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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股票”不是废纸
这起诈骗案的主角分别名叫龚福焘、寿祖光，之前都是私营业主雇用的会计。 “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寇占领。原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下辖机构、部门的一部分有骨气的华人拒绝“留用”，日伪当局为解决缺乏“公务员”的难题，决定筹办几个紧缺专业人手的速成培训班，其中一个就是“财税人员速成培训班”。龚福焘、寿祖光是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招生启事》前往应考而被录取的那些伪公务员中的两个。龚、寿从培训班结业后被分派去了汪伪上海市财政局当了实习科员。报到那天，两人结识，之后一段时间互相接触下来，气味相投，于是结拜弟兄。不久，他们被转正为正式科员。原以为前景灿烂，不料也就不过两年多时间，日本就投降了。龚福焘、寿祖光还算不上“汉奸”，得以留用，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
其时，国民党政权派出的各路接收官员奔赴上海，名曰“接收”，实则大肆贪污、受贿、盗卖，被老百姓称为“劫收”。龚、寿在财政局工作，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却苦于无法沾手“接收”，羡慕、忌妒之心顿生。于是，两人就商量如何借此混乱机会弄点儿横财发发。反复盘算下来，把主意打到了“中法实业银行股票”（下称“中法股票”）上面。
1913年，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两国投资1.5亿佛郎（今称“法郎”）组建“中法实业银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总行设在法国首都巴黎，在中国上海设立分行，计划发行股票30万股，每股500佛郎。据当时报章记载，“中法股票”的招股说明书票面中文表达明白清晰，图案甚为丰富，上绘双龙，下画双狮，腾跃于云海丛莽之间；中间的北京天坛、长城、紫禁城、前门、天安门等皆历历在目，且插有铁路、火车、轮船和工厂的图案，以喻该银行对发展中国实业将产生的美妙前景。当时，中国、法国民间都非常看好“中法实业银行”的前景，有钱阶层纷纷斥资购买股票。哪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谁也没有想到竟然看走了眼，八年之后的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巴黎总行投资决策发生重大失误，殃及上海分行，发行出去的股票全部变成亏损股，上海分行被迫停业。
25年后的一个冬日夜晚，龚福焘、寿祖光这对哥们儿在外白渡桥畔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的咖啡厅碰头，密议一个“发财方案”：第一步是利用中国、法国同为二战战胜国的名声，放出风声称中法两国政府正在洽谈重新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计划，已经基本定局，只等签约之后付诸实施了。第二步是低价收购早在1921年就已因“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倒闭而变成一页废纸但仍被一些股民保存着的“中法股票”；然后放出风声称该股票将被新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承认，转手加价抛出。第三步则是发行即将成立的“新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股票”的预约券，以股票买卖的形式投入民间交易。诈骗方案议定后，这对哥们儿开始实施。他们为筹集资金，除了拿出各自的全部积蓄外，一个卖掉了一辆二手小吉普私家车，另一个则变卖了老婆的七件陪嫁首饰。
首创“股票预约券”
龚福焘、寿祖光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制作预约券。寿祖光在市财政局档案室里物色了保存的三张法国股票样张，将其借了出来，找了一位曾在苏州“江南大戏院”负责舞美、海报设计的朋友颜寄志以此为样板，设计了预约券图样。然后请其表姐夫、江南造船所（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江南造船厂”）“外国铜匠”（旧时上海滩对钳工的称谓）叶开先制作了版子，送往闸北大昌印刷厂印制精美预约券1万张。
与此同时，龚、寿轮流前往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天蟾茶楼和老城隍庙湖心亭茶楼喝茶。民国时上海滩股民买的都是纸质股票，平时的交易由证券经纪人来完成。经纪人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做的，必须经交易所同意，由政府主管机构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执业。交易方式是由经纪人集合股票买卖双方到某个地点，经过经纪人的居间达成协议而完成交易。股票经纪人一般以茶楼为集合点，每天上午与股民们互通消息，在品茶的时候洽谈价格，接受客户的委托。股票成交后，经纪人按比例向客户收取佣金。经纪人的工作时间不长，也就从早晨六七点钟到八九点钟，给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完成交割就拿了佣金离开了。而一部分股民则仍逗留在茶楼喝茶聊天，龚福焘、寿祖光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他们的“工作”。两人各自单独行动，跟茶客搭讪后放出风声要收购中法股票。人家一听这人竟然要收25年前就已倒闭的银行的股票，料想是为了收藏。有人家里倒是有一两张当时留下作为纪念的中法股票，便问收购价格，听说竟可卖到50元一张，不禁动心。就这样，龚福焘、寿祖光两人在短短三四天内就收购了42张中法实业银行的废股票。
此举对于上海滩股民来说，乃是一桩新闻。于是，大家议论纷纷，互相打听是怎么一回事。龚福焘、寿祖光就悄然放出“中法银行即将恢复”的风声。两天后，龚、寿继续去茶楼向股民收购中法股票，价格一下子涨到300元一张；次日，又涨到500元一张。如此，自有“民间股评家”作出估断，认为中法银行的恢复已经势在必行，上海滩各大茶楼都在议论此事。于是，中法股票的价格直线上涨。可是，这时已经处于有价无市的局面。龚福焘、寿祖光两人以50元、300元、500元的价格一共收购了92张，三天后，中法股票已经涨到1000元一张。就在这天，龚、寿把手头的92张中法股票全部抛出。这笔投机诈骗生意，两人总共获取利润大约7万余元。
这时，龚福焘、寿祖光伪造的“新中法银行股票预约券”（下称“预约券”）已经印好。两人开始抛售预约券。预约券面值为每券拾元，他们卖出去25元，而且只卖批发，100张起售。龚福焘、寿祖光不愧是政府财政机构出来的内行，他们在策划“预约券方案”时，对两个问题特别留意。一个是设计预约券时，只印代号，不印“中法实业银行股票预约券”，甚至连中法银行的字样也没有，只是设计了一组具有浓郁法国风情的名胜古迹和法国政府财政部大楼的图案；另一个是首创了“股票预约券”的概念，预约券不是股票，所以股票交易经纪人可以不受行业规定限制，直接参与买卖。他们这1万张预约券全部出售给股票经纪人，经纪人再加价转手倒卖。可以想象，经这些口吐莲花的家伙的传播，“中法实业银行股票预约券”想不热也难。1万张预约券很快就售罄，龚福焘、寿祖光随即要求印刷厂加印1万张。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已经被刚上任的“中华民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发觉。 伪造证券，破坏金融
1946年1月28日晚，杜月笙在国际饭店顺风厅为刚到上海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接风，宴席到9时许方才结束。龚福焘、寿祖光的事儿就在宋子文出门时被宋直接察觉。
民国时期，高官大亨因私光顾舞厅、饭店、戏院等公共场所时，通常没有壁垒森严的警卫措施，即使如蒋介石这样的“最高领袖”前往法租界霞飞路拜访被其称为“师尊”的已下野的段祺瑞时，也是轻车简从，有两次还被段宅的外国门卫拦下，坐在车里等候往里通报后才予以放行。杜月笙这次宴请宋子文也是这样，只带了几个保镖，这时先行下楼待在门外，宋、杜乘电梯下到饭店底楼，出电梯时大堂侍者照例侍立送客，而另几个准备接上夜班的客房茶役则待在角落里看也不看，只管聊天。其中一个嗓门儿很响，正说到“中法银行就要重新开张”、“股票预约券都已经在卖了”。宋子文听着，没停步。可是，这个信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出门上车后，他对杜月笙说：“刚才他们在说中法银行重新开张，发行股票预约券什么的你听见了吗？这事我不知道啊！”杜月笙说我叫人查问一下看是怎么一回事。
杜月笙、宋子文随即去“仙乐斯”跳舞，一到舞厅，杜月笙立刻给手下打电话。宋子文才跳了数支舞曲，杜月笙已经接到回报，手下还送来了两张预约券。宋子文听杜月笙说了说情况，再看预约券，以其老财政部部长的眼光，当然一看就知道那上面印的号码不过是遮人耳目，于是就说“这是假的”。次日，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长官宣铁吾接到宋子文的电话，要求组建专案组以军方名义对此事立案侦查。宣铁吾随即下令从上海市警察局抽调两名刑侦高手，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六名便衣组建成一支专案侦查组，对外名义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侦查专案组”。
专案组派出数名便衣侦探分头前往上海滩各大茶楼秘查“预约券”情况，当天就逮捕了四名正在给股民登记预约券的股票经纪人。经讯问，得知他们是“刘先生”、“欧先生”（系龚、寿对外佯称的姓氏）的下家，已经向上家预订了增发的预约券，只待上家把券送来就可出售给股民。但一些熟识的股民不放心，担心自己届时买不到，所以要求预约登记并付定金。专案组问他们“刘、欧”是何许人、家住何处、供职哪里？他们一概回答不上，只提供了那二位的外形相貌、说话口音等情况。至于双方说好的交付预约券，则约定对方届时会带着预约券到城隍庙湖心亭茶楼和天蟾茶楼跟他们见面的。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茶楼是速度最快的信息传播点，那四名经纪人青天白日被侦探当众拿下的消息，肯定立刻传至四面八方，“刘、欧”应该已经知晓出事了，不会去茶楼自投罗网的，因此已经无须去茶楼蹲守，而宜另辟蹊径——盯着预约券的源头追查。所谓源头就是印制预约券的印刷厂，厂家跟印制者肯定有接触，而且这种接触不像“刘、欧”跟经纪人接触那样犹如蜻蜓点水，所以很有可能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
八名军警侦探分头走访了整整两天，终于查到了印制预约券的厂家——位于闸北大统路上的大昌印刷厂。这个案子来头太大，所以尽管印刷厂老板孙大昌是青帮骨干，跟军警宪特都有关系，但侦探还是没给他面子，照逮不误；一起带走的，还有印刷厂业务股长史理炯。
讯问下来，孙大昌、史理炯供称来联系印制预约券的那人递送的名片上显示其姓名是“刘克勤”，系“最高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科员。根据规定，印制跟所有证券相关的票证及宣传品，都必须持有财政局的证明，“刘克勤”留下的那纸证明是上海市财政局出具的。该证明随即送往上海市财政局请局方辨认，答复是此系用假公章伪造的假证明。至于“最高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那就纯系子虚乌有，宋子文还没想好究竟是在上海设“分委员会”还是“局”，抑或“办事处”呢。
2月5日，专案组请了上海滩包括中央财政部直属的上海印钞厂在内的数家大印刷厂的九名老法师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对预约券的印制情况进行分析。老法师们认为预约券无论从图案设计还是版子制作、印刷用纸抑或印刷技术，都可以列入一流质量，印刷厂家已经找到了，眼下于破案并无相助，往下建议寻找设计图案和制作版子的画匠、铜匠（钳工）。之前，专案组已经走访过与印刷厂家同被列为“特种行业”范围的刻章、锁匙业公会要求提供刻章匠的情况，因为正逢“欢度春节”，保管资料的人回乡探亲去了，只好待明天（年初五）刻章匠开始营业后分头前往走访调查了。现在觉得一干老法师的建议不无道理，即予采纳。不过，往下的调查工作量就成倍增加了，只好要求宣铁吾增派人手。宣铁吾倒也爽快，一下子就抽调了20名刑警过来。
专案组28人全组出动，分头走访全市20个区的刻章匠，可是没有获得任何线索。走访铜匠也是这样，专案组至少走访了上百个会“开模子（沪语：即会制作模具）”的能工巧匠，可是没有一个接触过预约券的版子，连听都没听说过。
2月11日，专案组的运气有了转机。春节后陆陆续续从外地老家返沪回厂上班的大昌印刷厂的那些工人中，有一位专干杂役活儿的黄师傅向除夕那天被取保候审释放回厂的孙老板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记得1月21日左右有一天在打扫会议室外的走廊时，曾听见那位来厂看预约券小样的“刘先生”借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的电话机不知往哪里拨打电话，其中说到一句“市财政局什么的”话。孙大昌当即给专案组打电话报告这一情节，专案组自是重视，立刻前往电话局查当时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可是，侦探把电话局调出的这部电话机那几天拨出的14个电话号码让印刷厂辨认的结果，却全是厂方打出去的业务电话。侦探不死心，一家家客户都跑到，问下来确实如此。这样，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那个“刘克勤”是让别人把电话打到印刷厂的这部电话机上的，印刷厂是被叫受话方，受当时的设备限制，电话局就无法提供是何方拨打来的资料了。
不过，专案组由此猜测：“刘克勤”说到“市财政局什么的”话头，会不会这厮就是市财政局的什么人？到这当儿，凡是稍有希望的线索，专案组都想试一试，于是就去市财政局了解。问下来的结果，自然是没有“刘克勤”其人。侦探估计此系化名，那就只好另外设法查摸了。众人一番讨论下来，决定从印刷厂跟“刘克勤”接触过的那几个师傅中选出两个机灵些的，悄然前往市财政局辨认是否有“刘克勤”其人。市财政局对此给予密切配合，接待侦探的庶务科长周大庸出了个主意：元宵那天食堂会向全局人员免费发送两盒汤圆，原是由杂役送往各办公室的，这次可以改为中午在食堂用餐时领取，届时安排印刷厂那两个工人秘密辨认。2月16日，1946年元宵节，中午11时50分许，“刘克勤”——龚福焘在市财政局食堂当场被擒，就地讯问，即刻供出同案犯寿祖光。
当局对该案处置甚为迅速，一周后，龚福焘、寿祖光即被判处死刑，其罪名是“漏网汉奸，伪造证券，破坏金融”；设计图案和制作版子的颜寄志、叶开先分别领刑九年、七年，颜多判两年的原因是那枚上海市财政局的假公章出自其手。大昌印刷厂老板孙大昌、业务股长史理炯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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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
这起诈骗案的主角分别名叫龚福焘、寿祖光，之前都是私营业主雇用的会计。 “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寇占领。原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下辖机构、部门的一部分有骨气的华人拒绝“留用”，日伪当局为解决缺乏“公务员”的难题，决定筹办几个紧缺专业人手的速成培训班，其中一个就是“财税人员速成培训班”。龚福焘、寿祖光是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招生启事》前往应考而被录取的那些伪公务员中的两个。龚、寿从培训班结业后被分派去了汪伪上海市财政局当了实习科员。报到那天，两人结识，之后一段时间互相接触下来，气味相投，于是结拜弟兄。不久，他们被转正为正式科员。原以为前景灿烂，不料也就不过两年多时间，日本就投降了。龚福焘、寿祖光还算不上“汉奸”，得以留用，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
其时，国民党政权派出的各路接收官员奔赴上海，名曰“接收”，实则大肆贪污、受贿、盗卖，被老百姓称为“劫收”。龚、寿在财政局工作，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却苦于无法沾手“接收”，羡慕、忌妒之心顿生。于是，两人就商量如何借此混乱机会弄点儿横财发发。反复盘算下来，把主意打到了“中法实业银行股票”（下称“中法股票”）上面。
1913年，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两国投资1.5亿佛郎（今称“法郎”）组建“中法实业银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总行设在法国首都巴黎，在中国上海设立分行，计划发行股票30万股，每股500佛郎。据当时报章记载，“中法股票”的招股说明书票面中文表达明白清晰，图案甚为丰富，上绘双龙，下画双狮，腾跃于云海丛莽之间；中间的北京天坛、长城、紫禁城、前门、天安门等皆历历在目，且插有铁路、火车、轮船和工厂的图案，以喻该银行对发展中国实业将产生的美妙前景。当时，中国、法国民间都非常看好“中法实业银行”的前景，有钱阶层纷纷斥资购买股票。哪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谁也没有想到竟然看走了眼，八年之后的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巴黎总行投资决策发生重大失误，殃及上海分行，发行出去的股票全部变成亏损股，上海分行被迫停业。
25年后的一个冬日夜晚，龚福焘、寿祖光这对哥们儿在外白渡桥畔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的咖啡厅碰头，密议一个“发财方案”：第一步是利用中国、法国同为二战战胜国的名声，放出风声称中法两国政府正在洽谈重新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计划，已经基本定局，只等签约之后付诸实施了。第二步是低价收购早在1921年就已因“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倒闭而变成一页废纸但仍被一些股民保存着的“中法股票”；然后放出风声称该股票将被新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承认，转手加价抛出。第三步则是发行即将成立的“新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股票”的预约券，以股票买卖的形式投入民间交易。诈骗方案议定后，这对哥们儿开始实施。他们为筹集资金，除了拿出各自的全部积蓄外，一个卖掉了一辆二手小吉普私家车，另一个则变卖了老婆的七件陪嫁首饰。
首创“股票预约券”
龚福焘、寿祖光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制作预约券。寿祖光在市财政局档案室里物色了保存的三张法国股票样张，将其借了出来，找了一位曾在苏州“江南大戏院”负责舞美、海报设计的朋友颜寄志以此为样板，设计了预约券图样。然后请其表姐夫、江南造船所（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江南造船厂”）“外国铜匠”（旧时上海滩对钳工的称谓）叶开先制作了版子，送往闸北大昌印刷厂印制精美预约券1万张。
与此同时，龚、寿轮流前往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天蟾茶楼和老城隍庙湖心亭茶楼喝茶。民国时上海滩股民买的都是纸质股票，平时的交易由证券经纪人来完成。经纪人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做的，必须经交易所同意，由政府主管机构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执业。交易方式是由经纪人集合股票买卖双方到某个地点，经过经纪人的居间达成协议而完成交易。股票经纪人一般以茶楼为集合点，每天上午与股民们互通消息，在品茶的时候洽谈价格，接受客户的委托。股票成交后，经纪人按比例向客户收取佣金。经纪人的工作时间不长，也就从早晨六七点钟到八九点钟，给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完成交割就拿了佣金离开了。而一部分股民则仍逗留在茶楼喝茶聊天，龚福焘、寿祖光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他们的“工作”。两人各自单独行动，跟茶客搭讪后放出风声要收购中法股票。人家一听这人竟然要收25年前就已倒闭的银行的股票，料想是为了收藏。有人家里倒是有一两张当时留下作为纪念的中法股票，便问收购价格，听说竟可卖到50元一张，不禁动心。就这样，龚福焘、寿祖光两人在短短三四天内就收购了42张中法实业银行的废股票。
此举对于上海滩股民来说，乃是一桩新闻。于是，大家议论纷纷，互相打听是怎么一回事。龚福焘、寿祖光就悄然放出“中法银行即将恢复”的风声。两天后，龚、寿继续去茶楼向股民收购中法股票，价格一下子涨到300元一张；次日，又涨到500元一张。如此，自有“民间股评家”作出估断，认为中法银行的恢复已经势在必行，上海滩各大茶楼都在议论此事。于是，中法股票的价格直线上涨。可是，这时已经处于有价无市的局面。龚福焘、寿祖光两人以50元、300元、500元的价格一共收购了92张，三天后，中法股票已经涨到1000元一张。就在这天，龚、寿把手头的92张中法股票全部抛出。这笔投机诈骗生意，两人总共获取利润大约7万余元。
这时，龚福焘、寿祖光伪造的“新中法银行股票预约券”（下称“预约券”）已经印好。两人开始抛售预约券。预约券面值为每券拾元，他们卖出去25元，而且只卖批发，100张起售。龚福焘、寿祖光不愧是政府财政机构出来的内行，他们在策划“预约券方案”时，对两个问题特别留意。一个是设计预约券时，只印代号，不印“中法实业银行股票预约券”，甚至连中法银行的字样也没有，只是设计了一组具有浓郁法国风情的名胜古迹和法国政府财政部大楼的图案；另一个是首创了“股票预约券”的概念，预约券不是股票，所以股票交易经纪人可以不受行业规定限制，直接参与买卖。他们这1万张预约券全部出售给股票经纪人，经纪人再加价转手倒卖。可以想象，经这些口吐莲花的家伙的传播，“中法实业银行股票预约券”想不热也难。1万张预约券很快就售罄，龚福焘、寿祖光随即要求印刷厂加印1万张。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已经被刚上任的“中华民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发觉。 伪造证券，破坏金融
1946年1月28日晚，杜月笙在国际饭店顺风厅为刚到上海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接风，宴席到9时许方才结束。龚福焘、寿祖光的事儿就在宋子文出门时被宋直接察觉。
民国时期，高官大亨因私光顾舞厅、饭店、戏院等公共场所时，通常没有壁垒森严的警卫措施，即使如蒋介石这样的“最高领袖”前往法租界霞飞路拜访被其称为“师尊”的已下野的段祺瑞时，也是轻车简从，有两次还被段宅的外国门卫拦下，坐在车里等候往里通报后才予以放行。杜月笙这次宴请宋子文也是这样，只带了几个保镖，这时先行下楼待在门外，宋、杜乘电梯下到饭店底楼，出电梯时大堂侍者照例侍立送客，而另几个准备接上夜班的客房茶役则待在角落里看也不看，只管聊天。其中一个嗓门儿很响，正说到“中法银行就要重新开张”、“股票预约券都已经在卖了”。宋子文听着，没停步。可是，这个信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出门上车后，他对杜月笙说：“刚才他们在说中法银行重新开张，发行股票预约券什么的你听见了吗？这事我不知道啊！”杜月笙说我叫人查问一下看是怎么一回事。
杜月笙、宋子文随即去“仙乐斯”跳舞，一到舞厅，杜月笙立刻给手下打电话。宋子文才跳了数支舞曲，杜月笙已经接到回报，手下还送来了两张预约券。宋子文听杜月笙说了说情况，再看预约券，以其老财政部部长的眼光，当然一看就知道那上面印的号码不过是遮人耳目，于是就说“这是假的”。次日，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长官宣铁吾接到宋子文的电话，要求组建专案组以军方名义对此事立案侦查。宣铁吾随即下令从上海市警察局抽调两名刑侦高手，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六名便衣组建成一支专案侦查组，对外名义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侦查专案组”。
专案组派出数名便衣侦探分头前往上海滩各大茶楼秘查“预约券”情况，当天就逮捕了四名正在给股民登记预约券的股票经纪人。经讯问，得知他们是“刘先生”、“欧先生”（系龚、寿对外佯称的姓氏）的下家，已经向上家预订了增发的预约券，只待上家把券送来就可出售给股民。但一些熟识的股民不放心，担心自己届时买不到，所以要求预约登记并付定金。专案组问他们“刘、欧”是何许人、家住何处、供职哪里？他们一概回答不上，只提供了那二位的外形相貌、说话口音等情况。至于双方说好的交付预约券，则约定对方届时会带着预约券到城隍庙湖心亭茶楼和天蟾茶楼跟他们见面的。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茶楼是速度最快的信息传播点，那四名经纪人青天白日被侦探当众拿下的消息，肯定立刻传至四面八方，“刘、欧”应该已经知晓出事了，不会去茶楼自投罗网的，因此已经无须去茶楼蹲守，而宜另辟蹊径——盯着预约券的源头追查。所谓源头就是印制预约券的印刷厂，厂家跟印制者肯定有接触，而且这种接触不像“刘、欧”跟经纪人接触那样犹如蜻蜓点水，所以很有可能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
八名军警侦探分头走访了整整两天，终于查到了印制预约券的厂家——位于闸北大统路上的大昌印刷厂。这个案子来头太大，所以尽管印刷厂老板孙大昌是青帮骨干，跟军警宪特都有关系，但侦探还是没给他面子，照逮不误；一起带走的，还有印刷厂业务股长史理炯。
讯问下来，孙大昌、史理炯供称来联系印制预约券的那人递送的名片上显示其姓名是“刘克勤”，系“最高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科员。根据规定，印制跟所有证券相关的票证及宣传品，都必须持有财政局的证明，“刘克勤”留下的那纸证明是上海市财政局出具的。该证明随即送往上海市财政局请局方辨认，答复是此系用假公章伪造的假证明。至于“最高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那就纯系子虚乌有，宋子文还没想好究竟是在上海设“分委员会”还是“局”，抑或“办事处”呢。
2月5日，专案组请了上海滩包括中央财政部直属的上海印钞厂在内的数家大印刷厂的九名老法师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对预约券的印制情况进行分析。老法师们认为预约券无论从图案设计还是版子制作、印刷用纸抑或印刷技术，都可以列入一流质量，印刷厂家已经找到了，眼下于破案并无相助，往下建议寻找设计图案和制作版子的画匠、铜匠（钳工）。之前，专案组已经走访过与印刷厂家同被列为“特种行业”范围的刻章、锁匙业公会要求提供刻章匠的情况，因为正逢“欢度春节”，保管资料的人回乡探亲去了，只好待明天（年初五）刻章匠开始营业后分头前往走访调查了。现在觉得一干老法师的建议不无道理，即予采纳。不过，往下的调查工作量就成倍增加了，只好要求宣铁吾增派人手。宣铁吾倒也爽快，一下子就抽调了20名刑警过来。
专案组28人全组出动，分头走访全市20个区的刻章匠，可是没有获得任何线索。走访铜匠也是这样，专案组至少走访了上百个会“开模子（沪语：即会制作模具）”的能工巧匠，可是没有一个接触过预约券的版子，连听都没听说过。
2月11日，专案组的运气有了转机。春节后陆陆续续从外地老家返沪回厂上班的大昌印刷厂的那些工人中，有一位专干杂役活儿的黄师傅向除夕那天被取保候审释放回厂的孙老板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记得1月21日左右有一天在打扫会议室外的走廊时，曾听见那位来厂看预约券小样的“刘先生”借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的电话机不知往哪里拨打电话，其中说到一句“市财政局什么的”话。孙大昌当即给专案组打电话报告这一情节，专案组自是重视，立刻前往电话局查当时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可是，侦探把电话局调出的这部电话机那几天拨出的14个电话号码让印刷厂辨认的结果，却全是厂方打出去的业务电话。侦探不死心，一家家客户都跑到，问下来确实如此。这样，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那个“刘克勤”是让别人把电话打到印刷厂的这部电话机上的，印刷厂是被叫受话方，受当时的设备限制，电话局就无法提供是何方拨打来的资料了。
不过，专案组由此猜测：“刘克勤”说到“市财政局什么的”话头，会不会这厮就是市财政局的什么人？到这当儿，凡是稍有希望的线索，专案组都想试一试，于是就去市财政局了解。问下来的结果，自然是没有“刘克勤”其人。侦探估计此系化名，那就只好另外设法查摸了。众人一番讨论下来，决定从印刷厂跟“刘克勤”接触过的那几个师傅中选出两个机灵些的，悄然前往市财政局辨认是否有“刘克勤”其人。市财政局对此给予密切配合，接待侦探的庶务科长周大庸出了个主意：元宵那天食堂会向全局人员免费发送两盒汤圆，原是由杂役送往各办公室的，这次可以改为中午在食堂用餐时领取，届时安排印刷厂那两个工人秘密辨认。2月16日，1946年元宵节，中午11时50分许，“刘克勤”——龚福焘在市财政局食堂当场被擒，就地讯问，即刻供出同案犯寿祖光。
当局对该案处置甚为迅速，一周后，龚福焘、寿祖光即被判处死刑，其罪名是“漏网汉奸，伪造证券，破坏金融”；设计图案和制作版子的颜寄志、叶开先分别领刑九年、七年，颜多判两年的原因是那枚上海市财政局的假公章出自其手。大昌印刷厂老板孙大昌、业务股长史理炯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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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