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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经济安全：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锐不可挡的狂飙之势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逐渐消除了各国间的各种壁垒和阻碍，使世界各国经济关联性与依存性不断增强，并把世界竞争推向了极至化和白炽化。从最根本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势必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削弱国家对经济安全的保护能力。加之“全球治理”严重滞后，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经济“普遍联系之网”，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成为一种跨国界转移因子，通过“链条效应”和“蝴蝶效应”在全世界迅速扩散，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不堪了。1994年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7月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两次危机不仅对墨、泰两国经济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而且对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巨大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表示要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1996年，俄罗斯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经济安全保障，就不可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任何一项任务”，力求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保证俄罗斯的经济在不受威胁的状态下持续发展。日本向来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较早把经济安全列入国家综合安全战略，把经济安全保障置于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中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经济安全保障，保证对外经济安全，增加国内资源与能源储备，提高自给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诫人们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研究机构都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从国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和学界开始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以及产业安全等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经济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具体说来，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指国内(本土)经济安全，即一国能够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均衡、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主权不受分割，能够抗御外来干扰和冲击，使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经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稳定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一个规避风险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效益的问题，即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更大的开放效益。也就是说，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国家经济主权能否独立，政府能否有效实现对本国经济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否会中断，国民经济体系能否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外部风险的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是否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与破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强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素和国家整体经济是否安全。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二是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所谓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所谓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
所谓战略资源是指对一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保障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源。它包括国土资源、石油资源、水资源、粮食和稀有金属以及外汇储备等。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资源总体状况是“人均占有量较少且分布不均”。我们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8.3%、天然气4.1%、铜25.5%、铝9.7%。从分布来看：存在“南边缺煤，东边缺电，北方缺水，西部缺财”，因而长期存在着“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财西引”的状况。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威胁我国战略资源安全。比如，我国有石油安全就面临严峻挑战。石油号称工业的“血液”，为世界第一战略资源。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专家预测，我国实际石油生产的最大增长可能仅为2亿多吨，可实际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3亿多吨，2020年有可能突破4亿多吨。也就是说，石油的实际生产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2003年，我国从海外进口的石油和成品油就超过1亿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扫除了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削弱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降低国家货币政策效率，增强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因而增大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我将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做了简单的比喻：小国就如小船。放开资本市场就是让它们在恶劣的大海上漂泊。即使船上有优秀的船长，即使船只状况良好，它们也有可能被大风大浪倾覆。从我国金融的现状来看，仍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表现：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较高，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强劲；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较快，对某些发展过热行业、地区及少数集团企业的授信集中度较高，关联授信融资也比较严重，风险集中暴露和快速蔓延的机率较大；四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对混业经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后的风险管理控制做好充分准备；五是金融监管当局还不能很好做到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还存在着许多监管的真空，还难以有效防止风险的聚积与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大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必然对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产业的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民族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产业无论在技术水平、经营规模和效率上，还是在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投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着较大差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战略的改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一是国内的薄弱产业或幼稚产业受到冲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有可能受制于人。二是外资企业大量抢占中国市场。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133个行业，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有57个行业。在支柱产业、机床产业，中国已失去62％的市场份额，移动通讯市场95％被外资占领，计算机和集成电路75％—80％属于舶来品，传真机和摄影机外资占有率分别为98％和99％。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时，总是把核心技术保留在本国，而把那些硬件或非核心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大脑—躯干”的梯度产业结构，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威胁我国产业安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宇宙空间及其全部物质要素的整体发展不受或少受破坏或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自然活动的非理性扩张的恶果。生态危机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一旦大范围的生态危机形成，最终将导致人类与自然难以为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态势居高不下，“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同时并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锐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工业化模式，与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相结合，便产生了“污染转移的梯度效应”和“贫困转移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将自己的高消耗建立在他国的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并以邻为壑，通过种种手段转嫁环境危机，从而使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生态环境安全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宣称：环境威胁应当被视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降低我国环境的承载力，一方面加重我国环境负担，使生态环境问题逐步上升成为关系国家生存和安危的生态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信息安全
目前，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同步构建网络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多种信息传递网络已经在国民经济的许多产业部门建立和运行。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既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又为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由于我国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芯片及应用系统、数据库等方面受制于人，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网络经济及信息安全问题面临严峻威胁。
◆ 观念与制度重塑：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安全不仅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而且事关国家主权和政局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都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国家大安全战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总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由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二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架构仍无所定，“一超诸强、多元争极”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美国单极主导的秩序框架仍阴影重重，亦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体系，使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一起构成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忽视经济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同时，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威望和地位，为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没有安全的经济环境，没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革就没有保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顺利发展。但是，发展本身并不一定等于安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发展有可能被别人看成威胁的来源，从而作为对手来对付，增加其安全的压力，并导致整体安全环境的恶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美国、欧盟把中国当作“潜在威胁来源”和“竞争对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构建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增强应付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迅速反应能力和临界处理能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具备的物质力、精神力和协同力的合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或尺度。首先，它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其次，它是国家这个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内部自身的运动形成的现实的、综合的力量。再次，它是有方向、大小和作用体的矢量，一国的基本实力就是国力的载体，一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综合国力的方向。其大小就是各构成要素按国家利益的方向合成的总量。最后，综合国力的强弱在某一特定时点上不决定于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国家战略的制定则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是在发展思路上，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能力，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二是在发展战略上，要坚持自力主导型发展战略，把我们的基点放在自力主导型基础之上，发挥后发优势，把引进与创新结合起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防止外资控制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三是在发展进程上，要立足于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竞争是凭“实力说话”，对于弱者没有什么安全可言。没有实力必须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经济体制与人力资源开发竞争力，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实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加强制度创新，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
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不安全，是由于制度非均衡造成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使世界经济规则缺失或无效，增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国内经济制度安排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规则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加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供给，从制度上构建21世纪的经济安全防御体制和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能出现的危机，充分把握和评价各种风险因素以及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对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跟踪，以便迅速捕捉危机先兆。二是建立我国经济安全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指标、金融安全指标、外贸安全指标以及产业安全指标等。在严格按照WTO协议和规则开放市场的同时，结合反垄断措施，建立对国内市场集中度的监控机制，通过确保充分竞争，防范外国企业或外国商品在一些关键性产品市场形成潜在的操纵能力。三是建立国家的经济安全保证体系，综合利用各种因素，构建一套迅速反应机制，切实保证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四是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如现代网络系统安全法等防御性安全法规和国家经济紧急动员法等应急性法规，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依法建立反危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机制和应急机制，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法制化轨道。五是为了防止出现战略性经济资源过分对外依赖的局面，应当根据我国的资源占有和需求情况，建立一定规模的国家经济资源战略储备和保障体系，从而为国家经济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雪 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锐不可挡的狂飙之势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逐渐消除了各国间的各种壁垒和阻碍，使世界各国经济关联性与依存性不断增强，并把世界竞争推向了极至化和白炽化。从最根本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势必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削弱国家对经济安全的保护能力。加之“全球治理”严重滞后，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经济“普遍联系之网”，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成为一种跨国界转移因子，通过“链条效应”和“蝴蝶效应”在全世界迅速扩散，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不堪了。1994年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7月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两次危机不仅对墨、泰两国经济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而且对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巨大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表示要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1996年，俄罗斯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经济安全保障，就不可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任何一项任务”，力求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保证俄罗斯的经济在不受威胁的状态下持续发展。日本向来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较早把经济安全列入国家综合安全战略，把经济安全保障置于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中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经济安全保障，保证对外经济安全，增加国内资源与能源储备，提高自给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诫人们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研究机构都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从国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和学界开始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以及产业安全等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经济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具体说来，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指国内(本土)经济安全，即一国能够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均衡、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主权不受分割，能够抗御外来干扰和冲击，使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经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稳定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一个规避风险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效益的问题，即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更大的开放效益。也就是说，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国家经济主权能否独立，政府能否有效实现对本国经济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否会中断，国民经济体系能否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外部风险的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是否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与破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强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素和国家整体经济是否安全。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二是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所谓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所谓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
所谓战略资源是指对一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保障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源。它包括国土资源、石油资源、水资源、粮食和稀有金属以及外汇储备等。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资源总体状况是“人均占有量较少且分布不均”。我们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8.3%、天然气4.1%、铜25.5%、铝9.7%。从分布来看：存在“南边缺煤，东边缺电，北方缺水，西部缺财”，因而长期存在着“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财西引”的状况。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威胁我国战略资源安全。比如，我国有石油安全就面临严峻挑战。石油号称工业的“血液”，为世界第一战略资源。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专家预测，我国实际石油生产的最大增长可能仅为2亿多吨，可实际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3亿多吨，2020年有可能突破4亿多吨。也就是说，石油的实际生产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2003年，我国从海外进口的石油和成品油就超过1亿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扫除了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削弱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降低国家货币政策效率，增强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因而增大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我将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做了简单的比喻：小国就如小船。放开资本市场就是让它们在恶劣的大海上漂泊。即使船上有优秀的船长，即使船只状况良好，它们也有可能被大风大浪倾覆。从我国金融的现状来看，仍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表现：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较高，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强劲；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较快，对某些发展过热行业、地区及少数集团企业的授信集中度较高，关联授信融资也比较严重，风险集中暴露和快速蔓延的机率较大；四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对混业经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后的风险管理控制做好充分准备；五是金融监管当局还不能很好做到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还存在着许多监管的真空，还难以有效防止风险的聚积与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大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必然对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产业的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民族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产业无论在技术水平、经营规模和效率上，还是在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投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着较大差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战略的改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一是国内的薄弱产业或幼稚产业受到冲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有可能受制于人。二是外资企业大量抢占中国市场。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133个行业，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有57个行业。在支柱产业、机床产业，中国已失去62％的市场份额，移动通讯市场95％被外资占领，计算机和集成电路75％—80％属于舶来品，传真机和摄影机外资占有率分别为98％和99％。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时，总是把核心技术保留在本国，而把那些硬件或非核心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大脑—躯干”的梯度产业结构，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威胁我国产业安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宇宙空间及其全部物质要素的整体发展不受或少受破坏或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自然活动的非理性扩张的恶果。生态危机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一旦大范围的生态危机形成，最终将导致人类与自然难以为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态势居高不下，“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同时并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锐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工业化模式，与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相结合，便产生了“污染转移的梯度效应”和“贫困转移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将自己的高消耗建立在他国的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并以邻为壑，通过种种手段转嫁环境危机，从而使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生态环境安全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宣称：环境威胁应当被视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降低我国环境的承载力，一方面加重我国环境负担，使生态环境问题逐步上升成为关系国家生存和安危的生态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信息安全
目前，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同步构建网络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多种信息传递网络已经在国民经济的许多产业部门建立和运行。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既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又为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由于我国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芯片及应用系统、数据库等方面受制于人，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网络经济及信息安全问题面临严峻威胁。
◆ 观念与制度重塑：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安全不仅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而且事关国家主权和政局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都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国家大安全战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总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由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二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架构仍无所定，“一超诸强、多元争极”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美国单极主导的秩序框架仍阴影重重，亦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体系，使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一起构成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忽视经济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同时，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威望和地位，为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没有安全的经济环境，没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革就没有保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顺利发展。但是，发展本身并不一定等于安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发展有可能被别人看成威胁的来源，从而作为对手来对付，增加其安全的压力，并导致整体安全环境的恶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美国、欧盟把中国当作“潜在威胁来源”和“竞争对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构建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增强应付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迅速反应能力和临界处理能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具备的物质力、精神力和协同力的合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或尺度。首先，它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其次，它是国家这个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内部自身的运动形成的现实的、综合的力量。再次，它是有方向、大小和作用体的矢量，一国的基本实力就是国力的载体，一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综合国力的方向。其大小就是各构成要素按国家利益的方向合成的总量。最后，综合国力的强弱在某一特定时点上不决定于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国家战略的制定则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是在发展思路上，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能力，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二是在发展战略上，要坚持自力主导型发展战略，把我们的基点放在自力主导型基础之上，发挥后发优势，把引进与创新结合起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防止外资控制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三是在发展进程上，要立足于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竞争是凭“实力说话”，对于弱者没有什么安全可言。没有实力必须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经济体制与人力资源开发竞争力，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实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加强制度创新，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
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不安全，是由于制度非均衡造成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使世界经济规则缺失或无效，增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国内经济制度安排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规则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加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供给，从制度上构建21世纪的经济安全防御体制和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能出现的危机，充分把握和评价各种风险因素以及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对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跟踪，以便迅速捕捉危机先兆。二是建立我国经济安全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指标、金融安全指标、外贸安全指标以及产业安全指标等。在严格按照WTO协议和规则开放市场的同时，结合反垄断措施，建立对国内市场集中度的监控机制，通过确保充分竞争，防范外国企业或外国商品在一些关键性产品市场形成潜在的操纵能力。三是建立国家的经济安全保证体系，综合利用各种因素，构建一套迅速反应机制，切实保证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四是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如现代网络系统安全法等防御性安全法规和国家经济紧急动员法等应急性法规，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依法建立反危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机制和应急机制，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法制化轨道。五是为了防止出现战略性经济资源过分对外依赖的局面，应当根据我国的资源占有和需求情况，建立一定规模的国家经济资源战略储备和保障体系，从而为国家经济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雪 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