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字拥抱和摔跤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现在是一个专与文字打交道的人。
　　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后，因喜爱文学并以笔试探其深浅，不怕失败地与文字较量。当工人期间，兼任车间黑板报编辑和出版员，增多了结交文字的机会。当宣传干事、报刊编辑和文学作者，在更广阔的领域体验着文字的粗细、力度、色彩、冷暖和味道。有时想，我可算是一个与文字拥抱和摔跤的人。
　　汉字简化以前，许多字笔画之多，常令我感到写字是难事。汉字简化后，凡是有简化字的，我一般不写原来的繁体字。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有些字用繁体写更好看。可是我坚持认为，把简体字写得好看，应算是更大的本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写法不断变化着。几年前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已出了第2版），对不少词的写法作了新的规定。例如，过去的“朦胧”、“曚昽”、“矇眬”，各有各的含义，使用起来颇有点繁琐。规范词典提倡，三个词一律写作“蒙眬”。这不但简化了用法，而且从字义来看也很合理。又如，规范词典提倡，“唯”和“惟”，除了“惟妙惟肖”以外，其他相关的词都用“唯”，如“唯一”、“唯独”、“唯恐”、“唯有”、“唯其”、“唯美主义”、“唯心主义”、“唯物史观”等等。所有的新规定，都给汉字使用者带来了便利。
　　我作为《东风文艺》的一名编外校对，每一期都校出一些不符合规范的字。我很希望投稿的文友们都来做与文字拥抱和摔跤的人，尽量按照规范词典的规范写字用词。这样，不但校对将省去一些改字的时间，打字社的做版人员也将减少改字的麻烦，特别是对形成按规范写字用词的风尚多有好处。
　　“搧”字的回归
　　小时候，在学校学了“搧”字，后来又学了汉字组成的原理，觉得“搧”是一个特有意境的字。那是一户人家的一个人手拿着羽毛扇，或在搧风纳凉，或在搧风驱蚊，或在灶前搧风助火。
　　实行汉字简化以后，“搧”简化为“扇”，后来又经历了一个可说是“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查我手头所有的几部汉语工具书，1979年版的《辞海》，197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第5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都仅把作动词用的“扇”列为一个字项，“搧”没有单列字项，只可从简要的解释中得知“扇”、“搧”通用。1982年出版的湖北大学语言研究室编纂的《现代成语大词典》里，“扇”也用作动词。在实际使用中，人们大都遵从简化的原则，以“扇”为正宗，如写为“扇扇子”、“扇炉子”、“扇他嘴巴子”等。有很長一段时间，我总觉得作动词用的“扇”字缺少了什么。有了2011年版（第2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后，才觉得填补了这一缺憾。规范词典仍把作动词的“扇”列为一个字项，仍然注明“同搧”，但是加了一句提示：“现在一般写作‘搧’”。此外，规范词典还专列了“搧”的字项，并解释为“用手掌或手背打（人）”。这就是说，今后不宜再写“扇他一耳光”，而应写“搧他一耳光”了。搧耳光得用手，因此不得舍去提手旁。
　　“搧”字归来，终于合乎情理地恢复了它的意和美。
　　“克狼”与“壳郎”
　　小时候在家乡，每当过年时，家里猪圈的门侧就贴上一幅“肥猪常满圈 克狼永成群”的字。那两句话若分开贴，是可称为宽式对联的，因它只是写在一块方形红纸上，姑且称为“红方”吧。那幅字大概是父亲所写，或是他求村里擅写毛笔字的人写的。我六岁上本村私塾，就开始描影写仿练字，一年后转入村小学后，仍未间断练字，并且很快由描影转入临帖。人们都夸我的字写得好。可是父亲从没有让我写过“红方”，也没有让我写过对联。
　　现在我知道，那“红方”上的“克狼”一词是不符合规范的。可是，若以字、词“约定俗成”的规则来衡量，写为“克狼”似乎并非不可以，只要人们认可就行。那时写为“克狼”，从字的偏旁来看，写字人可能是把它与猫、狗、狐、獾、狼、狮等共属畜兽类来看待的。那时农村识字、写字的知识人，由于文化修养的局限，可能又找不到规范词典可查，便按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并决定了那个词的写法。其实，自造字的事是历来就有的，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猹”字不就是鲁迅自造的么。
　　现在从规范词典里得知，过去我所看到的“克狼”的规范写法应该是“壳郎”，全称为“壳郎猪”，又称架子猪，其释义“没有长膘的半大猪”与我过去对“克狼”的理解是完全相同的。“壳郎猪”写法里有一个儿郎的“郎”字，这使我感到，它与人类的关系似乎更亲近了。“家”字的本义是屋顶下的一头猪，这意味着没有猪就不成为家，可见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慎用高级词
　　一位处级单位的通讯员在报道本单位生产和工作的新闻稿中，说那个单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那个单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不妥当的。
　　郭沫若同志在世时，曾经在1958年所作《关于文风问题》一文中批评一些文章滥用高级形容词的毛病。文中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成语是“排山倒海”。“翻天覆地”比“排山倒海”的形势还要大，我们欲使用它时，更应慎重。若是说解放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恰当的。说西藏平叛后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恰当的。若以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单位（无论多么大的单位）来说，不管变化有多大，都不宜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说到全国大的变化时，也应慎用“翻天覆地”。
　　我们在说到大的变化时，除了“翻天覆地”之外，还有“巨大的”、“深刻的”、“巨大而深刻的”、“很大的”、“特别大的”等词语可供选择。用哪个词语合适，应细加斟酌后再定。
　　说话、写文章喜用高级词，似乎早已成为时尚。“极大地”也是广受青睐的一个词语，它的使用率很高。此种时尚几乎成为了社会病，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这病是治不好的。我以为，始终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斟酌用词细之又细，是治好这种病的好药方。
　　“说服”怎样读
　　“说服”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凡上过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它读shuōfú的。可是那“说”字还有其他的读音，按照词典的规定，当它与“游”组成“游说”一词，与“客”组成“说客”一词时，还读为shuì。那么，“说服”可否读为“shuì服”呢？近来我就为此问题而困惑着。
　　我注意到，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中，不少台湾的嘉宾总是习惯性地把“说服”说为“shuì服”。现在，包括《海峡两岸》主持人在内的不少大陆人也说“shuì服”了。想到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连续剧《感动生命》，前面很多集里，人物对话总是把“说服”说为“shuì服”，可是在后面少数几集里，却又改说“shuō服”了。那部连续剧有一个主角是台湾演员饰演的，他无一例外地将台词中的“说服”说为“shuì服”。其他演员也这样说，是否因为受了他的影响呢？现在把“说服”说为“shuì服”就如突然刮起的一股风似的。
　　从词义来分析，并非只有用“游说”的方式或具有“说客”身份的人才能说服人，不用“游说”的方式或不具有“说客”身份的人也是可以说服人的。再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提示，说客“现在也读shuōkè”。综上两个理由，将“说服”读为shuōfú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
　　《语文知识》2006年第8期曾发表田丰一篇题为《“说服”的读音》的文章。作者查阅了几种汉语工具书中关于相关词汇的用法，经过分析认为，把“说服”读为“shuì服”显然是不对的。
　　我的疑问是：“说服”到底有无“shuì服”的读音？如果有，为何词典里不予以标示呢？我不知当下语文专家们的意见是怎样的。
　　“戛纳”怎样读
　　“戛纳”应当怎样读？
　　大约在一年前的一天，一个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在一个节目里谈到汉字的读音问题时，举“戛纳”的“戛”为例，说这个字应当读jiá，不读gā。可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同一电视台涉及戛纳的几条新闻中，几位播音员和主持人又一律将“戛”说为了gā。他们好像约定了似的，大家都说“gā纳”，不说“jiá纳”。
　　我想，是否戛纳那个城市名称的真实读音为“gā纳”，而非“jiá纳”呢？若真如此，何不把“戛纳”改写为“嘎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