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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愈发成熟，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物质与精神的零和博弈中，物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精神和信仰逐渐被挤压出局。曾经被视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其独立的价值观也受到了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摧残。知识分子在生活中面临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现实问题，作家知识分子深入观察并体验这种生活困境，在磨砺中探寻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世界的迷茫和焦虑，展现出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所面临的生存艰难，以及在现实与道德两难抉择中的痛苦挣扎和无法得到灵魂救赎的焦虑。
对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关注成为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创作的题材，他们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群像，对知识分子群体因为物质生存而产生的焦虑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无论是挣扎在体制边缘的大学教师、徘徊在官场的小科员还是在大城市漂泊的普通本科畢业生都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焦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生活常态。
新世纪（21世纪）小说中对高校题材知识分子生存困境描写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大学教师在体制中的挣扎。阎真《活着之上》主人公聂致远在权力的缝隙中经历了种种生存的艰辛，史生荣的“大学系列”作品——《大学潜规则》《所谓大学》《所谓教授》，揭示出一些“混”得如鱼得水的大学教授的腐败生活，对青年教师的生存焦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张者的《桃李》《桃花》《桃夭》描写了大学校园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心酸之路，葛红兵的《沙床》、邱华栋的《教授》也把目光聚焦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大学校园，透过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展现，把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内心理想与现世境遇之间的矛盾困境、痛苦焦虑书写得淋漓尽致。
在大众眼中，大学教师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他们收入相对较高、福利待遇好，工作量少还可以拥有寒暑假。但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 134人参与）显示，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焦虑，大学教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其焦虑心态也就不言而喻。他们在体制内的挣扎表现在个人情感的困扰，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商品化”以及学术评价机制所引发的生存窘境，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使得当代高校教师群体面临21世纪的“物质生存焦虑”。
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是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往往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信仰，始终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然而，生存环境的艰难让知识分子曾经的正义感和道德标尺不得不让位于权力和金钱，这种对环境的无力感明显地体现在一些青年教师身上。“青椒”是他们对自己自嘲的称呼，他们多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在高校谋得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却依旧面临较为沉重的生存压力。高额房价的压力是他们首先需要面临的困境。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会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调查显示，年收入15万元以下的高校教师占85.9%，而青年教师中近1/4收不抵支。《大学潜规则》中的申明理和曹小慧就是典型的“青椒”代表，他们的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工作十年依旧是讲师的他们挣扎着成为了“房奴”，曹小慧为此不得不拼命上课来增加收入。而申明理也不得不改变自身的生活轨迹，放下了曾经的道德坚守，向权贵的代表鲁英俊、朱雪梅一类人靠拢。生存的压力还使得夫妻之间的情感出现嫌隙，不断的彼此猜忌、争吵导致夫妻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进程也推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使得知识本身也逐渐带有商品色彩，知识的价值与市场的需求和消费性密切相关。这种新型的知识评价标准使得迎合市场、消费性强的知识扬帆远航，却让“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型知识分子、“经济效益产值低”的人文学者面临生存困境和价值定位的迷茫。《教授》中的经济学教授赵亮，在经济界呼风唤雨，拥有别墅、豪车，拿着高额的讲课费，平时结交的是交政、商界的名流。对比之下，古典文学教授段刚的生活虽不至困窘，却也让这个人文学者陷入知识的价值是否只应与市场相关的迷茫之中。同样，《所谓教授》中，刘安定与宋义仁的学术研究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市场需求的转变使他们二人的生存境遇也相互转换。起初，宋义仁的研究因成功地顺应了市场，科研项目在西台县得到实践和推广，让宋义仁名利双收，而没有市场前景和项目支撑的刘安定则生活困窘。随着宋义仁培育的新型黑猪出现难以克服的疾病，而刘安定在白明华的帮助下逐渐打开市场，二人的生存境遇和地位出现了彻底的反转。市场化使得知识出现了“商品化”趋势，能否转化成经济效益是知识的最终价值，这导致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对市场的依赖性过大，也使得部分知识分子从对真理的追求转变为对市场的迎合，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学术创新和科技发展。
社会转型期使市场成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如果说这是让一些拥有知识、学术能力却没有迎合市场的刘安定、曹小慧、申明理、段刚处于生存困境的幕后黑手，那高校体制行政化则是点燃知识分子向权力倒戈的导火线。聂致远是阎真《活着之上》中的主人公，他在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与上级领导权力的压制中产生了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价值需要得到权力的肯定才能得以实现，生存的本能使他不得不向权力靠拢，违背内心地偏袒班里的“官二代”范晓敏;而来自知识分子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焦虑。申明理、宋义仁、聂致远等人学术能力强却没有权力加身，需要依靠鲁英俊、白明华、蒙天舒等权力拥有者，才可以得到施展能力的机会。诚如宋义仁所说，“教授不带长，放屁也不响”。21世纪高校题材小说中，作家以敏锐洞察力和观察力反映出高校知识分子的物质生存焦虑和发展困境，折射出当下高校市场化、行政化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高校以学术为职称评价标准和导向的政策机制，使得学术研究和创新成为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这也与知识分子科研成果、职称评审、工资福利直接关联。因此，学术创新成为大学教师的重中之重，而伴随市场化产生的一些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则使得他们的学术之路面临困境。“如果想往上只有去跟掌握资源的套近乎走关系，这甚至比这件事本身还难，因为我始终不是一个可以放下知识分子良知的人。”这种不良现象让聂致远受到长时间的心理折磨，家庭和生存的压力与他无法抛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操守的挣扎，让他在评职称的路上备感焦虑。
刘安定、申明理、聂致远、曹小慧他们学术能力强且专心科研，但在项目申请、课题申报、职称评定之路上遭遇很多坎坷，使得生活困窘。体制内的困境使处在生存焦虑中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靠拢权力或是清苦坚守。在多年职称评审无法通过之后，刘安定为了仕途顺利讨好朱校长，把自己实验多年的科研成果拱手相让，得到权力的青睐，他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在得到鲁英俊的“特殊”照顾下，申明理的学术之路也走上正轨，而聂致远和曹小慧是在经历艰难坎坷后固守自己学术底线的学者。小说中出现的权力决定学术资源和评审话语权的现象使得空有学术能力的曹小慧一类的大学教师成为学术贫民，让他们这些把学术当作精神寄托的知识分子因为现实的打击有些迷茫和焦虑。
新世纪大学题材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当今大学教师的一些生存现状，揭示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焦虑，也反映出作家对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和一些高校弊端的反思，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改变自身困境任重道远。
对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关注成为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创作的题材，他们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群像，对知识分子群体因为物质生存而产生的焦虑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无论是挣扎在体制边缘的大学教师、徘徊在官场的小科员还是在大城市漂泊的普通本科畢业生都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焦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生活常态。
新世纪（21世纪）小说中对高校题材知识分子生存困境描写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大学教师在体制中的挣扎。阎真《活着之上》主人公聂致远在权力的缝隙中经历了种种生存的艰辛，史生荣的“大学系列”作品——《大学潜规则》《所谓大学》《所谓教授》，揭示出一些“混”得如鱼得水的大学教授的腐败生活，对青年教师的生存焦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张者的《桃李》《桃花》《桃夭》描写了大学校园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心酸之路，葛红兵的《沙床》、邱华栋的《教授》也把目光聚焦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大学校园，透过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展现，把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内心理想与现世境遇之间的矛盾困境、痛苦焦虑书写得淋漓尽致。
在大众眼中，大学教师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他们收入相对较高、福利待遇好，工作量少还可以拥有寒暑假。但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 134人参与）显示，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焦虑，大学教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其焦虑心态也就不言而喻。他们在体制内的挣扎表现在个人情感的困扰，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商品化”以及学术评价机制所引发的生存窘境，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使得当代高校教师群体面临21世纪的“物质生存焦虑”。
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是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往往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信仰，始终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然而，生存环境的艰难让知识分子曾经的正义感和道德标尺不得不让位于权力和金钱，这种对环境的无力感明显地体现在一些青年教师身上。“青椒”是他们对自己自嘲的称呼，他们多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在高校谋得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却依旧面临较为沉重的生存压力。高额房价的压力是他们首先需要面临的困境。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会发布的高校教师收入调查显示，年收入15万元以下的高校教师占85.9%，而青年教师中近1/4收不抵支。《大学潜规则》中的申明理和曹小慧就是典型的“青椒”代表，他们的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工作十年依旧是讲师的他们挣扎着成为了“房奴”，曹小慧为此不得不拼命上课来增加收入。而申明理也不得不改变自身的生活轨迹，放下了曾经的道德坚守，向权贵的代表鲁英俊、朱雪梅一类人靠拢。生存的压力还使得夫妻之间的情感出现嫌隙，不断的彼此猜忌、争吵导致夫妻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进程也推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使得知识本身也逐渐带有商品色彩，知识的价值与市场的需求和消费性密切相关。这种新型的知识评价标准使得迎合市场、消费性强的知识扬帆远航，却让“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型知识分子、“经济效益产值低”的人文学者面临生存困境和价值定位的迷茫。《教授》中的经济学教授赵亮，在经济界呼风唤雨，拥有别墅、豪车，拿着高额的讲课费，平时结交的是交政、商界的名流。对比之下，古典文学教授段刚的生活虽不至困窘，却也让这个人文学者陷入知识的价值是否只应与市场相关的迷茫之中。同样，《所谓教授》中，刘安定与宋义仁的学术研究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市场需求的转变使他们二人的生存境遇也相互转换。起初，宋义仁的研究因成功地顺应了市场，科研项目在西台县得到实践和推广，让宋义仁名利双收，而没有市场前景和项目支撑的刘安定则生活困窘。随着宋义仁培育的新型黑猪出现难以克服的疾病，而刘安定在白明华的帮助下逐渐打开市场，二人的生存境遇和地位出现了彻底的反转。市场化使得知识出现了“商品化”趋势，能否转化成经济效益是知识的最终价值，这导致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对市场的依赖性过大，也使得部分知识分子从对真理的追求转变为对市场的迎合，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学术创新和科技发展。
社会转型期使市场成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如果说这是让一些拥有知识、学术能力却没有迎合市场的刘安定、曹小慧、申明理、段刚处于生存困境的幕后黑手，那高校体制行政化则是点燃知识分子向权力倒戈的导火线。聂致远是阎真《活着之上》中的主人公，他在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与上级领导权力的压制中产生了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价值需要得到权力的肯定才能得以实现，生存的本能使他不得不向权力靠拢，违背内心地偏袒班里的“官二代”范晓敏;而来自知识分子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焦虑。申明理、宋义仁、聂致远等人学术能力强却没有权力加身，需要依靠鲁英俊、白明华、蒙天舒等权力拥有者，才可以得到施展能力的机会。诚如宋义仁所说，“教授不带长，放屁也不响”。21世纪高校题材小说中，作家以敏锐洞察力和观察力反映出高校知识分子的物质生存焦虑和发展困境，折射出当下高校市场化、行政化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高校以学术为职称评价标准和导向的政策机制，使得学术研究和创新成为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这也与知识分子科研成果、职称评审、工资福利直接关联。因此，学术创新成为大学教师的重中之重，而伴随市场化产生的一些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则使得他们的学术之路面临困境。“如果想往上只有去跟掌握资源的套近乎走关系，这甚至比这件事本身还难，因为我始终不是一个可以放下知识分子良知的人。”这种不良现象让聂致远受到长时间的心理折磨，家庭和生存的压力与他无法抛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操守的挣扎，让他在评职称的路上备感焦虑。
刘安定、申明理、聂致远、曹小慧他们学术能力强且专心科研，但在项目申请、课题申报、职称评定之路上遭遇很多坎坷，使得生活困窘。体制内的困境使处在生存焦虑中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靠拢权力或是清苦坚守。在多年职称评审无法通过之后，刘安定为了仕途顺利讨好朱校长，把自己实验多年的科研成果拱手相让，得到权力的青睐，他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在得到鲁英俊的“特殊”照顾下，申明理的学术之路也走上正轨，而聂致远和曹小慧是在经历艰难坎坷后固守自己学术底线的学者。小说中出现的权力决定学术资源和评审话语权的现象使得空有学术能力的曹小慧一类的大学教师成为学术贫民，让他们这些把学术当作精神寄托的知识分子因为现实的打击有些迷茫和焦虑。
新世纪大学题材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当今大学教师的一些生存现状，揭示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焦虑，也反映出作家对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和一些高校弊端的反思，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改变自身困境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