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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目前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第四，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伊拉克战争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这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据吴建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 中国未来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国改革30年成效卓著，专家指出，中国改革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仍需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基于３０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始于改革，也归功于改革；现在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也必须要靠不断深化的更加透明公正的改革来完成。若要实现中国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绝不能停顿和倒退。（林永生 崔克亮/文，据1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 “大部门”的前提是小政府
政府机构臃肿，源于政府职能广泛而庞大。要缩减部委数量，建立“大部门制”，仅仅把几个职能接近的部委合并，或者把现有部委打散重组再设，根本无济于事。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被撤销的部委复生的事情，因为，职能未减，而几个职能合并到一个部委，必然导致管理控制链条拉长以致出现混乱，部委死而复生就是自然而然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正确顺序应当是首先进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政府把权力还给市场主体，还给社会，大幅度缩减政府所行使的不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正常发育，阻碍了社会自治的健全发展。在政府调整了自己的职能之后，撤销、重组、合并部委，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据《南方都市报》）
■ 必须扭转“口号农业”的偏向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个别地方政府把“三农”问题还停留在“口号农业”上，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实际工作中是重视城市建设、轻视农村建设。二是一些地方政府GDP“挂帅”和盲目引进外资，牺牲能源与农业环境。因此，必须坚决扭转各级政府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建设的“口号农业”偏向，坚决纠正GDP“挂帅”和引进外资“挂帅”。（郑良芳/文）
■ 中国之现代，
或“社会”观念的衰落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家有的研究“社会”，有的研究“文化”，有的研究“民族”。这些词汇都像是在形容某种“集体性存在”。然而，关于这些所谓“社会”、“文化”、“民族”的人类学论述，无一不反映190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社会”观念的特征。20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现实是：家—国—天下、民众—士大夫—皇权，这两个对应的传统社会结构三层次，各自丧失了一层，终于只剩下家与国或国与家——即我们理解的“国家”。（王铭铭/文，据《中国图书商报》）
■ 县域现代化：
破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诉求。就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状况而言，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城乡二元格局能否改变。事实证明，实施县域现代化是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在我国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应安排配备好县级党委及政府的班子，扩大县级政府的权限，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线指挥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继续推进大中城市发展的同时，以县域现代化发展为重点，扭转城乡间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局面，从而为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陆学艺 王春光 胡建国/文，据中国社会学网）
■ 中国崛起，要有妥协的气度
学会妥协和让步是时代给我们出的一道难题，也是中国发展中正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提到妥协，一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怕输”、“服软”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认定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让步的迹象，甚至会跳起来斥之为投降主义。在全球外交的大平台上，我们需不断拓宽自己的心胸，走出有进有退的更漂亮的舞步。30年来，我们逐步懂得了，必要时的让步不是服软、怕输，让步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具有收放自如的弹性。（单仁平/文，据《环球时报》）
■ 民主化还是要从上而下
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的民主从上而下的发展受挫，知识分子找到从下到上的另一条道路。村民自治对于改变中国的民主生态在90年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于中国宏观政治来说，并不能真的能从村到乡到县一步步推进民主。事实证明，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化成功是这样实现的，民主化成功还是要从上而下，必须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行为。（吴 毅/文，据《南都周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具备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第三，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第五，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高尚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消费社会的
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目前的改革困境，首先是因为30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30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在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任剑涛/文，据南方网）
■ 乡村自治：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一步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基层社会共同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大体都给共同体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中国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今中国展开的村民民主选举，是恢复共同体功能的历史性的一步。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我相信，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这一进程如果能够不受打扰地进行下去，将比任何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更有意义。（薛 涌/文，据1月10日《南方周末》）
目前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第四，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伊拉克战争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这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据吴建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 中国未来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国改革30年成效卓著，专家指出，中国改革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仍需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基于３０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始于改革，也归功于改革；现在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也必须要靠不断深化的更加透明公正的改革来完成。若要实现中国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绝不能停顿和倒退。（林永生 崔克亮/文，据1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 “大部门”的前提是小政府
政府机构臃肿，源于政府职能广泛而庞大。要缩减部委数量，建立“大部门制”，仅仅把几个职能接近的部委合并，或者把现有部委打散重组再设，根本无济于事。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被撤销的部委复生的事情，因为，职能未减，而几个职能合并到一个部委，必然导致管理控制链条拉长以致出现混乱，部委死而复生就是自然而然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正确顺序应当是首先进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政府把权力还给市场主体，还给社会，大幅度缩减政府所行使的不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正常发育，阻碍了社会自治的健全发展。在政府调整了自己的职能之后，撤销、重组、合并部委，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据《南方都市报》）
■ 必须扭转“口号农业”的偏向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个别地方政府把“三农”问题还停留在“口号农业”上，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实际工作中是重视城市建设、轻视农村建设。二是一些地方政府GDP“挂帅”和盲目引进外资，牺牲能源与农业环境。因此，必须坚决扭转各级政府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建设的“口号农业”偏向，坚决纠正GDP“挂帅”和引进外资“挂帅”。（郑良芳/文）
■ 中国之现代，
或“社会”观念的衰落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家有的研究“社会”，有的研究“文化”，有的研究“民族”。这些词汇都像是在形容某种“集体性存在”。然而，关于这些所谓“社会”、“文化”、“民族”的人类学论述，无一不反映190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社会”观念的特征。20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现实是：家—国—天下、民众—士大夫—皇权，这两个对应的传统社会结构三层次，各自丧失了一层，终于只剩下家与国或国与家——即我们理解的“国家”。（王铭铭/文，据《中国图书商报》）
■ 县域现代化：
破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诉求。就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状况而言，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城乡二元格局能否改变。事实证明，实施县域现代化是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在我国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应安排配备好县级党委及政府的班子，扩大县级政府的权限，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线指挥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继续推进大中城市发展的同时，以县域现代化发展为重点，扭转城乡间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局面，从而为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陆学艺 王春光 胡建国/文，据中国社会学网）
■ 中国崛起，要有妥协的气度
学会妥协和让步是时代给我们出的一道难题，也是中国发展中正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提到妥协，一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怕输”、“服软”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认定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让步的迹象，甚至会跳起来斥之为投降主义。在全球外交的大平台上，我们需不断拓宽自己的心胸，走出有进有退的更漂亮的舞步。30年来，我们逐步懂得了，必要时的让步不是服软、怕输，让步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具有收放自如的弹性。（单仁平/文，据《环球时报》）
■ 民主化还是要从上而下
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的民主从上而下的发展受挫，知识分子找到从下到上的另一条道路。村民自治对于改变中国的民主生态在90年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于中国宏观政治来说，并不能真的能从村到乡到县一步步推进民主。事实证明，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化成功是这样实现的，民主化成功还是要从上而下，必须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行为。（吴 毅/文，据《南都周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具备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第三，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第五，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高尚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消费社会的
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目前的改革困境，首先是因为30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30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在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任剑涛/文，据南方网）
■ 乡村自治：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一步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基层社会共同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大体都给共同体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中国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今中国展开的村民民主选举，是恢复共同体功能的历史性的一步。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我相信，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这一进程如果能够不受打扰地进行下去，将比任何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更有意义。（薛 涌/文，据1月1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