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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青年到战地记者,他在枪林弹雨中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延安保卫战。200万字的战地日记,成就了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部“英雄史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陕西省韩城市城西一公里处,有座山叫象山,海拔600米左右,因其形状如大象而得名。
象山顶上有座亭子,亭子西边不到20米的山坡上,是一块宁静的墓地。韩城人走到这里,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长眠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杜鹏程。
2009年,当电视剧《保卫延安》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时,很多人都想起了杜鹏程,想起了他那部被称为“英雄史诗”的红色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部经典,杜鹏程曾经付出的心血,曾经获得的荣耀,以及曾经为此经受的波折和苦难。
秀才当了兵
1921年3月28日,杜鹏程出生在韩城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杜红喜。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杜鹏程幼年只在私塾与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13岁那年就到县城一家店铺当了学徒。
韩城是有名的“文史之乡”,汉有司马迁,清有名相王杰,当地有句俗语:“上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传明代韩城解家村有弟兄五人,三位兄长先后中了进士,两位弟弟又先后中举和选为贡生,留下“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的佳话。杜鹏程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和传说长大,立志读书成名。
1 935年,杜鹏程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好差事,到离家二十里的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在这里,杜鹏程不仅学到了一些基础课程,也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1937年抗战爆发时,杜鹏程参加了一个由进步教师倡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一名小队长,从事抗日宣传。
1 938年6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县城贴出了招生布告,杜鹏程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所穷人也能上得起的学校。其实,当时招生的只是抗大的分校,杜鹏程由于年龄太小,被抗大分校选送到延安鲁迅师范学校读书。就这样,17岁的杜鹏程来到了延安,揭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
从鲁迅师范学校毕业后,杜鹏程被分配到延川县农村工作,不久又被调回延安抗大学习。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也有机会阅读到许多世界名著,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夏,杜鹏程被派到延安城关的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并于次年10月入了党。
杜鹏程喜欢写作,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尝试编秧歌剧,也写了不少散文、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有的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段时间,他还用过“司马君”这个笔名。
1946年底,杜鹏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所属的西北新闻社工作。半年后,他被派往前线,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成为新华社随军战地记者。
对社鹏程来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勤奋的战地记者
就在这一年,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了。
胡宗南指挥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此时,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余人,而且装备很差。杜鹏程跟随主力部队在陕北与敌军周旋,亲历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搏斗。据杜鹏程后来回忆,在他到达部队的几个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竞由原来的90多入锐减为10多人。
在此期间,杜鹏程才真正走近和熟悉了那些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战士们。平时,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教他们读书识字,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在战场上,他们一起经受枪林弹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当时就在六连,除了王老虎,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士,杜鹏程都能叫上他们的名字。
战争是残酷的,杜鹏程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朝夕与共的战友倒在了自己身边: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枢,在榆林三岔弯战斗中壮烈牺牲;有个叫许柏龄的指导员,临上战场前留给杜鹏程写给党支部和母亲的信,再也没有回来;曾经给过他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也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老乡的锅台上,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杜鹏程一次次含着热泪,在日记中写下了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以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故事。几年间,他一共写下了近200万字的日记和素材,还有几十万字的各类新闻作品和剧本等。其中,他1 948年创作的歌剧《宿营》,曾被解放区的很多文工团排演,并在《群众文艺》上发表,后来还发行了单行本。
在转战延安的那几年,杜鹏程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对这位神话般的“彭大将军”崇拜不已。但是,他惟一一次近距离听彭德怀讲话,则是1948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间窑洞里。那天,全体前线记者聚集在窑洞中,听彭德怀讲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讲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讲话中,彭德怀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彭德怀的这次讲话给杜鹏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为彭老总写下了这样一段表白:陈兴允同志,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它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角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但是,杜鹏程绝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命运竟与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浪漫情侣赴新疆
在激情燃烧的战争年代,杜鹏程还幸运地收获了浪漫的爱情。
延安保卫战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和各路大军一起发起了大反攻。杜鹏程跟随部队向西节节推进,于1949年5月来到了获得解放的陕西武功县。
在西北农学院,部队文工团演出了由杜鹏程创作的五幕歌剧《劳动人民的子弟》,学生们看得热血沸腾。演出一结束,许多学生就踊跃报名参军,其中一位16岁的小女生也报了名。这个小女生就是在农学院附中读书的张文彬。
祖籍山东的张文彬对故乡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抗战时期,她随姐姐流落到汉中,被姐姐送入收留难童的西北儿童教养院。报名参军后,她被安排到部队文工团,接着又调到二军四师政治部工作。她当时并不知道,杜鹏程的组织关系也在四师政治部。
一个月之后的扶眉战役期间,杜鹏程与张文彬相识,并很快陷入爱河。
1 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他随同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 不久,他从部队转业,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
在迪化,杜鹏程与张文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婚第二天,夫妻俩便随同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在一间刚接收的平房里安下了家。这间四面透风的“新房”,同时也是杜鹏程的办公室和写作间。
初到喀什,杜鹏程忙得不可开交,要筹办维文报纸,要带领记者搞社会调查,还跟随部队参加了多次追剿残匪的战斗,和战士们一起穿越沙漠、草原、戈壁。写下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杜鹏程总是习惯性地打开那个从延安带到新疆的马褡子。马褡子里是他保存的战友的遗物,以及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记下的战地日记。睹物思人,他的眼前时时浮现出牺牲的战友们的面孔和一幕幕难忘的战斗场面,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时任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也支持杜鹏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他对杜鹏程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英雄史诗”的诞生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杜鹏程决定下笔创作了。
可是,等到真正下了这个决心,杜鹏程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艰巨和浩瀚的工程。“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杜鹏程后来回忆说,“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杜鹏程手头可供参考的资料除了当年的毛主席著作、战报、历次战役总结、新华社的述评与社论,就是他保存的战地日记。那时,喀什纸张奇缺,妻子张文彬就特别留心为他搜罗纸张,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旧报纸、标语以及老百姓糊窗户的麻纸等。为了节省着用,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稿纸”上写作时,总是把字写得很小。每次进出小屋,他都要从成捆的材料和废纸上跳过去,还幽默地将此比喻为“翻山越岭”。
1950年底,历时9个多月艰难创作,杜鹏程终于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初稿。据杜鹏程自己回忆,草稿完成的当天,他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才睡醒。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他便拉上几个记者一同上街吃羊肉包子,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超常的饭量,令同事们大惊失色。有位记者过后告诉张文彬:“你家老杜可不得了,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是吃,简直是在喝油。”
初稿刚刚完成,杜鹏程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那时,要从冰天雪地的喀什回到黄河岸边的韩城,少说也得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杜鹏程近乎绝望地找到了兵团司令,没想到兵团司令竟破例让他搭乘一架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惟一的军用飞机赶到了西安。接着,他又在风雪中步行数日,才回到阔别12年的故乡。
若干年后,杜鹏程这样回忆起当时回家时的情景:“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像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炕角放着一个破瓦罐,那里头放着我多年来在戎马倥偬之中,给母亲写来的一封封盖着‘军邮’戳记的书信。”
当时回家的杜鹏程身上,除了腰里的手枪,就是背上的一捆手稿。办完了母亲的丧事,他搬到了县政府的院子里去住。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手稿又修改了一遍。但是,他发现稿子还远远不能让他满意。他痛下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写, “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品。”于是,他又背起稿子,到母亲的新坟前默默告别后,返回了新疆。
此后4年间,杜鹏程九易其稿,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压缩为17万宇;又把17万字改写成4075-字,再把40万字变为30多万字。“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杜鹏程说,“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拼命地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1 953年春,总政文化部设法将杜鹏程从新疆借调到北京,让他用了一年时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书稿,最后确定以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出版之前,《解放军文艺》在1954年一、二期分别选发了其中的“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
《保卫延安》出版前后,受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重视和肯定。冯雪峰当时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在收到素不相识的杜鹏程寄来的一份打印稿后,兴奋得夜不能眠,给杜鹏程连回两封信,约他到自己家里一谈。当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感叹地说:“还是个青年,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的文章,真是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冯雪峰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估价:“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辉煌,但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当晚他们谈到凌晨3点,第二天冯雪峰又打电话给杜鹏程,约他再谈一次。
1 954年6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1 956年和1958年又两次再版,累计印数高达400余万册。一位评论家认为,“刚刚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读者,对《保卫延安》的喜爱和痴迷是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和难以体会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食粮。”
《保卫延安》的命运
《保卫延安》出版后,冯雪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分两期发表在当年《文艺报》上,他认为在反映人民战争方面“真正可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张文彬前不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有位学者对《保卫延安》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学者的观点是:《保卫延安》还开创了我国白话战争题材小说的先河。
随着《保卫延安》的出版和畅销,杜鹏程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被调到陕西作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当选中国作协理 事。
回到陕西后,杜鹏程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短篇小说《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作品。其中,《在和平的日子里》被评为承上启下的力作,后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夜走灵官峡》还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然而,正当这个文学新人在讴歌和庆幸人生最美好的年代时,一场厄运突然降临。
1 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批判。由于描写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杜鹏程和他的《保卫延安》自然受到牵连。《保卫延安》被明文规定停止出版发行,就地销毁,罪名是“授意为彭德怀树碑立传”。
不过,杜鹏程真正大祸临头,还是1966年以后。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杜鹏程早年曾戴过“八路”、“解放”臂章的胳膊上,被换上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早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成了他被批斗的现场,不明真相的学生向他吐唾沫,抛石头……
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题为《<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文章。随即,全国范围内对《保卫延安》长达数年的大规模批判和围剿开始了。此时,不仅杜鹏程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他当年所在部队的许多领导和战友也为此受到冲击和审查。
最令杜鹏程痛心的是,为《保卫延安》倾注了很大心血的冯雪峰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1976年1月,冯雪峰在经受了一连串打击之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杜鹏程得知冯雪峰逝世的消息时,追悼会已经开过10多天了。当时杜鹏程正躲在家乡“苟全性命”,他手攥着电报,独自默立崖畔,面对滔滔的黄河水,任凭热泪横流……
1978年1 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保卫延安》及杜鹏程也恢复了名誉。1979年,《保卫延安》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杜鹏程将冯雪峰的评论《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了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他在重印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
1991年1 0月26日,杜鹏程因心脏病突发,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7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张文彬没有播放哀乐,而是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丈夫送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次年,在杜鹏程的家乡,韩城市委、市政府在风景秀丽的象山公园为其建墓立碑。碑文中写道:杜鹏程同志“是韩城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文学巨人”。
文学巨匠的身后事儿
去年,电视剧《保卫延安》播出后不久,本刊记者拨通了居住在上海的张文彬老人的电话。
“电视剧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不懂电视剧创作,不好对此做出什么评论。”张文彬老人在电话里很诚恳地说,“不过,电视剧我看了,有些地方还是很感动人的。电视剧播出后,我接到很多原部队战友和老同志打来的电话,有的甚至以前还不认识,都表示十分高兴。毕竟,这段历史是全国解放的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成立的起点。将这部作品搬上荧屏,是非常鼓舞人和感动人的大事,同时也是对老杜和这部作品的肯定。”在谈到《保卫延安》的英雄主义倾向时,张文彬老人说:“战争年代,我们不宣传英雄宣扬什么?部队是要打仗的,不当英雄怎么能打胜仗?就像我们现在宣传的拼搏精神,不想当冠军,就永远拿不到冠军。”
据张文彬老人介绍,将《保卫延安》改编成影视剧的尝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后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这次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改编和拍摄,曾经征求她的意见,她很支持,并授权改编。改编和制作她没有参与,因而很多具体的情况也不了解,她只知道这部电视剧后来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张文彬老人现随女儿居住在上海,有时也会回到西安小住一段时间。去年,她还到韩城看望了杜鹏程的侄子(堂兄之子)杜天海。杜鹏程是个独子,自小与伯父家的四个孩子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据记者了解,现在保存的杜鹏程故居,其实是杜鹏程堂兄院子里的一座房屋,是解放后由杜鹏程资助建起来的。“文革”期间,杜鹏程还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日前,本刊记者与张文彬老人再次通了电话,她告诉记者,“文革”时她也曾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杜鹏程的好朋友、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女儿,躲在杜鹏程的一个堂妹家,她把杜鹏程视若生命的战地日记就藏在这个堂妹家里。“那里地处山区,不用担心有人来骚扰和迫害。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不该成为秘密的秘密。”张文彬老人感慨地说。
与杜鹏程一样,张文彬也是一生痴迷文学。“虽然没能写出特别有影响的作品,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一直朝着自己的愿望在走。”张文彬说。
其实,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张文彬也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她的笔名叫“问彬”,20多年前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心祭》曾颇受好评,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残月》。她发表作品并不多,因为编辑才是她的主业。杜鹏程逝世一周年时,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她编辑的《杜鹏程文集》。紧接着,她又将杜鹏程42万字的采访资料编辑成《战争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她在1992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推出了最新版的四卷本《杜鹏程文集》……
杜鹏程的两个孩子并未子承父业。女儿杜稚1979年考入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后入南开大学进修社会学,2000年调入上海某医学院,现弃医从商。杜稚有一个女儿,今年刚刚被复旦大学录取。杜稚告诉记者,弟弟杜微现定居美国,是一家公司的副总。杜微有两个男孩,一个12岁,一个才9岁。
在陕西省韩城市城西一公里处,有座山叫象山,海拔600米左右,因其形状如大象而得名。
象山顶上有座亭子,亭子西边不到20米的山坡上,是一块宁静的墓地。韩城人走到这里,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长眠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杜鹏程。
2009年,当电视剧《保卫延安》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时,很多人都想起了杜鹏程,想起了他那部被称为“英雄史诗”的红色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部经典,杜鹏程曾经付出的心血,曾经获得的荣耀,以及曾经为此经受的波折和苦难。
秀才当了兵
1921年3月28日,杜鹏程出生在韩城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杜红喜。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杜鹏程幼年只在私塾与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13岁那年就到县城一家店铺当了学徒。
韩城是有名的“文史之乡”,汉有司马迁,清有名相王杰,当地有句俗语:“上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传明代韩城解家村有弟兄五人,三位兄长先后中了进士,两位弟弟又先后中举和选为贡生,留下“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的佳话。杜鹏程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和传说长大,立志读书成名。
1 935年,杜鹏程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好差事,到离家二十里的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在这里,杜鹏程不仅学到了一些基础课程,也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1937年抗战爆发时,杜鹏程参加了一个由进步教师倡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一名小队长,从事抗日宣传。
1 938年6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县城贴出了招生布告,杜鹏程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所穷人也能上得起的学校。其实,当时招生的只是抗大的分校,杜鹏程由于年龄太小,被抗大分校选送到延安鲁迅师范学校读书。就这样,17岁的杜鹏程来到了延安,揭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
从鲁迅师范学校毕业后,杜鹏程被分配到延川县农村工作,不久又被调回延安抗大学习。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也有机会阅读到许多世界名著,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夏,杜鹏程被派到延安城关的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并于次年10月入了党。
杜鹏程喜欢写作,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尝试编秧歌剧,也写了不少散文、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有的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段时间,他还用过“司马君”这个笔名。
1946年底,杜鹏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所属的西北新闻社工作。半年后,他被派往前线,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成为新华社随军战地记者。
对社鹏程来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勤奋的战地记者
就在这一年,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了。
胡宗南指挥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此时,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余人,而且装备很差。杜鹏程跟随主力部队在陕北与敌军周旋,亲历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搏斗。据杜鹏程后来回忆,在他到达部队的几个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竞由原来的90多入锐减为10多人。
在此期间,杜鹏程才真正走近和熟悉了那些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战士们。平时,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教他们读书识字,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在战场上,他们一起经受枪林弹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当时就在六连,除了王老虎,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士,杜鹏程都能叫上他们的名字。
战争是残酷的,杜鹏程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朝夕与共的战友倒在了自己身边: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枢,在榆林三岔弯战斗中壮烈牺牲;有个叫许柏龄的指导员,临上战场前留给杜鹏程写给党支部和母亲的信,再也没有回来;曾经给过他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也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老乡的锅台上,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杜鹏程一次次含着热泪,在日记中写下了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以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故事。几年间,他一共写下了近200万字的日记和素材,还有几十万字的各类新闻作品和剧本等。其中,他1 948年创作的歌剧《宿营》,曾被解放区的很多文工团排演,并在《群众文艺》上发表,后来还发行了单行本。
在转战延安的那几年,杜鹏程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对这位神话般的“彭大将军”崇拜不已。但是,他惟一一次近距离听彭德怀讲话,则是1948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间窑洞里。那天,全体前线记者聚集在窑洞中,听彭德怀讲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讲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讲话中,彭德怀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彭德怀的这次讲话给杜鹏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为彭老总写下了这样一段表白:陈兴允同志,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它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角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但是,杜鹏程绝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命运竟与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浪漫情侣赴新疆
在激情燃烧的战争年代,杜鹏程还幸运地收获了浪漫的爱情。
延安保卫战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和各路大军一起发起了大反攻。杜鹏程跟随部队向西节节推进,于1949年5月来到了获得解放的陕西武功县。
在西北农学院,部队文工团演出了由杜鹏程创作的五幕歌剧《劳动人民的子弟》,学生们看得热血沸腾。演出一结束,许多学生就踊跃报名参军,其中一位16岁的小女生也报了名。这个小女生就是在农学院附中读书的张文彬。
祖籍山东的张文彬对故乡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抗战时期,她随姐姐流落到汉中,被姐姐送入收留难童的西北儿童教养院。报名参军后,她被安排到部队文工团,接着又调到二军四师政治部工作。她当时并不知道,杜鹏程的组织关系也在四师政治部。
一个月之后的扶眉战役期间,杜鹏程与张文彬相识,并很快陷入爱河。
1 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他随同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 不久,他从部队转业,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
在迪化,杜鹏程与张文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婚第二天,夫妻俩便随同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在一间刚接收的平房里安下了家。这间四面透风的“新房”,同时也是杜鹏程的办公室和写作间。
初到喀什,杜鹏程忙得不可开交,要筹办维文报纸,要带领记者搞社会调查,还跟随部队参加了多次追剿残匪的战斗,和战士们一起穿越沙漠、草原、戈壁。写下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杜鹏程总是习惯性地打开那个从延安带到新疆的马褡子。马褡子里是他保存的战友的遗物,以及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记下的战地日记。睹物思人,他的眼前时时浮现出牺牲的战友们的面孔和一幕幕难忘的战斗场面,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时任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也支持杜鹏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他对杜鹏程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英雄史诗”的诞生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杜鹏程决定下笔创作了。
可是,等到真正下了这个决心,杜鹏程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艰巨和浩瀚的工程。“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杜鹏程后来回忆说,“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杜鹏程手头可供参考的资料除了当年的毛主席著作、战报、历次战役总结、新华社的述评与社论,就是他保存的战地日记。那时,喀什纸张奇缺,妻子张文彬就特别留心为他搜罗纸张,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旧报纸、标语以及老百姓糊窗户的麻纸等。为了节省着用,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稿纸”上写作时,总是把字写得很小。每次进出小屋,他都要从成捆的材料和废纸上跳过去,还幽默地将此比喻为“翻山越岭”。
1950年底,历时9个多月艰难创作,杜鹏程终于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初稿。据杜鹏程自己回忆,草稿完成的当天,他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才睡醒。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他便拉上几个记者一同上街吃羊肉包子,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超常的饭量,令同事们大惊失色。有位记者过后告诉张文彬:“你家老杜可不得了,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是吃,简直是在喝油。”
初稿刚刚完成,杜鹏程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那时,要从冰天雪地的喀什回到黄河岸边的韩城,少说也得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杜鹏程近乎绝望地找到了兵团司令,没想到兵团司令竟破例让他搭乘一架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惟一的军用飞机赶到了西安。接着,他又在风雪中步行数日,才回到阔别12年的故乡。
若干年后,杜鹏程这样回忆起当时回家时的情景:“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像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炕角放着一个破瓦罐,那里头放着我多年来在戎马倥偬之中,给母亲写来的一封封盖着‘军邮’戳记的书信。”
当时回家的杜鹏程身上,除了腰里的手枪,就是背上的一捆手稿。办完了母亲的丧事,他搬到了县政府的院子里去住。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手稿又修改了一遍。但是,他发现稿子还远远不能让他满意。他痛下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写, “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品。”于是,他又背起稿子,到母亲的新坟前默默告别后,返回了新疆。
此后4年间,杜鹏程九易其稿,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压缩为17万宇;又把17万字改写成4075-字,再把40万字变为30多万字。“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杜鹏程说,“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拼命地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1 953年春,总政文化部设法将杜鹏程从新疆借调到北京,让他用了一年时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书稿,最后确定以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出版之前,《解放军文艺》在1954年一、二期分别选发了其中的“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
《保卫延安》出版前后,受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重视和肯定。冯雪峰当时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在收到素不相识的杜鹏程寄来的一份打印稿后,兴奋得夜不能眠,给杜鹏程连回两封信,约他到自己家里一谈。当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感叹地说:“还是个青年,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的文章,真是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冯雪峰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估价:“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辉煌,但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当晚他们谈到凌晨3点,第二天冯雪峰又打电话给杜鹏程,约他再谈一次。
1 954年6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1 956年和1958年又两次再版,累计印数高达400余万册。一位评论家认为,“刚刚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读者,对《保卫延安》的喜爱和痴迷是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和难以体会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食粮。”
《保卫延安》的命运
《保卫延安》出版后,冯雪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分两期发表在当年《文艺报》上,他认为在反映人民战争方面“真正可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张文彬前不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有位学者对《保卫延安》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学者的观点是:《保卫延安》还开创了我国白话战争题材小说的先河。
随着《保卫延安》的出版和畅销,杜鹏程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被调到陕西作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当选中国作协理 事。
回到陕西后,杜鹏程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短篇小说《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作品。其中,《在和平的日子里》被评为承上启下的力作,后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夜走灵官峡》还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然而,正当这个文学新人在讴歌和庆幸人生最美好的年代时,一场厄运突然降临。
1 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批判。由于描写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杜鹏程和他的《保卫延安》自然受到牵连。《保卫延安》被明文规定停止出版发行,就地销毁,罪名是“授意为彭德怀树碑立传”。
不过,杜鹏程真正大祸临头,还是1966年以后。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杜鹏程早年曾戴过“八路”、“解放”臂章的胳膊上,被换上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早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成了他被批斗的现场,不明真相的学生向他吐唾沫,抛石头……
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题为《<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文章。随即,全国范围内对《保卫延安》长达数年的大规模批判和围剿开始了。此时,不仅杜鹏程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他当年所在部队的许多领导和战友也为此受到冲击和审查。
最令杜鹏程痛心的是,为《保卫延安》倾注了很大心血的冯雪峰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1976年1月,冯雪峰在经受了一连串打击之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杜鹏程得知冯雪峰逝世的消息时,追悼会已经开过10多天了。当时杜鹏程正躲在家乡“苟全性命”,他手攥着电报,独自默立崖畔,面对滔滔的黄河水,任凭热泪横流……
1978年1 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保卫延安》及杜鹏程也恢复了名誉。1979年,《保卫延安》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杜鹏程将冯雪峰的评论《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了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他在重印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
1991年1 0月26日,杜鹏程因心脏病突发,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7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张文彬没有播放哀乐,而是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丈夫送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次年,在杜鹏程的家乡,韩城市委、市政府在风景秀丽的象山公园为其建墓立碑。碑文中写道:杜鹏程同志“是韩城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文学巨人”。
文学巨匠的身后事儿
去年,电视剧《保卫延安》播出后不久,本刊记者拨通了居住在上海的张文彬老人的电话。
“电视剧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不懂电视剧创作,不好对此做出什么评论。”张文彬老人在电话里很诚恳地说,“不过,电视剧我看了,有些地方还是很感动人的。电视剧播出后,我接到很多原部队战友和老同志打来的电话,有的甚至以前还不认识,都表示十分高兴。毕竟,这段历史是全国解放的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成立的起点。将这部作品搬上荧屏,是非常鼓舞人和感动人的大事,同时也是对老杜和这部作品的肯定。”在谈到《保卫延安》的英雄主义倾向时,张文彬老人说:“战争年代,我们不宣传英雄宣扬什么?部队是要打仗的,不当英雄怎么能打胜仗?就像我们现在宣传的拼搏精神,不想当冠军,就永远拿不到冠军。”
据张文彬老人介绍,将《保卫延安》改编成影视剧的尝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后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这次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改编和拍摄,曾经征求她的意见,她很支持,并授权改编。改编和制作她没有参与,因而很多具体的情况也不了解,她只知道这部电视剧后来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张文彬老人现随女儿居住在上海,有时也会回到西安小住一段时间。去年,她还到韩城看望了杜鹏程的侄子(堂兄之子)杜天海。杜鹏程是个独子,自小与伯父家的四个孩子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据记者了解,现在保存的杜鹏程故居,其实是杜鹏程堂兄院子里的一座房屋,是解放后由杜鹏程资助建起来的。“文革”期间,杜鹏程还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日前,本刊记者与张文彬老人再次通了电话,她告诉记者,“文革”时她也曾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杜鹏程的好朋友、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女儿,躲在杜鹏程的一个堂妹家,她把杜鹏程视若生命的战地日记就藏在这个堂妹家里。“那里地处山区,不用担心有人来骚扰和迫害。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不该成为秘密的秘密。”张文彬老人感慨地说。
与杜鹏程一样,张文彬也是一生痴迷文学。“虽然没能写出特别有影响的作品,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一直朝着自己的愿望在走。”张文彬说。
其实,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张文彬也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她的笔名叫“问彬”,20多年前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心祭》曾颇受好评,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残月》。她发表作品并不多,因为编辑才是她的主业。杜鹏程逝世一周年时,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她编辑的《杜鹏程文集》。紧接着,她又将杜鹏程42万字的采访资料编辑成《战争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她在1992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推出了最新版的四卷本《杜鹏程文集》……
杜鹏程的两个孩子并未子承父业。女儿杜稚1979年考入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后入南开大学进修社会学,2000年调入上海某医学院,现弃医从商。杜稚有一个女儿,今年刚刚被复旦大学录取。杜稚告诉记者,弟弟杜微现定居美国,是一家公司的副总。杜微有两个男孩,一个12岁,一个才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