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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赋学批评；《七十家赋钞序》；张惠言；创作论；文体论；历史批评；摘句批评；比较批评
摘要：《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49-05
Abstract： Seventy Fu Chao Xu is an important Fu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udy of this ode. We may find tha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is book is the inheritance of creation theories based on senses from perception of objects and the stylistic theory of Fu originating from poems，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lude of the book. In the principle of criticism， Zhang Huiyan focu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 and respect for the style of Fu. In terms of criticism method， he adopts historical， sentence and comparative criticisms. In general， we can witness Zhangs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Fu in this book.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常州词派的领袖，也是阳湖文派的奠基人。《七十家赋钞》是他编选的辞赋选本，选录战国至北周的辞赋作家七十位，辞赋作品二百零六篇。《七十家赋钞序》①正是这部辞赋选本的序跋，它体现了张惠言关于先唐辞赋的观念，展现了清代学人的辞赋观。
《七十家赋钞序》不仅是一篇选本的序跋，更是一篇重要的赋论，引起了后代学者的高度关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王水照《历代文话》、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等著作中都完整收录了这篇赋论。那么这篇赋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学界对此研究甚少。至今为止，只有李倩倩的《张惠言的学术传承与赋学思想——以〈七十家赋钞序〉为中心》一文对其做了研究。李倩倩主要基于骈文这个角度，认为《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学者骈文的代表作”，“显现了清代常州学者融合骈散的骈文创作理念”〔1〕。
本文将立足赋论这一文学类型，结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知识，对《七十家赋钞序》进行新的思考。
一、《七十家赋钞序》的学理渊源
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清代学人，张惠言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吞吐庞杂，熔铸古今。《七十家赋钞序》就是在吸收了前人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之作。在赋论中，张惠言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以及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之与自己的赋学观完美融合，展现了一代学人贯古通今的学术魄力。
（一）情因物感的创作论
张惠言认为他所编选的《七十家赋钞》，“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2〕。这部备辞赋一家之学的辞赋选本，是在一定的选录标准指导下进行的。
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张惠言首先提出了这一标准：“论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统乎情志，归于雅正”，这正是张惠言赋学观的主旨。
在序言中，张惠言论述了情志产生的机制：
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隹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雾霿，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螘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辞，回啎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作家的感情不是主观产生的，它来源于外界事物的触发，即张惠言所说的“物之变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以及四时更替，“天之漻漻，地之嚣嚣……陵变谷易，震动薄蚀”；另一方面则是生命中的各种遭际，尤其是不幸的境遇，“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张惠言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对情感的产生机制作了分析，可谓全面允当。但这种分析角度并非张惠言首创，它是对钟嵘《诗品序》中“物感说”的借鉴，现引文如下：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单衣，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娥？）入宠，再盼倾国。〔4〕
《文心雕龙·诠赋》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只有因物兴情，才能义归雅正。张惠言强调情因物感的创作论，正是从源头上探寻雅正之情。 （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
诗为赋源的观念来自汉人的诠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学诗之志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5〕这是在间接说明诗为赋源。在《两都赋序》中，他则将“诗为赋源”的观念直接明了地表达了出来：“赋者，古诗之流也。”晋人皇甫谧撰《三都赋序》，始将《毛诗序》所言“诗有六义焉，二曰赋”结合起来，从文体论的角度归赋源于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融合了《诗大序》和班固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丰富其说，以六艺之说确立了诗赋同源的理论思想：“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3〕后世的赋论相沿成习，咸以此为圭臬。
在清代古体赋论家的话语体系中，诗为赋源是考察赋的学理渊源的共同话语。程廷祚在《骚赋论》中指出：“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也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6〕王芑孙《读赋卮言》亦云：“赋自不关妙悟，然诗曰言志，赋亦诗余。”章学诚《文史通义》：“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又诗赋本《诗经》之支系。”〔7〕
张惠言作为古体赋论家，亦响应“诗为赋源”的的话语系统。他在《七十家赋钞序》中云：“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偁，并名为赋。故知赋者，诗之体也。”他将赋归于诗，推动了古体赋论向前发展。
曹虹在《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对“诗为赋源”的论断有这样的评价：
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8〕
以此类推，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强调“赋者，诗之体也”。这是古体派赋论家推尊赋体的表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诗为赋源”将“法度”和“经义”糅合成一种价值观，由此在文学史上确立了儒学的官方化和正宗化地位，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
清代是赋学发展的又一高峰，辞赋选本在这个时期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热潮的出现总是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也是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即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一）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
关于情志，既可以是“感于哀乐”的个人情感，也可以是“以风其上”的家国之志。张惠言主张“志归乎正”，在赋作的批评中，立足于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功用，强调君臣之义的雅正之情。
雅正之情首先表现为对作品中君臣之义的张扬，张惠言对屈原《九歌》的评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湘君》，张惠言评为：“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8〕《云中君》，张惠言评为：“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览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东君》，张惠言评为：“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国殇》，张惠言评为：“以忠死，故比国殇。”
更为重要的是，曹植的《洛神赋》一直被认为是描写男女爱情的赋作，张惠言则另辟蹊径，以君臣之义来解读其中的情感，完美地契合了情归雅正的赋学观。在评论曹植的《洛神赋》时，张惠言引用了何焯的观点：
何义门云：《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亦屈子之志也。又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注家未喻其微旨。何氏之言，真能以意逆志，于此更可知《高唐》、《神女》之义。
在《洛神赋》的结尾，张惠言又有这样的表述：
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
乾嘉时期，政治大一统，个人情感大多隐匿于家国和修身的意志中。张惠言这种统摄于雅正之志的批评，正顺应了时代潮流。
（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从先秦到清代，诗和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已经发展成熟，诗话和文话日臻体系。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赋作为一种文体，从诗和文中独立出来，激发了时人研究这种文体的热情。清人在总结前代赋作、编选辞赋作品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历代赋作规律的探讨和对历代赋论的整合。这是尊体观念使然。
乾嘉时期，为了提高赋作的地位，赋论家就赋体文学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考镜源流，远绍诗骚。律赋派的作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为其正位。纳兰性德的《赋论》云：“本赋之心，正赋之体，吾谓非尽出于三百篇不可也。”〔9〕王芑孙《读赋卮言·导言》亦云：“飙流所始，同祖风骚。”又言赋义曰：“夫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6〕
律赋派如此，古体赋派亦不甘示弱。程廷祚力倡骚体，写成了《骚赋论》上、中、下三篇。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对“辞赋类”作出的说明，表现出其“以古是尚”的赋学取向。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称：“凡赋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其所选赋作断自六朝，强调情感的表达，以雅正统乎情感，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可见，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正是在尊体观念的推动下产生的。
摘要：《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49-05
Abstract： Seventy Fu Chao Xu is an important Fu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udy of this ode. We may find tha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is book is the inheritance of creation theories based on senses from perception of objects and the stylistic theory of Fu originating from poems，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lude of the book. In the principle of criticism， Zhang Huiyan focu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 and respect for the style of Fu. In terms of criticism method， he adopts historical， sentence and comparative criticisms. In general， we can witness Zhangs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Fu in this book.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常州词派的领袖，也是阳湖文派的奠基人。《七十家赋钞》是他编选的辞赋选本，选录战国至北周的辞赋作家七十位，辞赋作品二百零六篇。《七十家赋钞序》①正是这部辞赋选本的序跋，它体现了张惠言关于先唐辞赋的观念，展现了清代学人的辞赋观。
《七十家赋钞序》不仅是一篇选本的序跋，更是一篇重要的赋论，引起了后代学者的高度关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王水照《历代文话》、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等著作中都完整收录了这篇赋论。那么这篇赋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学界对此研究甚少。至今为止，只有李倩倩的《张惠言的学术传承与赋学思想——以〈七十家赋钞序〉为中心》一文对其做了研究。李倩倩主要基于骈文这个角度，认为《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学者骈文的代表作”，“显现了清代常州学者融合骈散的骈文创作理念”〔1〕。
本文将立足赋论这一文学类型，结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知识，对《七十家赋钞序》进行新的思考。
一、《七十家赋钞序》的学理渊源
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清代学人，张惠言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吞吐庞杂，熔铸古今。《七十家赋钞序》就是在吸收了前人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之作。在赋论中，张惠言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以及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之与自己的赋学观完美融合，展现了一代学人贯古通今的学术魄力。
（一）情因物感的创作论
张惠言认为他所编选的《七十家赋钞》，“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2〕。这部备辞赋一家之学的辞赋选本，是在一定的选录标准指导下进行的。
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张惠言首先提出了这一标准：“论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统乎情志，归于雅正”，这正是张惠言赋学观的主旨。
在序言中，张惠言论述了情志产生的机制：
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隹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雾霿，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螘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辞，回啎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作家的感情不是主观产生的，它来源于外界事物的触发，即张惠言所说的“物之变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以及四时更替，“天之漻漻，地之嚣嚣……陵变谷易，震动薄蚀”；另一方面则是生命中的各种遭际，尤其是不幸的境遇，“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张惠言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对情感的产生机制作了分析，可谓全面允当。但这种分析角度并非张惠言首创，它是对钟嵘《诗品序》中“物感说”的借鉴，现引文如下：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单衣，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娥？）入宠，再盼倾国。〔4〕
《文心雕龙·诠赋》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只有因物兴情，才能义归雅正。张惠言强调情因物感的创作论，正是从源头上探寻雅正之情。 （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
诗为赋源的观念来自汉人的诠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学诗之志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5〕这是在间接说明诗为赋源。在《两都赋序》中，他则将“诗为赋源”的观念直接明了地表达了出来：“赋者，古诗之流也。”晋人皇甫谧撰《三都赋序》，始将《毛诗序》所言“诗有六义焉，二曰赋”结合起来，从文体论的角度归赋源于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融合了《诗大序》和班固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丰富其说，以六艺之说确立了诗赋同源的理论思想：“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3〕后世的赋论相沿成习，咸以此为圭臬。
在清代古体赋论家的话语体系中，诗为赋源是考察赋的学理渊源的共同话语。程廷祚在《骚赋论》中指出：“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也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6〕王芑孙《读赋卮言》亦云：“赋自不关妙悟，然诗曰言志，赋亦诗余。”章学诚《文史通义》：“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又诗赋本《诗经》之支系。”〔7〕
张惠言作为古体赋论家，亦响应“诗为赋源”的的话语系统。他在《七十家赋钞序》中云：“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偁，并名为赋。故知赋者，诗之体也。”他将赋归于诗，推动了古体赋论向前发展。
曹虹在《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对“诗为赋源”的论断有这样的评价：
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8〕
以此类推，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强调“赋者，诗之体也”。这是古体派赋论家推尊赋体的表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诗为赋源”将“法度”和“经义”糅合成一种价值观，由此在文学史上确立了儒学的官方化和正宗化地位，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
清代是赋学发展的又一高峰，辞赋选本在这个时期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热潮的出现总是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也是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即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一）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
关于情志，既可以是“感于哀乐”的个人情感，也可以是“以风其上”的家国之志。张惠言主张“志归乎正”，在赋作的批评中，立足于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功用，强调君臣之义的雅正之情。
雅正之情首先表现为对作品中君臣之义的张扬，张惠言对屈原《九歌》的评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湘君》，张惠言评为：“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8〕《云中君》，张惠言评为：“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览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东君》，张惠言评为：“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国殇》，张惠言评为：“以忠死，故比国殇。”
更为重要的是，曹植的《洛神赋》一直被认为是描写男女爱情的赋作，张惠言则另辟蹊径，以君臣之义来解读其中的情感，完美地契合了情归雅正的赋学观。在评论曹植的《洛神赋》时，张惠言引用了何焯的观点：
何义门云：《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亦屈子之志也。又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注家未喻其微旨。何氏之言，真能以意逆志，于此更可知《高唐》、《神女》之义。
在《洛神赋》的结尾，张惠言又有这样的表述：
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
乾嘉时期，政治大一统，个人情感大多隐匿于家国和修身的意志中。张惠言这种统摄于雅正之志的批评，正顺应了时代潮流。
（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从先秦到清代，诗和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已经发展成熟，诗话和文话日臻体系。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赋作为一种文体，从诗和文中独立出来，激发了时人研究这种文体的热情。清人在总结前代赋作、编选辞赋作品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历代赋作规律的探讨和对历代赋论的整合。这是尊体观念使然。
乾嘉时期，为了提高赋作的地位，赋论家就赋体文学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考镜源流，远绍诗骚。律赋派的作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为其正位。纳兰性德的《赋论》云：“本赋之心，正赋之体，吾谓非尽出于三百篇不可也。”〔9〕王芑孙《读赋卮言·导言》亦云：“飙流所始，同祖风骚。”又言赋义曰：“夫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6〕
律赋派如此，古体赋派亦不甘示弱。程廷祚力倡骚体，写成了《骚赋论》上、中、下三篇。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对“辞赋类”作出的说明，表现出其“以古是尚”的赋学取向。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称：“凡赋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其所选赋作断自六朝，强调情感的表达，以雅正统乎情感，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可见，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正是在尊体观念的推动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