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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传统 好生之德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
孟子尽管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反战人士之一（另一位著名的反战人士是墨子），但孟子也和老子一样，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例如他认为武王伐纣的战争就是值得肯定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是孟子认为从春秋到战国的战争都不是这样的正义战争，相反，都是统治者争权夺利、兼并土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正义战争，他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后世界正义力量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但孟子对正义战争的理解未免过于乐观。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上说的，不如没有书。孟子为什么发这样的议论呢？原来他对《尚书》中关于武王伐纣的一段描述深表怀疑。这段描述说武王伐纣，仗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血流漂杵”。什么是血流漂杵？杵就是过去洗衣服时用来捣衣服的木槌子，又粗又长又重。“血流漂杵”的意思是说，血流成河，乃至捣衣服用的长木槌都飘了起来。孟子认为武王伐纣是正义战争，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也就是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种极不仁道的人，仁者无敌于天下，武王所到之处，敌军肯定望风披靡，纷纷归降，怎么可能打得那样惨烈，乃至血流漂杵呢？
孟子显然忽略了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他的动机和老子一样，都是希望哪怕在正义战争中，也应该尽量减少伤亡。这种战争中的人道关注是中国军事文化的优秀传统。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推崇的仁厚之心，好生之德。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十分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行为。例如唐朝安史之乱时，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十分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
后来大诗人李白写诗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
大诗人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
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
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一天，果然在梦中和自己的夫君团聚了。但是这位妻子哪里想得到，梦中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话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40万，除了240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秦军20万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1600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6000万人的生命。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100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70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次大战，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1800万中国人的生命，仅南京大屠杀就杀害中国军民30万。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2700万人被夺去生命，仅红军就阵亡近900万。由于牺牲者大多数是男性，造成苏联战后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例如二战末期，日本法西斯分子居然逼迫本国的妇女儿童集体自杀，残暴到了极点。
这种战史上的罕见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都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了半天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老子》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那个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
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
李泽厚师指出：“似乎只能说，《老子》辩证法保存、吸取和发展了兵家的许多观念；而不能说，《老子》书的全部内容或主要论点就是讲军事斗争的。作为道家代表的《老子》与记录、思索、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相关。这个‘道’不仅是军事，而更是政治。”
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伸出政治智慧。下期将谈谈老子的政治智慧。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
孟子尽管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反战人士之一（另一位著名的反战人士是墨子），但孟子也和老子一样，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例如他认为武王伐纣的战争就是值得肯定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是孟子认为从春秋到战国的战争都不是这样的正义战争，相反，都是统治者争权夺利、兼并土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正义战争，他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后世界正义力量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但孟子对正义战争的理解未免过于乐观。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上说的，不如没有书。孟子为什么发这样的议论呢？原来他对《尚书》中关于武王伐纣的一段描述深表怀疑。这段描述说武王伐纣，仗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血流漂杵”。什么是血流漂杵？杵就是过去洗衣服时用来捣衣服的木槌子，又粗又长又重。“血流漂杵”的意思是说，血流成河，乃至捣衣服用的长木槌都飘了起来。孟子认为武王伐纣是正义战争，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也就是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种极不仁道的人，仁者无敌于天下，武王所到之处，敌军肯定望风披靡，纷纷归降，怎么可能打得那样惨烈，乃至血流漂杵呢？
孟子显然忽略了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他的动机和老子一样，都是希望哪怕在正义战争中，也应该尽量减少伤亡。这种战争中的人道关注是中国军事文化的优秀传统。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推崇的仁厚之心，好生之德。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十分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行为。例如唐朝安史之乱时，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十分正当的、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
后来大诗人李白写诗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
大诗人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
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
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一天，果然在梦中和自己的夫君团聚了。但是这位妻子哪里想得到，梦中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话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40万，除了240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秦军20万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1600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6000万人的生命。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100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70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次大战，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1800万中国人的生命，仅南京大屠杀就杀害中国军民30万。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2700万人被夺去生命，仅红军就阵亡近900万。由于牺牲者大多数是男性，造成苏联战后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例如二战末期，日本法西斯分子居然逼迫本国的妇女儿童集体自杀，残暴到了极点。
这种战史上的罕见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都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了半天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老子》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那个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
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
李泽厚师指出：“似乎只能说，《老子》辩证法保存、吸取和发展了兵家的许多观念；而不能说，《老子》书的全部内容或主要论点就是讲军事斗争的。作为道家代表的《老子》与记录、思索、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相关。这个‘道’不仅是军事，而更是政治。”
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伸出政治智慧。下期将谈谈老子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