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报》：《烈日灼心》在剧本改编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曹保平：比较大的困难就是“体量”，因为原小说体量太大，而且每条线都比较扎实，改编成电影就涉及取舍问题。怎么拍会更有意思？比如我最早花了一个多月，想以房东卓生发为线索人物，我觉得他很特别，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很复杂，从他的角度看三个住在他家的杀人犯，故事会更诡异更惊悚，但是后来经过论证还是放弃了，因为会有点偏，同时还要舍弃很多内容。
　　另外也考虑过以杨自道和伊谷夏这对男女为主线来写，以情感为主线讲述一个犯罪故事，也会很撕心裂肺。辛小丰和伊谷春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相爱相杀，类似猫鼠游戏。其实各种可能性都有。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选择”。选小了你会不满足，选大了，又会有篇幅问题。
　　《综艺报》：原著小说作者曾经是一位政法记者，具备一些刑侦方面的知识。你在电影准备阶段是否也进行过类似的生活体验？
　　曹保平：当你写某个行业时，是需要去了解的，但人物是否真实，并不必然与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程度成正比，不是你身在其中就能准确呈现，也不是你不在其中就写不了。有时可能你就在这个行业里，都会写得很假。
　　之前我们把生活放大为创作的全部，这种创作观是颠倒的，其实生活只是创作的一小部分。当然，我需要做前期准备，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了解有各种途径，包括阅读，体验生活。我也去派出所待过，但我想强调的是，这都不是本质问题。写作更多是一个世界观，艺术观的问题，
　　《综艺报》：《烈日灼心》的后期剪辑为什么耗时那么长？
　　曹保平：因为一个好的或者完整的电影，内在的叙事逻辑都有其关联性，砍到最后，你如果再往下拿的话，就会让逻辑链条断掉。说白了就是让观众看不懂了，所以，剪辑就变得很难。
　　《综艺报》：被拿掉的有你觉得特别遗憾的段落吗？
　　曹保平：也不能说遗憾，拿掉有拿掉的好处。我舍不得是因为毕竟有很大场的戏被弃用，那场戏其实也很感动，也拍得很好，但是放在整体里，电影节奏就会显得拖沓。所以很多东西是在保证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前提下被拿掉的，也不能说全是痛，也有好的一面，各得其所吧。
　　《综艺报》：影片开头为什么要用单田芳的评书引入剧情？
　　曹保平：首先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奇妙也很好玩，因为评书很贫，很逗，特别俚语化，而且高度浓缩，概括，另外从叙事的角度，话外音可以把人物7年之间发生的很多事快速交代和关联到一起。
　　《综艺报》：与原著相比，影片结尾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为什么？
　　曹保平：首先按照原来的叙事逻辑，观众可能不到10钟就会猜到结尾，最后你又没有其他反转，作为剧情片是建立不起来的。第二我对原著小说也有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它有矛盾的地方。这三个大学生是非常正常的孩子，虽然因为偶然因素，进入了那样一个不可逆的情境，但是按照他们的本性不会做出那样丧心病狂的事情。
　　《综艺报》：作为警匪片，《烈日灼心》的观众定位大概是哪些人群？
　　曹保平：开玩笑的话，就是老少通吃男女皆宜。其实这也是实话，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孩子，他们喜欢《煎饼侠》那样的喜剧，并不代表他们不喜欢紧张、刺激，激烈的高强度情节电影，我觉得年龄上不存在问题。有可能女性观众会觉得有点怕，但也有好多女孩偏偏喜欢这类，比男人都胆大。
　　《综艺报》：听说拍摄过程中你和几位主演都比较痛苦，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曹保平：也没有很痛苦，所谓痛苦就是来源于更用心吧，就是你想更准确地或是更有感染力地呈现出剧本里每个人物的状态，而且每个人物都比较复杂和惨烈，在表演上完成这样的表达是很不容易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片，嘻嘻哈哈，追追打打就解决了，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对演员不太构成心理压力。最困难的是表达内心，这种人物的复杂性是对演员构成心理压力的根源。我觉得所谓痛苦是指这个吧，痛并快乐着，所以你有创作的艰难，而当你的想法准确呈现出来的时候，也能收获欣喜，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