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琵琶行》，对琵琶女和诗人备感同情。两人同是绝世人物、才华出众、名震京都，却偏不得志，流落到江州这偏远之地，饱受世态炎凉之苦。这门庭若市和门前冷落的对比，这歌舞升平、觥筹交错夜夜欢与独守空船、冷对江月的对比，这昔盛今衰的对比，无不让人惋惜同情有才学之人不被重视的悲苦命运。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道出了相遇必相识、相知不在话语，以及命运安排的巧妙。
　　只是随着阅读的深入，困惑也随之产生。琵琶女原是一个乐伎，属于歌伎的一种。古代的歌伎都隶属于“娼籍”，无论是教坊的歌伎，还是民间的歌伎，在本质上都是奴隶，不是自由人。如要获得自由，需要觅得好人家，得到赎金，才能“脱籍”。相较遇人不淑而“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琵琶女要幸运得多。她在“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在人老珠黄的时候，居然还能“嫁作商人妇”，居然还有商人愿意把她赎出来，帮她“脱籍”，然后娶她，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而京城那些为琵琶女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武陵少年，是否真的是仰慕琵琶女的技艺呢？显然，这些达官显贵们多是出于自身娱乐的需要，看重歌姬的美貌，向往的是“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那般寻欢作乐式的糜烂奢侈的生活。他们从未为琵琶女的身世背景可怜过，更无人想将其纳入到自己的保护范围内。当战事一起，承担不起这“消费”之后，他们自然作鸟兽散，如何还会再登门！谁是那“重利轻别离”的“薄情之人”显而易见。
　　显然，琵琶女未认清事实，怪错了人。但错误不在琵琶女，而在诗人。鲁迅曾言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诗歌创作中的“男子作闺音”就是一个明证。有学者将这种男子代替和模拟女主人公的创作体式叫作“代言体”。这种体式的特征是：多是用第一人称，完全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代她们发言、代她们喜怒哀乐，笔触细腻，含蓄委婉。当中尤以闺怨诗著称。怨妇诗的创作者往往是那些仕途坎坷与政治失意的文人。他们通常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怨恨对象”说是“情人”，其实是“君王”。这个特点以屈赋中以男女而寓君臣为滥觞，并对后世诗文影响深远，相似作品俯拾即是。
　　此时的白居易显然就是仕途坎坷、政治失意之人。而他被贬江州的实际原因就是创作讽喻诗得罪了当朝的权贵们。他言事的直接，更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也印证了元代高明《琵琶记》中的句子“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此时的白居易是否也还如琵琶女一样心存幻想，是否也还对那风光旖旎的京都生活心生眷恋，对帝王权贵的“薄情寡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呢？如是这样的白居易，恐怕就难以在沦陷中得到救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