱脱表现了出来。俞平伯作此文，当不专为纪念丧亲哀痛。他着意要写出的，是一个人由“有能吏之称”之壮年走向“忧煎倍急，意绪萧寥”之老境的人生变故。无论是“癸亥的冬天，江南渐见戎马仓皇”，还是甲子岁“时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黄梅雨”，都尽显出一派偷安而不能的乱世凄惶窘相。这真正应验了俞平伯先曾祖《病中呓语》的第六首：“几家玉帛几家戎，又见春秋战国风；叹息当时无管仲，茫茫劫运几时终？”这既是陈寅恪“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之所指，也是作者假托别名感时伤怀之所在。陈、俞二氏，乃士林世家。值此国运式微之际，同怀长忧，惶惶栖身， “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时世已然，足叫后人亦作一浩叹！几年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俞平伯致书周作人：“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此是为书生之一棒喝！”
1933年秋俞平伯携眷南归，故地重游，作《癸酉年南归日记》。所记甚为简略，不外走亲访胜拍曲度日，直是“人生也不过如此”的散淡行止。惟日记末尾所录月下老人祠的题壁诗，可注解其当时心境：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舸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说到俞平伯依恋杭州的根源以及写《燕知草》的感兴所在，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其实已说得很明白。只是“一箭射了，掉头而去，好不纳闷杀人也”（《清真词释》），这才引来不学晚辈的一番附会，贻笑大方。杭州西湖自白居易为之扬名以来，向为历代文人居留长哦之地。既有“梅妻鹤子”之孤隐，也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繁盛；既享“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之美誉，又存“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之遗恨。兴会所在，荣悴炎凉，就只看各人的造化啦。《燕知草》似乎也难例外。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