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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听说火车站要建起来了，我和伊格外兴奋。
伊说，要不我们去看火车站吧！
我说，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
伊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找找总会知道的。
我皱着眉，点着头，心想也是，刚和伊跑到村口的大青石那儿，噩耗就从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传了出来。
伊的父亲从树上掉下来，摔得不省人事。
伊的父亲为啥要上树？
有人说，伊的父亲爬的那棵树虽然离村子很远，但打好几辈起就是伊家的。伊的父亲可爱惜那棵树了，为了能让它更好地长，他每年都会去剪树杈。这次他就是去剪树杈了，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
有人说，那棵树上吊着个蜂巢，那蜂巢比家里藤条编的鸡下蛋的窝还要大。里面住的是凶猛强悍的大马峰。虽然大马蜂不好惹，但它的巢专治疑难杂症，是个好东西。伊的父亲就是上树去弄巢了，没想到反被蛰了，掉了下来。
还有人说，伊的父亲是去看火车站的。那棵树不知道是棵什么樹，高得很，是这个地界上最高的树。爬到树顶往北看，正好能够看见那个新修的火车站。伊的父亲就是爬到了树顶，看到了火车站，一兴奋没留神，掉了下来。
大家东一句西一句的，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说得更离谱，说什么伊的父亲是上去练倒挂的，是上去练轻功的……简直胡说八道！我最相信的就是那个去看火车站的说法。
我想去找伊，刚跟母亲提了下，就被母亲一把摁住。母亲说我傻，说啥时候了还去添乱！可我却觉得我不傻。趁母亲不注意，我偷偷溜了出去，一路小跑，来到了伊家。
不知怎么的，伊的家被围得满满的，黑压压的一片，连光都没了落脚地儿。我费劲巴力地挤进去，看到伊和伊的母亲脸上淌着泪水，正无助地坐在炕上。伊的父亲则闭着眼，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所有人都不说话，垂着头，唉声叹气的。
村子里年纪最长的老先生王爷爷也在。王爷爷年轻时是个有名的赤脚大夫，听说见多识广，瞧好了不少病。现在他的头发、眉毛和胡子都花白花白的。眉毛还长长地垂下来，看上去像个老神仙。他拄着拐杖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捋着胡须，不住地摇着头。伊和伊的母亲一看，抱在一起，哭得更厉害了。我看着她俩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没忍住，也哇的一声哭了。一哭，就忘了要问伊的事。
下午，伊的家门口就挂起了白布条。我站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那个白布条在风中飘啊摇啊，心里一哆嗦，蓦地想起我、伊和老四在棍子上拴着白布条玩游戏的情景。
伊扮演好人，我和老四扮演坏人。我们俩拿着棍子在前面跑，伊就在后面追。老四跑得跟兔子一样快，我跑不过伊——我怎么会跑不过伊呢，我要是好好跑，兔子也得靠边站，被伊抓住的时候，我就高高地举起那根棍子摇晃着投降。
那个白布条也像现在一样，在风中飘啊摇啊！
我又想去伊家看看了，刚迈出个腿，又被母亲给提了回来。母亲又说我傻，说我是不是不知好歹。可我真觉得我不傻。我跟母亲大发雷霆，吵闹着我就是想去见伊又怎么了。母亲一言不发。临了，母亲把我抱进怀里，她竟然也哭了。
一时半会儿我是见不到伊了，有关伊的父亲为什么要上树的问题也戛然而止，似乎一夜之间都没人愿意再提了。倒是父亲从城里打工回来，像是发了大财一样美得很，喝了点小酒，努着红扑扑的脸蛋在饭桌上透露了点信息。
父亲说，伊的父亲本来是个修铁路的，因为犯了点错误差点让山洞塌了，才回到了村里，否则现在应该在火车站那庆功才是。父亲还说，其实那错误根本不是伊的父亲犯的，而是他替别人背了黑锅。
嗡的一声，我的脑壳像被苹果砸中了一样。父亲的话，让我对伊的父亲爬树就是去看火车站的说法深信不疑。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样，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那棵树，一定要看看那个火车站究竟长啥样。
我灌了一大瓶水，揣了一兜子白馒头，天还没有亮就跑了出去。在此之前，我没忘记到王爷爷家，向他请教那棵树的方位。我觉得他一定最有发言权。
哎呀，那棵树啊，可有年代了。是棵啥树来着，对，槐树，老槐树。王爷爷拄着拐杖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皱着眉，捋着花白花白的胡须对我说。他似乎很爱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也很爱捋胡须。
那您还记得那棵树的具体位置，离咱们村子有多远吗？我问。
这个嘛，小子，你可算是问对人了，要说咱巴图村谁最知道那棵树的情况，你王爷爷我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
王爷爷除了告诉我那棵树的方位，还跟我讲了许多以前的事。他说以前的人啊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是想吃啥有啥，想干啥就干啥，真是太好了。我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看起来像是挺认真的样子，其实一句也没听进去——这些话是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碎碎念，我早已经听得倒背如流。不过最后几句，我倒是听得挺入神。
这不，还修了火车站了。修火车站好啊，也让咱旮旯窝里的人出去见见世面。唉，想我上次出门行走江湖，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喽！
说着说着，王爷爷陷入了沉思，还没来得及等我问他关于火车站更多的问题呢，他就不声不响地睡着了。
2
我按照王爷爷的指示踏上了寻找那棵树的旅程。我其实还是挺疑惑的，巴图村就巴掌那么大，附近要啥没啥，我、伊和老四玩的时候早就转遍了，可有关那棵树的听闻却是第一次。那棵树真的有那么神秘吗？
我想起来以前我们的一次爬树经历。那是一颗杨树，树干不怎么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去。我们之所以要爬那棵树，是因为树干上有一个洞，是啄木鸟啄出来的洞。我们习惯于叫啄木鸟为嘣蹬木，觉得这三个字跟它才最贴切——“嘣”是用喙撞击树木的声音，“蹬”是攀在树干上，“木”不明觉厉，这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画。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把它怎么样，只是想知道它的喙为什么会那么尖，那么锋利，这世界上专门打树洞的鸟，恐怕也只有它吧！
我们围住了那棵树。笑出两个浅浅酒窝的伊在一角助阵，本来叫唤着自己要上树的老四伸出手在一角做接应，而我则从另一角麻溜利索地爬到树洞前。我把手伸进树洞里，没怎么费劲就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高兴坏了，完全没想到这个事竟然这么简单，揪住它的翅膀一把就把它给掏了出来。结果，却傻了眼。这手里活蹦乱跳的哪是啥嘣蹬木啊，分明就是一只长着个大脑袋的夜猫子，正努着两个提溜圆的眼珠子凶巴巴地瞪着我。 村子里有个说法，说不能和夜猫子对视，更不能听见夜猫子叫，否则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伊早就吓得哭花了脸。老四则吓得背过了身去。我也惊得不行，赶紧撒开手放走了它。噌的一下，它扇动翅膀向林子深处飞去的样子，就像一团快速飘走的云。恍惚间，我还发现它回头瞅了我一眼。
你知道你都被吓傻了不！
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这也是她后来为啥总说我傻的原因。母亲说，当天我回来的时候，四肢僵硬，脸色发白，目光呆滞，整个人像没了魂一样。她一问伊，才知道我和夜猫子犯了冲。她就每天在我起床和睡觉前，拿着我的鞋一边敲着炕沿边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到了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我才清醒。
清醒那天的情景，我记忆犹新。阳光从窗户外照进来洒在炕上，像一片片金甸子，发着光。空气中散发着清新的泥土芬芳，溜入鼻中，让人神清气爽。伊坐在我的身旁，不时用她纤细的软绵绵的手触摸着我的脸。我的心格外平静，平静到似乎身处一片广阔的大草原上——天是蓝的，地是绿的，面前是一头头洁白的羔羊，而我和伊正拿着鞭子在后面有说有笑地打闹着。
母亲就埋怨我是个没良心的，光想着伊，也不想想她。但我那一刻确实只想到了伊，我只是实话实说。不过我决定撒一个谎，告诉他们我忘了夜猫子的事了。不管伊怎么向我复述当天的情景，母亲又怎么跟我念叨她给我“叫魂”的事，我都一口咬定我忘了夜猫子的事了。母亲不放心，还专门找老四问了问。老四那个家伙倒不害臊，上来就说他什么都看见了，说他不怕，说我可胆小了，根本没来得及跟夜猫子对视，就撒手给放走了。我听母亲这么和我说了老四跟她说的我的事后哈哈大笑，头一次默认了老四的牛皮。这样，关于我和夜猫子到底有没有对视的问题便变得无人得知。
我背着干粮，站在村口的大青石上，转过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村子。远方泛起了鱼肚白，峰峦叠嶂不再如巨兽幽困，黑漆漆的村子一下子也变得明朗起来。
这一刻的我仿佛一位巨人，正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自己的部落，只待給他们带来希望。这一刻的我沾沾自喜，我将成为村子里继伊的父亲后第二个，现在也变成了唯一一个看到火车站的人。
这一刻的我，还不知道王爷爷在我离开后的当晚就驾鹤西去。他睡得很安详，似乎已经踏入了他期盼的江湖;也不知道母亲在天黑后发现我没回去，会挨家挨户地寻找，以为我被别人拐到了外地;也不知道伊在听说我不见了后会蜷在墙角哭泣，她泪水直流，却听不到一点哭声……
我不知道的太多，一如我按照王爷爷的指示找到了那棵树的方位后却发现那里除了稀稀疏疏的松林和杂乱无章的柴草外，根本什么都没有，更别提一棵高大的槐树了。反倒是那些柴草生得狂乱与高猛，几乎要将我淹没，只留我的头在草梢上缓缓地移动。
我感到了巨大的失望与愤慨。难道王爷爷骗了我，或者说是他的年纪太大已经忘了那棵树的真正位置？我伤心地跌倒在那里，坚韧的柴草竟然直接将我架在半空，像羞辱我一般，让我感到我是一个没有着落的人。
我瞪着眼睛望向天空，蓝天和星空开始更替，阳光和雨露开始交汇，时间说不清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朦胧之间，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只鸟，它向我飞近，又转而飞离。在飞近与飞离的那一刻，它还回头瞅了我一眼。两只提溜圆的大眼睛铮明瓦亮，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意蕴。
我蓦地愣住了。我到底算是找到了树还是没找到呢？火车站究竟在哪儿？我又该怎么跟伊交代？瓶子里的水早已干涸，兜子里的白馒头也已一个不剩。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柴草像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样，它们有的向外飞溅，有的干脆折断，直接把我摔在了那里。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大吃一惊，发现我摔在了一个巨大的木头桩子上，旁边还散落着一些黑黢黢的煤渣子……
3
没有人能够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没有人。我倚在沙发上对老四说。
那谁会没事干砍了那棵树呢？那棵树真有那么高吗？还爬上去就能看到火车站？老四一脸疑惑地问我。
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就好像我从来没经历过一样！
也是，都二十年了，那个火车站都变成了高铁站，咱村子也来了个大变样，柏油路、小洋楼、无线网……就是不知道伊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还有脸跟我提伊！
我瞪着老四，气不打一处来，真想上去给他一拳，再踹他一脚，最好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让他长点记性，知道自己干了啥。这个家伙，当年竟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村口的大青石上，连话都没敢说一句，就眼睁睁地看着伊离开了村子。
我真悔啊！当时回来知道这个事，伊和她的母亲早就走得没影了。我问母亲，她们去哪儿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来人好像是伊的父亲的什么朋友，像是早已经安排好了一样，连夜都没过，当天下午就收拾好东西带着她们走了。路过我家门口时，伊还专门过来打听了我的下落。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伊。那时，我既没有找到我们期许的那个火车站，也没有在她最无助的时候陪伴她。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很难想象，当伊知道我凭空消失后的神情会是啥样。那种神情无法形容，可能只会和我那天挤进她家，面对她父亲静静地躺在炕上时的神情一样。那里面透着一股震慑人心的绝望感，心似乎被掏空了，有一颗冰冷的玻璃球悬在中间。关键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将心底砸破。
这么多年来，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已经是二层小楼，唯独伊的家还是土坯房。有一次也不知道是谁提的，说伊她们肯定不回来了，应该把那处老房子给拆掉，要不太影响村容村貌了。还没等我发话呢，母亲就第一个站出来喝止了这个想法。她态度诚恳，言辞有度。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高大到让我想起了那棵挺拔耸立却难以谋面的槐树。那个一直说我傻的固执的母亲的形象荡然无存。
伊家的老房子于是就成了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它方方正正，典雅古朴，掩映在一幢幢钢筋混凝土之间，仔细一想，着实有点王爷爷当年的风采，见证着村子的沧桑巨变，诉说着村子的陈年旧事，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心怀敬畏。我每次去那里转的时候，都希望她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而伊正在院子里干着点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她坐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情景——我们小时候总爱偷偷灌了洗衣水，也不顾它脏不脏就去吹泡泡，还比谁吹得大飘得远。不管伊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也不管伊现在是美了还是丑了，反正她那两个浅浅的酒窝足以让她如小时候一样可爱动人。她卷起袖子，露出白皙的小臂。她纤细而绵软的双手在布满泡沫的衣物间来回地揉搓着。她的头发散下来，她就用小拇指将它撩在耳后。可每每我的臆想都会被门上那枚像是被定住了的铁锁给拉回来。它除了越发锈迹斑斑之外，竟然什么也没变，甚至包括它倾斜二十五度角的姿势。
晚上我和父亲喝了点酒。父亲其实是下午才到的，厉害之处是他好像每年都能够把握好秋收的时令，总能在这个节点前打工回来。这次，他肯定又赚了点钱，高兴得想着法跟我碰杯，母亲拦都拦不住。父亲高兴，我也就高兴，幸好这么多年来我也练出了点酒量，否则还真难以跟他比划。
碰了一杯酒后，父亲突然说，快三十年喽，三十年了！
我微醺地问，啥？啥三十年了？
打工呗，我已經在外面打工三十年了。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父亲回来，一件件地从他的兜子里往出掏东西。他的兜子就像一个魔法袋，每每都让我充满期待。有时候是吃的，有时候是用的，有时候是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会跟伊分享……
你还好意思说，儿子多少年前就告诉你别出去了别出去了，要是憋得慌，就去他的矿上干，可你偏不听！母亲说。
你可别说我，你还不是种着那点地，害得我和儿子每年都得跟你收秋。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一唱一和地说着，像是在演双簧，反倒让我成了观众，有点插不上嘴。我仔细打量着这两位表演艺术家，他们表面上看是头发白了，皮肤皱了，爱絮叨了，可生活上样样都跟着柏油路、小洋楼、无线网和高铁站变得前卫和时尚。但他们又不像年轻人一样被完全改变或同化，而是一如这桌上的老酒，保持着浓香和醇厚。
玉米穗吐露着金黄，玉米秆还不舍得褪绿。高高的玉米田连成一片，风一吹，荡漾起层层的波浪。一枚枚玉米就在这浪花中跳跃着，有的顶出来，有的还躲着不肯露面，即便被发现了，也要倔强地等着人去掰扯。
在父亲回来后的第三天，我们也加入了收割大军。站在高高的玉米地里，我拿着镰刀，像二十年前的那个清晨一样静静地望着村子。原本在村口那不知道摆了多少年的大青石已经不见了，转而经过粉碎加工，成了巍峨矗立着的“巴图村”界碑，继续完成着它的使命。村子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王爷爷口中的那个小旮旯了，经过这些年的不断修缮与扩建，已经越来越有大城镇的规模。唯一没有变的依旧是伊家的老房子，从这个角度看去，它难得没被小楼掩映，还能清晰地看到院子里的摆设。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发现伊家的院门虽然没开，但院子里似乎生出了一抹绿意。往常隔着门和墙看，还真发现不了，这一会站在高处望，竟格外惹眼。我怔了一下，脑子里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丢下镰刀，不顾父母的呼喊，就兴奋地向那奔去。
这次，我没有像之前的七千三百多次那样，任凭那二十五度角的锁头的阻拦扭头就走，而是顺手拿起墙上的石头高高抡起，一把将它劈成了两半。
听说火车站要建起来了，我和伊格外兴奋。
伊说，要不我们去看火车站吧！
我说，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
伊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找找总会知道的。
我皱着眉，点着头，心想也是，刚和伊跑到村口的大青石那儿，噩耗就从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传了出来。
伊的父亲从树上掉下来，摔得不省人事。
伊的父亲为啥要上树？
有人说，伊的父亲爬的那棵树虽然离村子很远，但打好几辈起就是伊家的。伊的父亲可爱惜那棵树了，为了能让它更好地长，他每年都会去剪树杈。这次他就是去剪树杈了，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
有人说，那棵树上吊着个蜂巢，那蜂巢比家里藤条编的鸡下蛋的窝还要大。里面住的是凶猛强悍的大马峰。虽然大马蜂不好惹，但它的巢专治疑难杂症，是个好东西。伊的父亲就是上树去弄巢了，没想到反被蛰了，掉了下来。
还有人说，伊的父亲是去看火车站的。那棵树不知道是棵什么樹，高得很，是这个地界上最高的树。爬到树顶往北看，正好能够看见那个新修的火车站。伊的父亲就是爬到了树顶，看到了火车站，一兴奋没留神，掉了下来。
大家东一句西一句的，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说得更离谱，说什么伊的父亲是上去练倒挂的，是上去练轻功的……简直胡说八道！我最相信的就是那个去看火车站的说法。
我想去找伊，刚跟母亲提了下，就被母亲一把摁住。母亲说我傻，说啥时候了还去添乱！可我却觉得我不傻。趁母亲不注意，我偷偷溜了出去，一路小跑，来到了伊家。
不知怎么的，伊的家被围得满满的，黑压压的一片，连光都没了落脚地儿。我费劲巴力地挤进去，看到伊和伊的母亲脸上淌着泪水，正无助地坐在炕上。伊的父亲则闭着眼，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所有人都不说话，垂着头，唉声叹气的。
村子里年纪最长的老先生王爷爷也在。王爷爷年轻时是个有名的赤脚大夫，听说见多识广，瞧好了不少病。现在他的头发、眉毛和胡子都花白花白的。眉毛还长长地垂下来，看上去像个老神仙。他拄着拐杖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捋着胡须，不住地摇着头。伊和伊的母亲一看，抱在一起，哭得更厉害了。我看着她俩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没忍住，也哇的一声哭了。一哭，就忘了要问伊的事。
下午，伊的家门口就挂起了白布条。我站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那个白布条在风中飘啊摇啊，心里一哆嗦，蓦地想起我、伊和老四在棍子上拴着白布条玩游戏的情景。
伊扮演好人，我和老四扮演坏人。我们俩拿着棍子在前面跑，伊就在后面追。老四跑得跟兔子一样快，我跑不过伊——我怎么会跑不过伊呢，我要是好好跑，兔子也得靠边站，被伊抓住的时候，我就高高地举起那根棍子摇晃着投降。
那个白布条也像现在一样，在风中飘啊摇啊！
我又想去伊家看看了，刚迈出个腿，又被母亲给提了回来。母亲又说我傻，说我是不是不知好歹。可我真觉得我不傻。我跟母亲大发雷霆，吵闹着我就是想去见伊又怎么了。母亲一言不发。临了，母亲把我抱进怀里，她竟然也哭了。
一时半会儿我是见不到伊了，有关伊的父亲为什么要上树的问题也戛然而止，似乎一夜之间都没人愿意再提了。倒是父亲从城里打工回来，像是发了大财一样美得很，喝了点小酒，努着红扑扑的脸蛋在饭桌上透露了点信息。
父亲说，伊的父亲本来是个修铁路的，因为犯了点错误差点让山洞塌了，才回到了村里，否则现在应该在火车站那庆功才是。父亲还说，其实那错误根本不是伊的父亲犯的，而是他替别人背了黑锅。
嗡的一声，我的脑壳像被苹果砸中了一样。父亲的话，让我对伊的父亲爬树就是去看火车站的说法深信不疑。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样，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那棵树，一定要看看那个火车站究竟长啥样。
我灌了一大瓶水，揣了一兜子白馒头，天还没有亮就跑了出去。在此之前，我没忘记到王爷爷家，向他请教那棵树的方位。我觉得他一定最有发言权。
哎呀，那棵树啊，可有年代了。是棵啥树来着，对，槐树，老槐树。王爷爷拄着拐杖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皱着眉，捋着花白花白的胡须对我说。他似乎很爱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也很爱捋胡须。
那您还记得那棵树的具体位置，离咱们村子有多远吗？我问。
这个嘛，小子，你可算是问对人了，要说咱巴图村谁最知道那棵树的情况，你王爷爷我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
王爷爷除了告诉我那棵树的方位，还跟我讲了许多以前的事。他说以前的人啊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是想吃啥有啥，想干啥就干啥，真是太好了。我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看起来像是挺认真的样子，其实一句也没听进去——这些话是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碎碎念，我早已经听得倒背如流。不过最后几句，我倒是听得挺入神。
这不，还修了火车站了。修火车站好啊，也让咱旮旯窝里的人出去见见世面。唉，想我上次出门行走江湖，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喽！
说着说着，王爷爷陷入了沉思，还没来得及等我问他关于火车站更多的问题呢，他就不声不响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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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王爷爷的指示踏上了寻找那棵树的旅程。我其实还是挺疑惑的，巴图村就巴掌那么大，附近要啥没啥，我、伊和老四玩的时候早就转遍了，可有关那棵树的听闻却是第一次。那棵树真的有那么神秘吗？
我想起来以前我们的一次爬树经历。那是一颗杨树，树干不怎么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去。我们之所以要爬那棵树，是因为树干上有一个洞，是啄木鸟啄出来的洞。我们习惯于叫啄木鸟为嘣蹬木，觉得这三个字跟它才最贴切——“嘣”是用喙撞击树木的声音，“蹬”是攀在树干上，“木”不明觉厉，这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画。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把它怎么样，只是想知道它的喙为什么会那么尖，那么锋利，这世界上专门打树洞的鸟，恐怕也只有它吧！
我们围住了那棵树。笑出两个浅浅酒窝的伊在一角助阵，本来叫唤着自己要上树的老四伸出手在一角做接应，而我则从另一角麻溜利索地爬到树洞前。我把手伸进树洞里，没怎么费劲就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高兴坏了，完全没想到这个事竟然这么简单，揪住它的翅膀一把就把它给掏了出来。结果，却傻了眼。这手里活蹦乱跳的哪是啥嘣蹬木啊，分明就是一只长着个大脑袋的夜猫子，正努着两个提溜圆的眼珠子凶巴巴地瞪着我。 村子里有个说法，说不能和夜猫子对视，更不能听见夜猫子叫，否则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伊早就吓得哭花了脸。老四则吓得背过了身去。我也惊得不行，赶紧撒开手放走了它。噌的一下，它扇动翅膀向林子深处飞去的样子，就像一团快速飘走的云。恍惚间，我还发现它回头瞅了我一眼。
你知道你都被吓傻了不！
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这也是她后来为啥总说我傻的原因。母亲说，当天我回来的时候，四肢僵硬，脸色发白，目光呆滞，整个人像没了魂一样。她一问伊，才知道我和夜猫子犯了冲。她就每天在我起床和睡觉前，拿着我的鞋一边敲着炕沿边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到了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我才清醒。
清醒那天的情景，我记忆犹新。阳光从窗户外照进来洒在炕上，像一片片金甸子，发着光。空气中散发着清新的泥土芬芳，溜入鼻中，让人神清气爽。伊坐在我的身旁，不时用她纤细的软绵绵的手触摸着我的脸。我的心格外平静，平静到似乎身处一片广阔的大草原上——天是蓝的，地是绿的，面前是一头头洁白的羔羊，而我和伊正拿着鞭子在后面有说有笑地打闹着。
母亲就埋怨我是个没良心的，光想着伊，也不想想她。但我那一刻确实只想到了伊，我只是实话实说。不过我决定撒一个谎，告诉他们我忘了夜猫子的事了。不管伊怎么向我复述当天的情景，母亲又怎么跟我念叨她给我“叫魂”的事，我都一口咬定我忘了夜猫子的事了。母亲不放心，还专门找老四问了问。老四那个家伙倒不害臊，上来就说他什么都看见了，说他不怕，说我可胆小了，根本没来得及跟夜猫子对视，就撒手给放走了。我听母亲这么和我说了老四跟她说的我的事后哈哈大笑，头一次默认了老四的牛皮。这样，关于我和夜猫子到底有没有对视的问题便变得无人得知。
我背着干粮，站在村口的大青石上，转过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村子。远方泛起了鱼肚白，峰峦叠嶂不再如巨兽幽困，黑漆漆的村子一下子也变得明朗起来。
这一刻的我仿佛一位巨人，正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自己的部落，只待給他们带来希望。这一刻的我沾沾自喜，我将成为村子里继伊的父亲后第二个，现在也变成了唯一一个看到火车站的人。
这一刻的我，还不知道王爷爷在我离开后的当晚就驾鹤西去。他睡得很安详，似乎已经踏入了他期盼的江湖;也不知道母亲在天黑后发现我没回去，会挨家挨户地寻找，以为我被别人拐到了外地;也不知道伊在听说我不见了后会蜷在墙角哭泣，她泪水直流，却听不到一点哭声……
我不知道的太多，一如我按照王爷爷的指示找到了那棵树的方位后却发现那里除了稀稀疏疏的松林和杂乱无章的柴草外，根本什么都没有，更别提一棵高大的槐树了。反倒是那些柴草生得狂乱与高猛，几乎要将我淹没，只留我的头在草梢上缓缓地移动。
我感到了巨大的失望与愤慨。难道王爷爷骗了我，或者说是他的年纪太大已经忘了那棵树的真正位置？我伤心地跌倒在那里，坚韧的柴草竟然直接将我架在半空，像羞辱我一般，让我感到我是一个没有着落的人。
我瞪着眼睛望向天空，蓝天和星空开始更替，阳光和雨露开始交汇，时间说不清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朦胧之间，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只鸟，它向我飞近，又转而飞离。在飞近与飞离的那一刻，它还回头瞅了我一眼。两只提溜圆的大眼睛铮明瓦亮，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意蕴。
我蓦地愣住了。我到底算是找到了树还是没找到呢？火车站究竟在哪儿？我又该怎么跟伊交代？瓶子里的水早已干涸，兜子里的白馒头也已一个不剩。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柴草像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样，它们有的向外飞溅，有的干脆折断，直接把我摔在了那里。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大吃一惊，发现我摔在了一个巨大的木头桩子上，旁边还散落着一些黑黢黢的煤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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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没有人。我倚在沙发上对老四说。
那谁会没事干砍了那棵树呢？那棵树真有那么高吗？还爬上去就能看到火车站？老四一脸疑惑地问我。
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就好像我从来没经历过一样！
也是，都二十年了，那个火车站都变成了高铁站，咱村子也来了个大变样，柏油路、小洋楼、无线网……就是不知道伊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还有脸跟我提伊！
我瞪着老四，气不打一处来，真想上去给他一拳，再踹他一脚，最好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让他长点记性，知道自己干了啥。这个家伙，当年竟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村口的大青石上，连话都没敢说一句，就眼睁睁地看着伊离开了村子。
我真悔啊！当时回来知道这个事，伊和她的母亲早就走得没影了。我问母亲，她们去哪儿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来人好像是伊的父亲的什么朋友，像是早已经安排好了一样，连夜都没过，当天下午就收拾好东西带着她们走了。路过我家门口时，伊还专门过来打听了我的下落。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伊。那时，我既没有找到我们期许的那个火车站，也没有在她最无助的时候陪伴她。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很难想象，当伊知道我凭空消失后的神情会是啥样。那种神情无法形容，可能只会和我那天挤进她家，面对她父亲静静地躺在炕上时的神情一样。那里面透着一股震慑人心的绝望感，心似乎被掏空了，有一颗冰冷的玻璃球悬在中间。关键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将心底砸破。
这么多年来，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已经是二层小楼，唯独伊的家还是土坯房。有一次也不知道是谁提的，说伊她们肯定不回来了，应该把那处老房子给拆掉，要不太影响村容村貌了。还没等我发话呢，母亲就第一个站出来喝止了这个想法。她态度诚恳，言辞有度。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高大到让我想起了那棵挺拔耸立却难以谋面的槐树。那个一直说我傻的固执的母亲的形象荡然无存。
伊家的老房子于是就成了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它方方正正，典雅古朴，掩映在一幢幢钢筋混凝土之间，仔细一想，着实有点王爷爷当年的风采，见证着村子的沧桑巨变，诉说着村子的陈年旧事，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心怀敬畏。我每次去那里转的时候，都希望她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而伊正在院子里干着点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她坐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情景——我们小时候总爱偷偷灌了洗衣水，也不顾它脏不脏就去吹泡泡，还比谁吹得大飘得远。不管伊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也不管伊现在是美了还是丑了，反正她那两个浅浅的酒窝足以让她如小时候一样可爱动人。她卷起袖子，露出白皙的小臂。她纤细而绵软的双手在布满泡沫的衣物间来回地揉搓着。她的头发散下来，她就用小拇指将它撩在耳后。可每每我的臆想都会被门上那枚像是被定住了的铁锁给拉回来。它除了越发锈迹斑斑之外，竟然什么也没变，甚至包括它倾斜二十五度角的姿势。
晚上我和父亲喝了点酒。父亲其实是下午才到的，厉害之处是他好像每年都能够把握好秋收的时令，总能在这个节点前打工回来。这次，他肯定又赚了点钱，高兴得想着法跟我碰杯，母亲拦都拦不住。父亲高兴，我也就高兴，幸好这么多年来我也练出了点酒量，否则还真难以跟他比划。
碰了一杯酒后，父亲突然说，快三十年喽，三十年了！
我微醺地问，啥？啥三十年了？
打工呗，我已經在外面打工三十年了。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父亲回来，一件件地从他的兜子里往出掏东西。他的兜子就像一个魔法袋，每每都让我充满期待。有时候是吃的，有时候是用的，有时候是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会跟伊分享……
你还好意思说，儿子多少年前就告诉你别出去了别出去了，要是憋得慌，就去他的矿上干，可你偏不听！母亲说。
你可别说我，你还不是种着那点地，害得我和儿子每年都得跟你收秋。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一唱一和地说着，像是在演双簧，反倒让我成了观众，有点插不上嘴。我仔细打量着这两位表演艺术家，他们表面上看是头发白了，皮肤皱了，爱絮叨了，可生活上样样都跟着柏油路、小洋楼、无线网和高铁站变得前卫和时尚。但他们又不像年轻人一样被完全改变或同化，而是一如这桌上的老酒，保持着浓香和醇厚。
玉米穗吐露着金黄，玉米秆还不舍得褪绿。高高的玉米田连成一片，风一吹，荡漾起层层的波浪。一枚枚玉米就在这浪花中跳跃着，有的顶出来，有的还躲着不肯露面，即便被发现了，也要倔强地等着人去掰扯。
在父亲回来后的第三天，我们也加入了收割大军。站在高高的玉米地里，我拿着镰刀，像二十年前的那个清晨一样静静地望着村子。原本在村口那不知道摆了多少年的大青石已经不见了，转而经过粉碎加工，成了巍峨矗立着的“巴图村”界碑，继续完成着它的使命。村子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王爷爷口中的那个小旮旯了，经过这些年的不断修缮与扩建，已经越来越有大城镇的规模。唯一没有变的依旧是伊家的老房子，从这个角度看去，它难得没被小楼掩映，还能清晰地看到院子里的摆设。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发现伊家的院门虽然没开，但院子里似乎生出了一抹绿意。往常隔着门和墙看，还真发现不了，这一会站在高处望，竟格外惹眼。我怔了一下，脑子里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丢下镰刀，不顾父母的呼喊，就兴奋地向那奔去。
这次，我没有像之前的七千三百多次那样，任凭那二十五度角的锁头的阻拦扭头就走，而是顺手拿起墙上的石头高高抡起，一把将它劈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