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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蒙古族作家萧乾来说，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是与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倾心指导分不开的，对于萧乾亦师亦友的沈从文不仅在文学表现技巧上给予悉心传授，搭建了重要的文学平台，而且在文学创作思想观念上也给予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 萧乾 文学培养
对蒙古族作家萧乾来说，苗族作家沈从文是他的文学老师。萧乾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他非常感恩他“写作上最好的老师从文先生”。特别是在萧乾起步时期的文学道路上，沈从文对萧乾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提携。萧乾晚年在谈到沈从文时还念念不忘地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把我引向文学道路的人。”可以说，萧乾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是与沈从文对他的培养分不开的。
一、文学表现技巧的传授
沈从文对萧乾进行文学培养的第一个方面是文学表现技巧的传授，这主要表现在文字的运用以及作品的修改、润色等方面。而这些指导，又基本上是通过对萧乾习作的修改或评点加以身体力行或亲自示范出来的。“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的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萧乾对文学语言产生的这种切身感受，正是沈从文启发与点拨的结果。
在文字的运用方面，沈从文对创作起步阶段的萧乾给予了多方面具体而细致的指导，并让萧乾受益匪浅，特别感恩。比如，沈从文强调文笔简练、少用虚字。通过他的指导，萧乾获益良多。正如他所说：“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再如，具有深厚绘画功底的沈从文强调作家向画家学习，要像画家使用颜料那样使用文字，通过在这方面下功夫从而用活文字。萧乾回忆沈从文对他进行这方面指导时似乎记忆犹新：“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来这种好思想。”萧乾从师父的话中似乎明白了，作家只有用好了文字，文字才具有魔力或文学的表现力，才能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思想主题。还有，沈从文注重文字的鲜活，如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青岛街上家庭主妇推着娃娃，却说车里放着〈一枚〉娃娃”而这则对萧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弟子，萧乾一方面“颇欣赏沈从文语言形象的鲜活”，一方面恍然大悟：“新鲜才能产生美感，这也是文学艺术家的匠心所在”，并把这种心得贯穿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俘虏》就曾刻意加强这种表现手法，通过不断的琢磨来增强文章语言的鲜活，使作品更具有生命力。
沈从文还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修改、润色，他在这方面同樣给予萧乾细心的指导并做出了榜样。沈从文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与细心的人，所以他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修改、润色。他强调通过这样的工作改正错误，对作品加以完善，包括删除错别字、累赘文字或表现力弱的语言文字。萧乾的处女作——小说《蚕》，正是通过沈从文不厌其烦、点石成金式的修改得以完成的。作品发表后，萧乾收到了原稿，他随即发现稿纸上到处都是沈从文这个“严格的教师”修改的痕迹，错字别字都一一被圈出。萧乾对此不仅十分感激，而且心存羞愧。他曾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中这样说：“算算你有多少别字讹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几份的耐性！”更多的当然是从中得到的鞭策，正如他所说：“我日夜咬住牙，想拼着写一篇用不着他动笔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还只是在努力着。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慢慢地，萧乾培养了修改作品的好习惯，也渐渐培养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沙均指出：“萧乾的小说散文的共同特色之一，即注重炼篇、炼章、炼句、炼字，语言鲜活精致，而又富于情韵之美。”萧乾这些显著的文学技巧的进步，自然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但毫无疑问离不开沈从文对他的悉心指导和栽培。
二、文学成长平台的搭建
沈从文对萧乾文学培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为萧乾搭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成长平台。这两个平台一是当时的“文艺沙龙”，即当时文学名流的重要社交场所，另一个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职位。
沈从文带萧乾走进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沙龙”，为萧乾的人生开启了快速进步之旅。其中傳为文坛佳话的是走进“太太的客厅”。《蚕》的问世，吸引了林徽因这个“绝顶聪明的小姐”给沈从文去信说要见见该作的作者。沈从文便带萧乾来到了有名的“太太的客厅”。据萧乾回忆，当时林徽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而林徽因的这句话给了萧乾“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沈从文安排的这次会面对萧乾的人生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让萧乾切身感受林徽因具有创造性的谈话对他创作的激励。沈从文还带萧乾参与了朱光潜的文艺沙龙。在这里萧乾不仅结识了更多的有名的作家和一些青年诗人，如周作人、朱自清、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而且与参加这个沙龙的林徽因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一次沙龙聚会中，林徽因曾建议萧乾：“在艺术上我看你还得下点功夫才是。”同时在场的沈从文听完林徽因的高论之后，便接着对萧乾说：“林小姐说得很对，你在艺术上确实还应多花些功夫。……我建议你多看一下凌淑华女士的小说，她是很讲究艺术处理的。”随后便对萧乾讲了一些对凌淑华小说的艺术剖析。“文学沙龙”的进入使萧乾获得了与更多作家、文学界人士学习、交流的宝贵机会，使他的艺术境界、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对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对艺术的理解更加透彻。正如李辉所说：“他羡慕他们，佩服他们，也有一种潜在的冲力，推动他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沈从文为萧乾搭建的第二个成长平台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一职。而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岗位”，正是通过恩师沈从文的大力举荐而获得的。萧乾曾说过：“《大公报》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编辑过程中，萧乾逐渐培养出敏锐的审稿能力，不会埋没任何一篇好稿子。在整个内容设计和安排上，也表现出灵活、丰富的想象力。”萧乾在工作中得到实践锻炼，对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一定作用。进入报社之后萧乾在胡政之的支持下，萧乾将《大公报》改版，“彻底的改头换面， 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文学性的栏目：《书报简评》、《文艺新闻》、《读者和编者》、《文艺通讯》、《名著介绍》、《文艺短论》等等”。在编辑实践工作中，萧乾培养出了很强的审稿能力、文学欣赏能力与文学想象力。难能可贵的是在萧乾工作期间，沈从文仍然竭尽所能的帮助他。比如说在萧乾举办书评时，沈从文也给予了支持，在举办“大公报科学奖金”时，沈从文也出席担当评委。更难得的是，“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为‘文学丛刊’第4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能和沈从文联合出版一本书，使萧乾在文坛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个大跨步。沈从文以他的言传身教，帮助他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中有更深刻的造诣。 三、文学创作思想的灌输
沈从文培养萧乾文学创作的第三个方面是文学创作思想的灌输。比如沈从文的“民粹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直接影响了萧乾的文学观念。
沈从文的“民粹主义”观念对萧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在萧乾的文学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沈从文那里，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厌恶和对乡村的赞美。比如，沈从文之所以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是因为“乡下人”不过是乡村文化的载体，是诚实、善良等道德文化观念的符号。他的包括代表作《边城》在内的作品正是这一观念的外化。《边城》塑造了一个个善良、可爱的农村人形象，特别是从少女翠翠身上发现了最原始、最淳朴、最单纯的人性美，而这种人性美同时反衬出城市人的虚伪与狡诈。萧乾的早期小说体现了对沈从文民粹主义思想的继承，并通过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比照来赞美乡村文化。《篱下》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萧乾曾这样介绍这部作品的创作宗旨：“《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市生活。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异乡人——环哥。环哥和母亲寄居在城市的姨家时，他作为农村孩子的天真、直爽与城市人的道貌岸然与虚伪作态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在院子里撒尿、对蚂蚁吐唾沫、上树打枣，显示着农村孩子活泼的天性，却招来了姨妈一家尤其是姨父的不满与指责。面对伪善的姨父，他只能看到笑脸，却猜不透姨父面具背后的狰狞。萧乾用环哥充满童真的眼光来透露出城市人情寡淡的悲凉，也更加突出地表现出对农村人自然天性的喜爱与赞美。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指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 对萧乾的这种赞美乡村文化的创作态度表示了极大的赏识。后来的学者也评价说：“萧乾的短篇小说，就《篱下》、《矮檐》和《落日》来说，是充满乡村泥土的气息，是道地‘乡下人’的作品”。]萧乾写出“‘乡下人’的作品”，其实正是秉承了沈从文的文学真传。
沈从文“人道主義”思想观念同样对萧乾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沈从文曾在《边城》题记中说过：“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24]对农民、士兵、妓女等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关怀，正是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作品，诸如《柏子》、《牛》、《苗民问题》等等便是如此。沈从文用自己的写作哲学引导萧乾走向一个有爱的文学世界。萧乾的小说《雨夕》表达了对可怜的疯女人的同情，《放逐》表達了对坠儿的同情。类似的小说作品还有《花子与老黄》、《落日》、《矮檐》等等。就报告文学而言，萧乾更是强调“我的这支笔应该留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他的《流民图》记录了所看到的凄惨景象：孩子们因为饥饿啼哭，人们因为寒冷变得自私、因为疾病折磨的奄奄一息，乃至他“不忍看他那和善而愁苦的脸，急忙掉过了头”。刘西渭指出：“萧乾先生站在弱者群里”。这句话高度评价了萧乾文学创作的人道情怀。而萧乾“站在弱者群里”的人道情怀显然也是受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基金项目“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及其当下意义”（项目编号：2017sycxjjoo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关键词：沈从文 萧乾 文学培养
对蒙古族作家萧乾来说，苗族作家沈从文是他的文学老师。萧乾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他非常感恩他“写作上最好的老师从文先生”。特别是在萧乾起步时期的文学道路上，沈从文对萧乾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提携。萧乾晚年在谈到沈从文时还念念不忘地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把我引向文学道路的人。”可以说，萧乾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是与沈从文对他的培养分不开的。
一、文学表现技巧的传授
沈从文对萧乾进行文学培养的第一个方面是文学表现技巧的传授，这主要表现在文字的运用以及作品的修改、润色等方面。而这些指导，又基本上是通过对萧乾习作的修改或评点加以身体力行或亲自示范出来的。“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的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萧乾对文学语言产生的这种切身感受，正是沈从文启发与点拨的结果。
在文字的运用方面，沈从文对创作起步阶段的萧乾给予了多方面具体而细致的指导，并让萧乾受益匪浅，特别感恩。比如，沈从文强调文笔简练、少用虚字。通过他的指导，萧乾获益良多。正如他所说：“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再如，具有深厚绘画功底的沈从文强调作家向画家学习，要像画家使用颜料那样使用文字，通过在这方面下功夫从而用活文字。萧乾回忆沈从文对他进行这方面指导时似乎记忆犹新：“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来这种好思想。”萧乾从师父的话中似乎明白了，作家只有用好了文字，文字才具有魔力或文学的表现力，才能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思想主题。还有，沈从文注重文字的鲜活，如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青岛街上家庭主妇推着娃娃，却说车里放着〈一枚〉娃娃”而这则对萧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弟子，萧乾一方面“颇欣赏沈从文语言形象的鲜活”，一方面恍然大悟：“新鲜才能产生美感，这也是文学艺术家的匠心所在”，并把这种心得贯穿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俘虏》就曾刻意加强这种表现手法，通过不断的琢磨来增强文章语言的鲜活，使作品更具有生命力。
沈从文还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修改、润色，他在这方面同樣给予萧乾细心的指导并做出了榜样。沈从文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与细心的人，所以他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修改、润色。他强调通过这样的工作改正错误，对作品加以完善，包括删除错别字、累赘文字或表现力弱的语言文字。萧乾的处女作——小说《蚕》，正是通过沈从文不厌其烦、点石成金式的修改得以完成的。作品发表后，萧乾收到了原稿，他随即发现稿纸上到处都是沈从文这个“严格的教师”修改的痕迹，错字别字都一一被圈出。萧乾对此不仅十分感激，而且心存羞愧。他曾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中这样说：“算算你有多少别字讹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几份的耐性！”更多的当然是从中得到的鞭策，正如他所说：“我日夜咬住牙，想拼着写一篇用不着他动笔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还只是在努力着。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慢慢地，萧乾培养了修改作品的好习惯，也渐渐培养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沙均指出：“萧乾的小说散文的共同特色之一，即注重炼篇、炼章、炼句、炼字，语言鲜活精致，而又富于情韵之美。”萧乾这些显著的文学技巧的进步，自然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但毫无疑问离不开沈从文对他的悉心指导和栽培。
二、文学成长平台的搭建
沈从文对萧乾文学培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为萧乾搭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成长平台。这两个平台一是当时的“文艺沙龙”，即当时文学名流的重要社交场所，另一个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职位。
沈从文带萧乾走进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沙龙”，为萧乾的人生开启了快速进步之旅。其中傳为文坛佳话的是走进“太太的客厅”。《蚕》的问世，吸引了林徽因这个“绝顶聪明的小姐”给沈从文去信说要见见该作的作者。沈从文便带萧乾来到了有名的“太太的客厅”。据萧乾回忆，当时林徽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而林徽因的这句话给了萧乾“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沈从文安排的这次会面对萧乾的人生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让萧乾切身感受林徽因具有创造性的谈话对他创作的激励。沈从文还带萧乾参与了朱光潜的文艺沙龙。在这里萧乾不仅结识了更多的有名的作家和一些青年诗人，如周作人、朱自清、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而且与参加这个沙龙的林徽因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一次沙龙聚会中，林徽因曾建议萧乾：“在艺术上我看你还得下点功夫才是。”同时在场的沈从文听完林徽因的高论之后，便接着对萧乾说：“林小姐说得很对，你在艺术上确实还应多花些功夫。……我建议你多看一下凌淑华女士的小说，她是很讲究艺术处理的。”随后便对萧乾讲了一些对凌淑华小说的艺术剖析。“文学沙龙”的进入使萧乾获得了与更多作家、文学界人士学习、交流的宝贵机会，使他的艺术境界、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对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对艺术的理解更加透彻。正如李辉所说：“他羡慕他们，佩服他们，也有一种潜在的冲力，推动他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沈从文为萧乾搭建的第二个成长平台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一职。而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岗位”，正是通过恩师沈从文的大力举荐而获得的。萧乾曾说过：“《大公报》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编辑过程中，萧乾逐渐培养出敏锐的审稿能力，不会埋没任何一篇好稿子。在整个内容设计和安排上，也表现出灵活、丰富的想象力。”萧乾在工作中得到实践锻炼，对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一定作用。进入报社之后萧乾在胡政之的支持下，萧乾将《大公报》改版，“彻底的改头换面， 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文学性的栏目：《书报简评》、《文艺新闻》、《读者和编者》、《文艺通讯》、《名著介绍》、《文艺短论》等等”。在编辑实践工作中，萧乾培养出了很强的审稿能力、文学欣赏能力与文学想象力。难能可贵的是在萧乾工作期间，沈从文仍然竭尽所能的帮助他。比如说在萧乾举办书评时，沈从文也给予了支持，在举办“大公报科学奖金”时，沈从文也出席担当评委。更难得的是，“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为‘文学丛刊’第4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能和沈从文联合出版一本书，使萧乾在文坛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个大跨步。沈从文以他的言传身教，帮助他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中有更深刻的造诣。 三、文学创作思想的灌输
沈从文培养萧乾文学创作的第三个方面是文学创作思想的灌输。比如沈从文的“民粹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直接影响了萧乾的文学观念。
沈从文的“民粹主义”观念对萧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在萧乾的文学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沈从文那里，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厌恶和对乡村的赞美。比如，沈从文之所以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是因为“乡下人”不过是乡村文化的载体，是诚实、善良等道德文化观念的符号。他的包括代表作《边城》在内的作品正是这一观念的外化。《边城》塑造了一个个善良、可爱的农村人形象，特别是从少女翠翠身上发现了最原始、最淳朴、最单纯的人性美，而这种人性美同时反衬出城市人的虚伪与狡诈。萧乾的早期小说体现了对沈从文民粹主义思想的继承，并通过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比照来赞美乡村文化。《篱下》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萧乾曾这样介绍这部作品的创作宗旨：“《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市生活。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异乡人——环哥。环哥和母亲寄居在城市的姨家时，他作为农村孩子的天真、直爽与城市人的道貌岸然与虚伪作态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在院子里撒尿、对蚂蚁吐唾沫、上树打枣，显示着农村孩子活泼的天性，却招来了姨妈一家尤其是姨父的不满与指责。面对伪善的姨父，他只能看到笑脸，却猜不透姨父面具背后的狰狞。萧乾用环哥充满童真的眼光来透露出城市人情寡淡的悲凉，也更加突出地表现出对农村人自然天性的喜爱与赞美。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指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 对萧乾的这种赞美乡村文化的创作态度表示了极大的赏识。后来的学者也评价说：“萧乾的短篇小说，就《篱下》、《矮檐》和《落日》来说，是充满乡村泥土的气息，是道地‘乡下人’的作品”。]萧乾写出“‘乡下人’的作品”，其实正是秉承了沈从文的文学真传。
沈从文“人道主義”思想观念同样对萧乾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沈从文曾在《边城》题记中说过：“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24]对农民、士兵、妓女等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关怀，正是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作品，诸如《柏子》、《牛》、《苗民问题》等等便是如此。沈从文用自己的写作哲学引导萧乾走向一个有爱的文学世界。萧乾的小说《雨夕》表达了对可怜的疯女人的同情，《放逐》表達了对坠儿的同情。类似的小说作品还有《花子与老黄》、《落日》、《矮檐》等等。就报告文学而言，萧乾更是强调“我的这支笔应该留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他的《流民图》记录了所看到的凄惨景象：孩子们因为饥饿啼哭，人们因为寒冷变得自私、因为疾病折磨的奄奄一息，乃至他“不忍看他那和善而愁苦的脸，急忙掉过了头”。刘西渭指出：“萧乾先生站在弱者群里”。这句话高度评价了萧乾文学创作的人道情怀。而萧乾“站在弱者群里”的人道情怀显然也是受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基金项目“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及其当下意义”（项目编号：2017sycxjjoo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