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前，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开会的干部络绎不绝。农村的干部们带着被褥，骑车或步行到县城大礼堂。开会的人多，吃住要分三处：大礼堂、大食堂和县中学。会议餐需要的粮、油由县粮食局统一调拨，一般既不能剩，也不能超。大食堂一般早晚都是大锅熬稀饭，午饭有四、五个炒菜，主食是馒头。散会了上千人一起吃饭，饭厅、街上、后院里都是人。到晚上，饭厅里的桌椅撤出去，地上铺上麦秸、褥子，就成了与会者的“床”。
　　食堂的饭菜价格是和县物价局协调确定的，利润率控制在25％左右。食堂需要的面粉和食油从县粮食局购买。猪肉可以从食品公司采购，也可以在集市上买，其他的鸡蛋、蔬菜都靠集市采购。
　　何起跃回忆，那时因为没有竞争，完全是官商作风。不过在康润章的记忆里，六十年代的时候，大食堂的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职工们上下班也没有固定钟点，只要有客人就一直开门服务。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服务态度才逐渐变差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蠡县逐渐形成了对立的“造反总部”和“遵义兵团”两大派。开始时“总部派”控制县城，处在上风。大食堂是总部派的重要根据地，外县来串连、支援的人员，都由大食堂招待吃喝。大食堂里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是总部派。但遵义派后来居上，1970年彻底夺权。大食堂的总部派都被清算，何起跃等一部分人被赶回了老家务农；康润章等则进了“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才回大食堂继续工作。
　　七十年代初是大食堂变化较大的时期。县商业系统统一招了一次工，由于是遵义派“掌权”，这次招的大都是遵义派子弟，大食堂一下子添了几十个人。就在这段时间，商业系统的大食堂、理发馆、浴池、照相馆联合成立了饮食服务公司，既归县商业局领导，又和保定地区的饮食服务公司有垂直关系。县供销社本来在县城南北关各有一个小食堂，这次也一并划归了大食堂。
　　
　　到1978年，文革期间的政策得到纠正，回家务农的总部派职工陆续回来上班，大食堂人数达到百余人。大食堂开始选些年轻职工，到保定地区饮食服务公司接受技能培训。饭菜陆续新添了面条、饺子等花样，又新开了饺子馆、夜宵馆，大食堂走到了它回光返照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