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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80岁以上的老上海人，尤其是当年居住在南市和法租界的老市民，都能依稀记起在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差不多与谢晋元率领800勇士悲壮坚守四行仓库同时，上海各界曾奋力营救过南市5000名被日军围困和失散的国军55师战士。我当时7岁，父亲带领全家刚从山东老家回上海，原来在南市老西门租借的住房被日机轰炸夷为废墟，全家从南市绕道，蹚过肇嘉滨小河沟，冒险爬过铁丝网逃难至法租界的山东会馆。我家就在会馆的房子住下。后来我就在会馆办的齐鲁学校上学。逃难中我和我的家人耳闻目睹了55师在国民党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别动队）配合下在斜土路和小西门一带奋勇阻击日军，坚守南市三天。后来这些战士奉命缴械进入租界，被收容在山东会馆、齐鲁学校以及附近几所学校，后又在夜晚集中在山东会馆，然后用卡车分批被送走，逃离上海租界。可贵的是这些战士经营救后仍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去抗战前线继续抗日。新中国成立后，我到北大上学，曾听齐鲁学校老师（我三姐就是教师之一）说，在“肃反”、“反右”和“文革”中有人揭发：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的领导曾收容过国民党败兵，甚至与反动的忠义救国军勾结，会馆是忠义救国军的一个联络点。为此（当然还有所谓其他罪行）齐鲁学校训育主任赵晓白受批斗后含冤自尽。当年的一些老师也受到冲击和迫害。“文革”中上海的造反派还曾煞有介事地来北京航天部找我查证此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家只好对那段往事缄默不语，讳莫如深。直到近几年来才有几篇文章谈及此事① ，我曾撰写《记抗战中的上海山东会馆》一文，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热烈，有的人还热心提供反映当时情况的资料。读者们认为文章中有些事情交代不清，还存在很多疑点。为了弄清事实，使那段抗战史实不致被曲解或湮没，这两年来我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上海嘉定博物馆等机构查阅了有关资料，还走访了一些当时曾亲历此事的老人，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本文。我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但我觉得有责任从一个普通的亲历者的视角如实反映当年的所见所闻。
55师败退官兵被营救经过
1937年8月日寇在上海蓄意挑起八一三事件。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50个师，约70万军队进行抵抗。开始时中国军队部署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军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上海市区以北的吴淞、江湾、闸北、虹桥、南翔一带，从正面与日军激战。总司令为张治中，他亲自率领当时最精锐的87师和88师抗击日军；左路军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中路军以北，长江边浏河、嘉定、罗店、宝山一带，从左翼策应和保护中路军作战；右路军也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苏州河以南，杭州湾以北广大地区，从右翼策应和保护中路军。在此之前，55师还在积极参与对皖浙赣边区红军的围剿。直至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才匆匆将55师调至淞沪前线，归属右路军中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领导。55师的一个旅则驻守上海城区的南市以南和斜土路一带，从正面保护上海南市老城。
在淞沪战役初期，中国军队作战是很英勇的。广大官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现代化装备和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烈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拼搏，共毙伤日军4万多人，当然自身的伤亡也是很惨重的。但到了11月初，日军不断从本国增援； 11月5日，日军三个师团从金山卫登陆，从侧翼包抄我军，形势突变。张发奎率领的右翼军变成前翼军，被敌击溃。55师虽和忠义救国军一起坚守南市三天，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失利。55师余部，包括来增援的忠义救国军和一些地方保安军警共5000人，被日军拦击在华法边界的老西门、斜桥一带。他们后奉指示，并经上海各界人士营救，缴械后进入法租界避难。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能找到的直接描述和证实这一事件的文档资料已极少。最有价值的首先应该是上海档案馆现存的当年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该档案在1937年11月记录描述了该事件大致经过：
因战败而溃散华兵11日聚集斜桥铁门，声称奉令要求退入法租界避难……经公董局同意，由租界当局派出一营法军收缴武器，共收容缴械华兵4900人……成立缴械华兵收容所，由租界卢家湾地区10所学校临时收容大部缴械华兵后由红十字会组织，返回原籍垦殖……
另外能直接证实这一事件的资料就是当年《申报》等报纸。经我查阅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当年11月11日至15日上海《申报》，几乎每天对此事都有报道，但都不在报纸头版或显著地方。而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四行仓库800勇士殊死抗击日军。我想报纸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是不致引起敌人注意，完全出于他们爱国之心（注：上海沦陷后，《申报》于当年12月14日因抗议日军新闻检查而自动停刊）。
哪些人出面营救？
从上述材料来看，整个营救过程充分体现当时上海各界人民在国难当头时不分党派信仰，不计前嫌，同仇敌忾，团结起来齐心为抗战出力。而出头露面的则是上海的一些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功不可没。这些人有：
朱学范，是国民党中爱国人士。早年就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全国邮务总工会负责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理事，在国内外有一定威望。
赵朴初，早年就是著名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八一三事件时他是上海佛教学会秘书，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还兼四明银行行长。从当年报纸的有关报道来看， 赵朴初对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不止一次给予帮助。例如《申报》有一段报道② ：
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为赵朴初的老师——笔者注）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从8月13日到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孔钧圃，孔祥熙的堂弟，银行家，齐鲁学校挂名校长。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由于他在上海认识很多政要和名流，包括法租界巡捕房一些头目，在疏通关系上起很大作用。 刘少文，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国共合作后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景耀三，上海山东会馆总干事，是我父亲同乡和世交。不过真正对他起后推作用的和做组织工作的是他的大儿子景德。景德是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1937年后加入中共上海特科组织，是中共特科人员，曾与日共党员中西功一起搜集日军机密情报③。回想当时我和家人就见到景德带领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二哥郭映艇，他早年就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后和吴圃生一起带领“孩子剧团”去抗战前线。后又跟随张爱萍去浙东第三游击支队工作④）忙上忙下，进行指挥和具体组织。
由这些人出头露面打交道和疏通关系，再加上法租界巡捕房内有不少爱国的中国巡警做工作，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和上海法租界头头（公董局）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同情中国抗战，采取比较宽松政策：如允许部分难民到租界避难，甚至允许国军伤兵到租界医院医治等等。对收容的中国士兵的监控也比较宽松，不像谢晋元800战士缴械后被完全软禁在英租界的胶州公园。我想附带说一句：当时英国政府和上海英租界当局，对中国抗战表面中立，实际上怕得罪日本，处处卡中国。例如在抗战最困难的1940年，英国居然一度封闭我国大后方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十几万华工在缅甸北部崇山峻岭中用血汗开辟出来的。英国这一举动使中国的抗战形势雪上加霜。为此上海租界的媒体和群众团体还组织集会或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实际上，英美二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酝酿安排中日妥协，只是由于当时政府抗日态度坚决，并提出抗议才作罢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他们自家门口，英美政府才彻底改变了态度。
被营救后的战士去向何方？
许洪新文和前述拙文提到被租界收容的5000战士大都分批乘外轮去苏北或浙南，重新参加抗日。现在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和收到的读者来信，以及与一些当时的老人交流看法，大家认为恐怕只有少部分能去浙南，大多数战士就在上海附近浦东一带参加了国民党的游击组织——忠义救国军。原因之一是分批乘外轮去外地这样大的行动很难逃过日本军队的耳目和控制（当时黄浦江吴淞口已完全由日军严密控制），再者组织那么多外轮去外地，技术上是否可行以及外轮公司是否愿意安排，都是疑问。所以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当时组织这次营救的同志采取的障眼法。淞沪会战失败后，中国军队向西撤退，55师本部在师长李松山率领下一路向西撤退后辗转各地，因损失严重，于1938年初到武汉地区才补充整编。因此这5000名战士要想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国民党组织忠义救国军，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收编淞沪战役失散的部队，因此55师失散战士就地参加忠义救国军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在此前55师就已和忠义救国军挂上钩，两家联合在南市抗击过日军。因此他们既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舍近求远，冒险逃出吴淞口去投奔苏北或浙南的国民党其他番号的部队。
说起忠义救国军，很多上海8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它是国民党在淞沪会战后上海附近留下的一支游击队。总体上说，它也是抗日的。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沙家浜》的上演，人们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像胡传魁、刁德一那像既姓蒋又姓汪，曲线救国，甚至叛变投敌的汉奸队伍。其实，已有不少文章⑥ 揭示：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就是“八·一三”后由戴笠和杜月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成立的淞沪别动队，用以在淞沪战役中配合国军从侧面和后方袭击、骚扰日伪军。到了战役后期，别动队已有五个支队，将近一万人。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协助甚至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1937年11月，日军三个师团从金山卫登陆，击溃张发奎率领的右翼军。9日，别动队第一、二、三支队投入阻挡日军的猛攻，第三、五支队则在青浦阻击过日军，并配合国民党正规军55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⑦。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55师余部（以及一些配合作战的别动队队员）则在被缴械后进入法租界。据文强先生统计⑧ ，淞沪战役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淞沪战争失败后，忠义救国军除了自身整编外主要任务就是就地收编国军溃败后散兵游勇。据文献⑨记载，蒋介石还亲自给戴笠密电：催促他加速“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因此由它来收编55师余部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这5000“华兵”中忠义救国军别动队队员恐也不在少数。
有位读者来信，说据他所知，有的55师战士投奔了新四军五支队。但在八一三事变时，新四军还没成立，更谈不上有五支队。但在资料⑩中有这样一段颇有意思的记载：
“1940年底，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我们决定设法争取这个番号。”“后经共产党在浦东武装组织一些同志做工作，疏通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在上饶司令部……于1940年10月，终于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从此，我们就用‘五支队’的番号，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资料是由当时开辟浦东游击区的地下党领导朱亚民同志所写，应该是很确切的。由此可见，国民党游击队（即忠义救国军）五支队的番号后被新四军浦东游击队沿用。如果原五支队有些残部参加了新四军，也是合情合理的。从该资料还可看出，在当时国难当头，一致抗日的大气候下，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们在当时老百姓眼中都是抗日的。事实上这支五支队自从与55师并肩作战保卫南市后，又多次与日伪军交战，表现不俗。他们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因而伤亡很大，极为壮烈。因此由新四军接管它的番号和残部，可谓这支英勇队伍的最好归宿。可惜这一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到皖南事变后就起了变化。
忠义救国军的成员有上海青帮弟子及当地招募的农民、店员甚至学生，再就是一批淞沪战役后失散的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当然也会夹杂一些当地江湖地痞。它在浦东的头头周伟龙、张惠方的名字为当时很多老上海人和苏州人所熟知。它驻在当时上海的浦东，苏南的阳澄湖、太湖一带，经常搞暗杀、爆破，破坏铁路。它经常出击汪伪的“和平军“（当时日军占领城市，伪军占领小市镇）。我母亲家乡是在苏州太湖边上属横泾镇管辖一个叫西沽的偏僻农村（现尚存），我曾听我舅舅顾荣昌、表姐顾根仙和村里一些老人说，抗战初期时忠义救国军先来驻防，后来伪军在日军支持下与忠义救国军展开拉锯战。到了抗战中后期，新四军也来驻防。有的老年人戏说有点像“三国演义”。国共二支游击队起先是联合抗日和打击伪军的。但后来二家又常为争地盘闹摩擦。胜利前夕它奉蒋介石旨意阻扰新四军进驻上海和苏南城市，因此为蒋立下汗马功劳，走向反面。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它在打击日伪嚣张气焰、鼓励人民抗战情绪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它也牺牲了一大批人员。也出了一些像胡传魁那像叛变投敌的汉奸。目前对忠义救国军的史实和评价存在分歧。但为抗日而英勇牺牲的那些忠义救国军战士应值得我们纪念。历史终究是要还它本来面目的。
（作者为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许洪新《山东会馆的人和事》，上海卢湾区政协编《卢湾史话》第六辑。
② 《申报》1937年11月11日至15日。
③央视CCTV-10“重访”栏目2011年19期《中西功》，2011年5月7日19：15播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2010年12月“往事”栏目《我是中西功》。
④胡士弘《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生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6页。
⑤《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曾被《作家文摘》以“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一无所获”为题连载于2009年12月各期。
⑥如方晓林：《八年血路——抗战八年中的忠义救国军》，见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档案局等网站发布资料， 2007年10月29日。吴立昌：《关于忠义救国军》，《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8月26日。何蜀：《文强与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文史精华》2000年6月。
⑦见前述方晓林文。
⑧《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⑩朱亚民著、迟浩田序《我与浦东抗日游击队》（ 内部资料，但网上可下载）第二章第三节：灰色隐蔽，积累力量。
55师败退官兵被营救经过
1937年8月日寇在上海蓄意挑起八一三事件。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50个师，约70万军队进行抵抗。开始时中国军队部署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军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上海市区以北的吴淞、江湾、闸北、虹桥、南翔一带，从正面与日军激战。总司令为张治中，他亲自率领当时最精锐的87师和88师抗击日军；左路军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中路军以北，长江边浏河、嘉定、罗店、宝山一带，从左翼策应和保护中路军作战；右路军也辖二个集团军，驻守在苏州河以南，杭州湾以北广大地区，从右翼策应和保护中路军。在此之前，55师还在积极参与对皖浙赣边区红军的围剿。直至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才匆匆将55师调至淞沪前线，归属右路军中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领导。55师的一个旅则驻守上海城区的南市以南和斜土路一带，从正面保护上海南市老城。
在淞沪战役初期，中国军队作战是很英勇的。广大官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现代化装备和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烈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拼搏，共毙伤日军4万多人，当然自身的伤亡也是很惨重的。但到了11月初，日军不断从本国增援； 11月5日，日军三个师团从金山卫登陆，从侧翼包抄我军，形势突变。张发奎率领的右翼军变成前翼军，被敌击溃。55师虽和忠义救国军一起坚守南市三天，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失利。55师余部，包括来增援的忠义救国军和一些地方保安军警共5000人，被日军拦击在华法边界的老西门、斜桥一带。他们后奉指示，并经上海各界人士营救，缴械后进入法租界避难。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能找到的直接描述和证实这一事件的文档资料已极少。最有价值的首先应该是上海档案馆现存的当年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该档案在1937年11月记录描述了该事件大致经过：
因战败而溃散华兵11日聚集斜桥铁门，声称奉令要求退入法租界避难……经公董局同意，由租界当局派出一营法军收缴武器，共收容缴械华兵4900人……成立缴械华兵收容所，由租界卢家湾地区10所学校临时收容大部缴械华兵后由红十字会组织，返回原籍垦殖……
另外能直接证实这一事件的资料就是当年《申报》等报纸。经我查阅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当年11月11日至15日上海《申报》，几乎每天对此事都有报道，但都不在报纸头版或显著地方。而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四行仓库800勇士殊死抗击日军。我想报纸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是不致引起敌人注意，完全出于他们爱国之心（注：上海沦陷后，《申报》于当年12月14日因抗议日军新闻检查而自动停刊）。
哪些人出面营救？
从上述材料来看，整个营救过程充分体现当时上海各界人民在国难当头时不分党派信仰，不计前嫌，同仇敌忾，团结起来齐心为抗战出力。而出头露面的则是上海的一些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功不可没。这些人有：
朱学范，是国民党中爱国人士。早年就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全国邮务总工会负责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理事，在国内外有一定威望。
赵朴初，早年就是著名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八一三事件时他是上海佛教学会秘书，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还兼四明银行行长。从当年报纸的有关报道来看， 赵朴初对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不止一次给予帮助。例如《申报》有一段报道② ：
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为赵朴初的老师——笔者注）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从8月13日到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孔钧圃，孔祥熙的堂弟，银行家，齐鲁学校挂名校长。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由于他在上海认识很多政要和名流，包括法租界巡捕房一些头目，在疏通关系上起很大作用。 刘少文，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国共合作后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景耀三，上海山东会馆总干事，是我父亲同乡和世交。不过真正对他起后推作用的和做组织工作的是他的大儿子景德。景德是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1937年后加入中共上海特科组织，是中共特科人员，曾与日共党员中西功一起搜集日军机密情报③。回想当时我和家人就见到景德带领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二哥郭映艇，他早年就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后和吴圃生一起带领“孩子剧团”去抗战前线。后又跟随张爱萍去浙东第三游击支队工作④）忙上忙下，进行指挥和具体组织。
由这些人出头露面打交道和疏通关系，再加上法租界巡捕房内有不少爱国的中国巡警做工作，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和上海法租界头头（公董局）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同情中国抗战，采取比较宽松政策：如允许部分难民到租界避难，甚至允许国军伤兵到租界医院医治等等。对收容的中国士兵的监控也比较宽松，不像谢晋元800战士缴械后被完全软禁在英租界的胶州公园。我想附带说一句：当时英国政府和上海英租界当局，对中国抗战表面中立，实际上怕得罪日本，处处卡中国。例如在抗战最困难的1940年，英国居然一度封闭我国大后方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十几万华工在缅甸北部崇山峻岭中用血汗开辟出来的。英国这一举动使中国的抗战形势雪上加霜。为此上海租界的媒体和群众团体还组织集会或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实际上，英美二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酝酿安排中日妥协，只是由于当时政府抗日态度坚决，并提出抗议才作罢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他们自家门口，英美政府才彻底改变了态度。
被营救后的战士去向何方？
许洪新文和前述拙文提到被租界收容的5000战士大都分批乘外轮去苏北或浙南，重新参加抗日。现在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和收到的读者来信，以及与一些当时的老人交流看法，大家认为恐怕只有少部分能去浙南，大多数战士就在上海附近浦东一带参加了国民党的游击组织——忠义救国军。原因之一是分批乘外轮去外地这样大的行动很难逃过日本军队的耳目和控制（当时黄浦江吴淞口已完全由日军严密控制），再者组织那么多外轮去外地，技术上是否可行以及外轮公司是否愿意安排，都是疑问。所以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当时组织这次营救的同志采取的障眼法。淞沪会战失败后，中国军队向西撤退，55师本部在师长李松山率领下一路向西撤退后辗转各地，因损失严重，于1938年初到武汉地区才补充整编。因此这5000名战士要想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国民党组织忠义救国军，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收编淞沪战役失散的部队，因此55师失散战士就地参加忠义救国军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在此前55师就已和忠义救国军挂上钩，两家联合在南市抗击过日军。因此他们既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舍近求远，冒险逃出吴淞口去投奔苏北或浙南的国民党其他番号的部队。
说起忠义救国军，很多上海8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它是国民党在淞沪会战后上海附近留下的一支游击队。总体上说，它也是抗日的。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沙家浜》的上演，人们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像胡传魁、刁德一那像既姓蒋又姓汪，曲线救国，甚至叛变投敌的汉奸队伍。其实，已有不少文章⑥ 揭示：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就是“八·一三”后由戴笠和杜月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成立的淞沪别动队，用以在淞沪战役中配合国军从侧面和后方袭击、骚扰日伪军。到了战役后期，别动队已有五个支队，将近一万人。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协助甚至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1937年11月，日军三个师团从金山卫登陆，击溃张发奎率领的右翼军。9日，别动队第一、二、三支队投入阻挡日军的猛攻，第三、五支队则在青浦阻击过日军，并配合国民党正规军55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⑦。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55师余部（以及一些配合作战的别动队队员）则在被缴械后进入法租界。据文强先生统计⑧ ，淞沪战役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淞沪战争失败后，忠义救国军除了自身整编外主要任务就是就地收编国军溃败后散兵游勇。据文献⑨记载，蒋介石还亲自给戴笠密电：催促他加速“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因此由它来收编55师余部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这5000“华兵”中忠义救国军别动队队员恐也不在少数。
有位读者来信，说据他所知，有的55师战士投奔了新四军五支队。但在八一三事变时，新四军还没成立，更谈不上有五支队。但在资料⑩中有这样一段颇有意思的记载：
“1940年底，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我们决定设法争取这个番号。”“后经共产党在浦东武装组织一些同志做工作，疏通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在上饶司令部……于1940年10月，终于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从此，我们就用‘五支队’的番号，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资料是由当时开辟浦东游击区的地下党领导朱亚民同志所写，应该是很确切的。由此可见，国民党游击队（即忠义救国军）五支队的番号后被新四军浦东游击队沿用。如果原五支队有些残部参加了新四军，也是合情合理的。从该资料还可看出，在当时国难当头，一致抗日的大气候下，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们在当时老百姓眼中都是抗日的。事实上这支五支队自从与55师并肩作战保卫南市后，又多次与日伪军交战，表现不俗。他们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因而伤亡很大，极为壮烈。因此由新四军接管它的番号和残部，可谓这支英勇队伍的最好归宿。可惜这一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到皖南事变后就起了变化。
忠义救国军的成员有上海青帮弟子及当地招募的农民、店员甚至学生，再就是一批淞沪战役后失散的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当然也会夹杂一些当地江湖地痞。它在浦东的头头周伟龙、张惠方的名字为当时很多老上海人和苏州人所熟知。它驻在当时上海的浦东，苏南的阳澄湖、太湖一带，经常搞暗杀、爆破，破坏铁路。它经常出击汪伪的“和平军“（当时日军占领城市，伪军占领小市镇）。我母亲家乡是在苏州太湖边上属横泾镇管辖一个叫西沽的偏僻农村（现尚存），我曾听我舅舅顾荣昌、表姐顾根仙和村里一些老人说，抗战初期时忠义救国军先来驻防，后来伪军在日军支持下与忠义救国军展开拉锯战。到了抗战中后期，新四军也来驻防。有的老年人戏说有点像“三国演义”。国共二支游击队起先是联合抗日和打击伪军的。但后来二家又常为争地盘闹摩擦。胜利前夕它奉蒋介石旨意阻扰新四军进驻上海和苏南城市，因此为蒋立下汗马功劳，走向反面。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它在打击日伪嚣张气焰、鼓励人民抗战情绪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它也牺牲了一大批人员。也出了一些像胡传魁那像叛变投敌的汉奸。目前对忠义救国军的史实和评价存在分歧。但为抗日而英勇牺牲的那些忠义救国军战士应值得我们纪念。历史终究是要还它本来面目的。
（作者为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许洪新《山东会馆的人和事》，上海卢湾区政协编《卢湾史话》第六辑。
② 《申报》1937年11月11日至15日。
③央视CCTV-10“重访”栏目2011年19期《中西功》，2011年5月7日19：15播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2010年12月“往事”栏目《我是中西功》。
④胡士弘《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生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6页。
⑤《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曾被《作家文摘》以“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一无所获”为题连载于2009年12月各期。
⑥如方晓林：《八年血路——抗战八年中的忠义救国军》，见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档案局等网站发布资料， 2007年10月29日。吴立昌：《关于忠义救国军》，《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8月26日。何蜀：《文强与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文史精华》2000年6月。
⑦见前述方晓林文。
⑧《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⑩朱亚民著、迟浩田序《我与浦东抗日游击队》（ 内部资料，但网上可下载）第二章第三节：灰色隐蔽，积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