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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皇帝下令召开一次廷议，命令参与廷议的丞相、御史等公卿大夫，与来自民间的文学贤良讨论有关百姓疾苦的大事。与会的双方就此展开了辩论，辩论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约宣帝十年（公元前64年）左右，做过庐江太守丞的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纪录写成《盐铁论》一书，共计六十篇。
章太炎（1869-1936）先生认为：“汉论著者，莫如盐铁”①，对《盐铁论》在汉代论辩文中的地位评价很高，加以《盐铁论》又具有“究治乱，抑货利，以禆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行之后世”②的政治功效，历代学者对《盐铁论》都有所关注并加以研究。
《盐铁论》，是西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所撰。桓宽，班固《汉书》未曾立传，仅于卷三十《艺文志·诸子·儒家类》与卷六十六《公孙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中有所记载，后世所纂修的方志，都是依据班固《汉书》的传赞与艺文志所言，并没有更详尽的记载。综合《汉书》有关资料可知，桓宽字次公，西汉汝南人。他擅长《春秋》，专治公羊，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桓宽学识博雅，善于属文，将昭帝始元六年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所争论的盐铁、平准、均输、酒榷等言论，条理推衍，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凡六十篇，名曰“盐铁论”。所论虽以食货之事为主，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桓宽是儒生，其基本思想仍以孔孟学说为主，所以在《盐铁论·杂论》（第六十）篇他赞同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余名儒生的论说，主张行王道，尚仁义，站在民间派的立场，借历史抒发心志。由于他“举为郎”及官居庐江太守丞的时间均不详，所以无法据此来考察《盐铁论》成书的具体时间。然而《盐铁论》引用《史记》的现象为我们考证《盐铁论》的创作时间提供了一个参照。
经陈直（1901-1980）先生考证，桓宽《盐铁论》为节括引用《史记》原文的第一部书。③陈直在《史记新证》一书中详细地指出：《盐铁论》中《复古》篇大夫曰“山海之利，以佐助百姓”，《刺权》篇大夫曰“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与用”，以及《复古》篇大夫曰“浮食奇民，……故沮事议者众”三段文字，都是出自《史记·平准书》，化用在《盐铁论》中。针对这些引用，陈直先生认为：“三处皆纪桑弘羊之言，不外三种原因。一为桑弘羊取材于档案，太史公亦摘用档案。二为桑弘羊已见《史记》，为引用《史记》原文最早之一人，弘羊官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中丞，掌兰台秘书，《史记》其时名《太史公书》，尚未宣布，弘羊因管领秘书，故能先见之。三为桓宽著书时，用桑弘羊口气，采摘太史公《平准书》文字，亦未可知。”
全面考察《盐铁论》与《史记》内容近似之处，可以发现《盐铁论》中引称《史记》文字的并不只御史大夫桑弘羊一人，而陈直所提出的三种原因都有存在的可能。
首先，有关桑弘羊的发言，如《盐铁论·复古》：“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大下之藏，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副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刺权》：“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与用。”而《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是：“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复古》《刺权》两篇中的三段文字所记皆武帝元狩四年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上书之言，此时桑弘羊与此二人同朝处事，也曾以“侍中”的身份参与管理财政，所以桑弘羊不需要通过《史记》也可以知晓孔仅、东郭咸阳的言论。因此这种情况与陈直所说的第一种原因相合。
其次，《盐铁论》所记桑弘羊的某些语句确实属于从《史记》中引用而来，如《毁学》篇中已经有称“司马子言”的文字，这明确说明了是从《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另有一些文字虽未明称“司马子言”，但也确实是从《史记》化用而来，如《本议》、《颂贤》中大夫的言论。这种情况即属陈直所言的第二种原因。
再次，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当时司马迁《太史公书》还深藏秘府，尚未流传，而来自民间的文学、贤良应该没有机会看到此书，桑弘羊能够见到《太史公书》，正如陈直所说是由于其职务所便。《盐铁论》一书中确实不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史记》的引称，又有文学、贤良等人的引称，并且还有桓宽本人的引用。这种情况便可说明桓宽已经读过《史记》，并在著述中借文学、贤良之口转引了其中的文字。
王国维（1877-1927）《太史公行年考》认为：《盐铁论》中引《史记·货殖列传》之语，“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④《汉书·司马迁传》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杨恽在“祖述其书”时已被封为平通侯，而《史记》的公开、流传也应在杨恽升迁平通侯之后。考《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摧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霍氏谋反是在公元前66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杨恽升迁平通侯，公开《史记》应当在公元前66年之后。桓宽以庐江太守丞这样低的官职，不可能有机会利用职权所便见到官府秘书，他见到《史记》的时间应在杨恽升迁平通侯，“宣布”《史记》之后。
因此可知《盐铁论》的成书时间应该不早于公元前66年。其大体时间约在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49年（宣帝在位最末一年）之间⑤。
注释：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P84.
②涂祯刻本盐铁论都穆序（转引自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
③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评价[J].四川大学学报，1957，（3）. 此外，经侯外庐等学者考察，桓宽在著述过程中多摹仿《平準书》的写法，此点亦可表明桓宽确实已经读过《史记》，且从中受到一定影响。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参考黑琨.盐铁论成書时间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5）.
（作者单位：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章太炎（1869-1936）先生认为：“汉论著者，莫如盐铁”①，对《盐铁论》在汉代论辩文中的地位评价很高，加以《盐铁论》又具有“究治乱，抑货利，以禆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行之后世”②的政治功效，历代学者对《盐铁论》都有所关注并加以研究。
《盐铁论》，是西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所撰。桓宽，班固《汉书》未曾立传，仅于卷三十《艺文志·诸子·儒家类》与卷六十六《公孙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中有所记载，后世所纂修的方志，都是依据班固《汉书》的传赞与艺文志所言，并没有更详尽的记载。综合《汉书》有关资料可知，桓宽字次公，西汉汝南人。他擅长《春秋》，专治公羊，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桓宽学识博雅，善于属文，将昭帝始元六年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所争论的盐铁、平准、均输、酒榷等言论，条理推衍，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凡六十篇，名曰“盐铁论”。所论虽以食货之事为主，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桓宽是儒生，其基本思想仍以孔孟学说为主，所以在《盐铁论·杂论》（第六十）篇他赞同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余名儒生的论说，主张行王道，尚仁义，站在民间派的立场，借历史抒发心志。由于他“举为郎”及官居庐江太守丞的时间均不详，所以无法据此来考察《盐铁论》成书的具体时间。然而《盐铁论》引用《史记》的现象为我们考证《盐铁论》的创作时间提供了一个参照。
经陈直（1901-1980）先生考证，桓宽《盐铁论》为节括引用《史记》原文的第一部书。③陈直在《史记新证》一书中详细地指出：《盐铁论》中《复古》篇大夫曰“山海之利，以佐助百姓”，《刺权》篇大夫曰“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与用”，以及《复古》篇大夫曰“浮食奇民，……故沮事议者众”三段文字，都是出自《史记·平准书》，化用在《盐铁论》中。针对这些引用，陈直先生认为：“三处皆纪桑弘羊之言，不外三种原因。一为桑弘羊取材于档案，太史公亦摘用档案。二为桑弘羊已见《史记》，为引用《史记》原文最早之一人，弘羊官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中丞，掌兰台秘书，《史记》其时名《太史公书》，尚未宣布，弘羊因管领秘书，故能先见之。三为桓宽著书时，用桑弘羊口气，采摘太史公《平准书》文字，亦未可知。”
全面考察《盐铁论》与《史记》内容近似之处，可以发现《盐铁论》中引称《史记》文字的并不只御史大夫桑弘羊一人，而陈直所提出的三种原因都有存在的可能。
首先，有关桑弘羊的发言，如《盐铁论·复古》：“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大下之藏，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副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刺权》：“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与用。”而《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是：“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复古》《刺权》两篇中的三段文字所记皆武帝元狩四年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上书之言，此时桑弘羊与此二人同朝处事，也曾以“侍中”的身份参与管理财政，所以桑弘羊不需要通过《史记》也可以知晓孔仅、东郭咸阳的言论。因此这种情况与陈直所说的第一种原因相合。
其次，《盐铁论》所记桑弘羊的某些语句确实属于从《史记》中引用而来，如《毁学》篇中已经有称“司马子言”的文字，这明确说明了是从《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另有一些文字虽未明称“司马子言”，但也确实是从《史记》化用而来，如《本议》、《颂贤》中大夫的言论。这种情况即属陈直所言的第二种原因。
再次，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当时司马迁《太史公书》还深藏秘府，尚未流传，而来自民间的文学、贤良应该没有机会看到此书，桑弘羊能够见到《太史公书》，正如陈直所说是由于其职务所便。《盐铁论》一书中确实不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史记》的引称，又有文学、贤良等人的引称，并且还有桓宽本人的引用。这种情况便可说明桓宽已经读过《史记》，并在著述中借文学、贤良之口转引了其中的文字。
王国维（1877-1927）《太史公行年考》认为：《盐铁论》中引《史记·货殖列传》之语，“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④《汉书·司马迁传》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杨恽在“祖述其书”时已被封为平通侯，而《史记》的公开、流传也应在杨恽升迁平通侯之后。考《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摧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霍氏谋反是在公元前66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杨恽升迁平通侯，公开《史记》应当在公元前66年之后。桓宽以庐江太守丞这样低的官职，不可能有机会利用职权所便见到官府秘书，他见到《史记》的时间应在杨恽升迁平通侯，“宣布”《史记》之后。
因此可知《盐铁论》的成书时间应该不早于公元前66年。其大体时间约在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49年（宣帝在位最末一年）之间⑤。
注释：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P84.
②涂祯刻本盐铁论都穆序（转引自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
③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评价[J].四川大学学报，1957，（3）. 此外，经侯外庐等学者考察，桓宽在著述过程中多摹仿《平準书》的写法，此点亦可表明桓宽确实已经读过《史记》，且从中受到一定影响。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参考黑琨.盐铁论成書时间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5）.
（作者单位：甘肃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