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古国5000年，从1949年10月1日起，由旧变新得新生。
　　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此时也随祖国新生而“新生”。
　　我家乡是那年5月解放的。10月初，已满8岁、超龄入学的我，才得以接受启蒙。母亲听说我要去拜孔夫子，特地给我缝了一件新衣裳。父亲洗净泥腿，搁下农活，领我去10里外的村小报名。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一路蹦跳，但一见老师，便躲在父亲身后低头不语。老师见状，和气地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顿时涨红了脸，摇了摇头，眼睛盯着脚尖。父亲连忙解围：“他叫‘九幺子’，我养了九个子女，他是老幺。”老师点了点头，明白父亲说的是小名。老师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我是“杨门”后代，“生”字辈分，思考片刻后，给我取了一个学名：“新中国诞生了，你也‘新生’了，就叫杨新生吧。”
　　从此，“九幺子”的小名，慢慢淡去了，“杨新生”的学名，渐渐叫开了。苦读6年，小学毕业，1955年，我幸运地考进了临川县上顿渡初级中学（现临川一中），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中学生。1960年，我提前参加高考，跨进了大学校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让我一个满身“泥土味”、不沾“文曲星”之光的农民孩子进龙门、吮书香。大学4年间，学校一直对我呵护备至，关爱有加。我不仅洗澡、理发、看电影等均免费，还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还能得到6元零花钱。那时，物资匮乏，粮食紧缺，国家却保证我们每月36斤饭票、半斤饼票、半斤糖票。我在祖国怀抱中，既长知识，又长身体。
　　1964年，我大学毕业，如愿进入机关大门，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捧着一颗爱国爱党红心，被选拔到当时的临川县委宣传部任职，为国效力，先后挥笔写下《教育意识在临川》《才子之乡才子多》，见诸《人民日报》《半月谈》。天道酬勤，委以重任，不久我就到临川县教育局主政。我不负重托，与全县15万师生一道，勠力同心，为临川教育增光，为祖国大计添色。
　　时光易逝，人生易老。我在18年前就退休了，但岁月没有忘记我，仍然提供新平台，让我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做助工，开启“第二春”。10年下来，我撰写健身强体科研文章269篇，大多被国家级及省市级报刊发表；与此同时，参加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报告团”，到大中小学校作巡回報告18场，两次被评为省级“关工委”先进个人。
　　如今，伴随祖国新生而“新生”的我，仍怀初心，矢志不渝，立志在新时代为新中国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