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补贴科技研发，可能是比补贴市场和企业更可取的做法。
　　新能源的“补贴之惑”，是国际通病。对此，美国的“太阳能总统”卡特和“清洁能源总统”奥巴马，都算深有体会。
　　卡特不是第一位关注太阳能的美国元首。1955年，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发展太阳能的建议。阿拉伯石油禁运触发世界性能源危机后，太阳能甚至进入了“能源国策”的视野，福特政府1973年推出阳光发电计划，1974年推动通过太阳能法案。但是，太阳能发展的高潮，却由卡特促成。卡特甫一上台，即提出20世纪末美国能源供应20%来自太阳能的宏伟目标，太阳能顿时“抓住了公众的心”。
　　短短几年时间，“卡特组合拳”频出，不但成立了国家级实验室太阳能研究所（后来的美国可再生源实验室），更推出各种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甚至成立专门的产业银行以推进太阳能迅速开花结果。
　　最个性化的情节是，1979年在白宫房顶安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现身示范”；最大的手笔是，斥资8亿美元于1980年将光伏发电纳入公共发电计划。
　　只可惜，雷声大雨点小。虽然由此产生的研发、财税补助、银行贷款“三位一体”框架，成为卡特的绝大多数后任谋划能源的摹本，然而，太阳能的研发、应用，辜负了这些倾斜性的政策，始终未取得突破性成果。
　　于是，卡特连任告败；继而，太阳能成为《经济学人》所说的“具有生态意识梦想家的商业坟墓”，相关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只能勉强生存。强大如埃克森，都因为“既没有看到太阳能应用成本下降，也未看到相关技术出现足够的发展”，出售了太阳能项目。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白宫房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因为漏水1986年也被拆卸下来。
　　奥巴马的苦恼则发生在2011年。
　　金融危机时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把清洁能源看作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一改前任们避免“重蹈卡特覆辙”的小心翼翼，研发预算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财税补助和贷款担保力度空前。2009年，提供了至少160亿美元的资金担保贷款计划，追加减税额度即达121亿美元。2010年，直接补贴则高至147亿美元。相对而言，小布什政府期间，2008年的能源研发预算总额“不抵伊拉克战争期间一周的军事开支”，2007年相关直接补贴不到50亿美元，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的40亿美元贷款担保计划，到小布什离任时都没有完成。
　　正是在这样的大捭大阖中，危机悄悄酝酿。2011年8月底，“索林德拉破产事件”最终引发了清洁能源欣欣向荣局面的败坏。作为一家2005年成立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索林德拉被奥巴马视作绿色能源的典范，成功进行过不少于6亿美元的融资，并在2009年9月获得5.35亿美元政府担保贷款。但是，总统树的标杆，并没有因其2010年亲莅勉励就顺风顺水，相反，事后调查显示，索林德拉拿到政府贷款后销售业绩根本未增长过，所以，“一夜倒掉”的命运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下，“政治欺骗”“官商勾结”等各种指责接踵而来，埃拉戴尔、菲斯克等索林德拉的同行亦相继宣告破产、出售或裁员。2010年，奥巴马曾悄悄再次给白宫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并增加了新“太陽能装备”：光伏电池。此时，观察者也开始担心，奥巴马的“身体力行”，会不会像卡特的经历一样，待其退位后便“无疾而终”。
　　为什么卡特和奥巴马好心办坏事，或者自以为播下了“未来”却收获了非议？
　　补贴贻祸。补贴可以补穷、补急、补物用、补精尖，但是试问，哪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哪一家基业长青的知名企业，是靠补贴出来的？煤炭、石油、钢铁、汽车、航空、IT，还是沃尔玛、微软、苹果、特斯拉、华为、阿里巴巴？
　　2010年到2014年全球性的新能源产业衰退表明，如果没有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大批因补贴而生、而大以至不能倒的企业会成为各国的“包袱”。目前看，新能源补贴固然不能“因噎废食”，可是，在技术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补贴科技研发，可能是比补贴市场和企业更可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