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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因其对英国性的准确把握荣获布克奖。小说主人公男管家史蒂文森探索职责和尊严意义，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反映了二战后英国贵族阶层经济实力大减，政治特权地位动摇，绅士理念落伍的全面衰弱状况，并进一步揭示出战后英国在自我身份重建过程中出现的殖民霸权中心话语权失落和美国化等现象。
关键词：男管家；英国贵族；英国性；话语权；殖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3-0069-02
小说《长日留痕》的主人公达林顿府邸男管家史蒂文森是一个足以代表英国的典型形象。“在英格兰才有男管家。而在其它国家，无论实际上使用什么样的称谓，也仅有男仆”。[1](35)在英国，男管家（butler）既为主人提供贴身服务，也帮助主人管理庄园宅第和佣人，被称为“绅士的私人绅士（gentleman’s personal gentleman）”。男管家是英国上流阶层的身份标识，也是代表一定时期内英国特定阶级风尚的符号。小说中男管家史蒂文森对职业尊严的反思和今昔对比的回忆，呈现出战后英国贵族之家繁华落尽，陷于衰败的境况。史蒂文森对“职责”和“尊严”的不断再定义，也使男管家形象成为后帝国时代英国性重构的象征。
一、贵族家业的凋敝和帝国经济霸权的失落
在被问及所著小说中人物是否都普遍专注于一种抽象的责任感时，黑石一雄曾特别提及《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森，并称其“有一份夸张的责任感”。[2]战后达林顿府被转卖给美国商人法拉戴，府上人手锐减，史蒂文森发现他“竟然自己承担起了许多公认只有最为宽容大度的男管家才会做的工作”。[1](7)尤其是在外出旅行前，史蒂文森意识到“达林顿府在本世纪内将可能首次变得空空荡荡的——自从该府落成以来，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发生”[1](19)。与战后英国社会出现的变化相联系，造成贵族阶层家业凋敝，仆从散尽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英国政府向贵族阶层加征的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各种税负。同时政府为复苏战后经济，向民众提供各种就业机会。贵族府邸雇员人数锐减，雇员费用大幅上涨。贵族宅邸历来被认为是地位和威望的象征，是家族几代人精心修葺的成果，英国贵族阶级却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达林顿府这样的祖宅家业转售他人。
小说中贵族产业的凋敝折射出战后英国为重振国力，复苏经济，重新寻找大国定位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战后四五十年代，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战后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头号强国。拥有两百年历史的达林顿府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达林顿公爵身故之后，被转卖给美国富豪拉法戴。“达林顿勋爵的去世和法拉戴对达府的收购，在话语层面上分别象征着维多利亚式权力的丧失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3]小说中，史蒂文森的一位同行这样评价达林顿府的易主，“美国人，是吗？说真的，现在只有他们那类人才能花费得起了……”[1](198)历史悠久的英式贵族宅邸达林顿府由美国人法拉戴接手是新旧国际经济秩序交替的象征。“与一大群员工共同工作，唯某人之命是从的岁月绝不可能重返我们的生活了。”[1](40)史蒂文森对达林顿府往昔岁月的惆怅回忆既是对帝国岁月的追忆，也标示着帝国身份破灭后带来的无力感和幻灭感。
二、贵族政治特权的动摇和殖民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尊严”是小说中和“职责”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史蒂文森认为“‘尊严’的至关重要处在于男管家必须具有不叛离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色的才能。”[1](34)即“尊严”的判断标准就是能否恰当地完成与个人地位相符的职责。旅行期间，史蒂文森听到一种关于尊严的新定义：莫斯库姆的村民哈里·史密斯认为“尊严并不只是属于绅士”，“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是富还是穷，你生来就是自由的，你一出生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你的见解，而且可以投票选举你所倾向的下院议员、或是投票让其下台。恕我而言，先生，那就是尊严的真正含义。”[1](151)史密斯的想法与战后英国贵族统治阶级受到平民挑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工党两次上台执政期间，建议国王敕封的“工党贵族”均以中产阶级为主体。1945年艾德礼政府建立，总共敕封了17名工会代表和工人活动家为贵族。“20世纪20年代中产阶级和‘工党贵族’开始进入上院之后，表明了英国贵族群体和贵族院的质变……这一变化客观上展露了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不可阻挡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4]贵族精英政治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最终上议院将彻底废止贵族特权，进入民主化的新时代。
然而史蒂文森并不赞同一般人僭越平民身份，参与国事。他心甘情愿成为贵族主人的附庸，相信“我们应全力以赴地为那些伟大的绅士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因为他们的手中真正掌握着文明的命运。”[1](162)史蒂文森对贵族主人的“尽忠职守”，是一种被殖民者不自觉顺从于掌握话语权的殖民者的表现。小说中斯宾塞先生为了向其它贵族证明大众是无知的，因而无需享有民主权力，不断地就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追问史蒂文森。史蒂文森随即表示他对此类问题一无所知，因为他知道“对此问题素手无策显然是他们所期待的事”[1](158)。男管家放弃自我观点表达的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一个“他者”隐喻，“史蒂文森被刻画成一个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自己思想的人，而这正是殖民话语中有关‘他者’定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5]
小说中以平民身份挑战贵族政治特权的村民哈里·史密斯代表着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殖民隐喻。哈里·史密斯来自位于英国西部的德文郡，与英国西南端的康沃尔郡相邻，后者是史蒂文森旅行的终点。历史上，德文郡和康沃尔均曾是凯尔特人部落主要聚居地。根据海克特在《内部殖民主义》一书中的观点，英格兰核心工业地区和凯尔特工业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与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相对应，凯尔特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受到英格兰核心工业区的控制。“海克特发现，同一时期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与国内殖民地的统治模式其实是一致的，殖民者对于国内和海外的领土的控制都是功利性的。”[6]哈里·史密斯的自由主义观点不仅针对国内的贵族寡头政治，放在殖民语境中来看，还是被殖民者打破“他者”式沉默，挑战殖民话语权的一种隐喻。小说中这对有关贵族政治特权的隐喻暗示了战后英国重构英国性过程中对殖民话语权这一帝国遗产的维护，以及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话语权威性受到的挑战。
三、绅士理念的落伍和美式文化系统的胜利。
“尊严”和“职责”并不仅是管家追求的人生理想，还代表了与高贵地位相联系的绅士气度和涵养，是史蒂文森竭力模仿的对象。旅途中，莫斯库姆村民请他对绅士的素质发表看法。“所谓的素质或许可被最有效地称为‘尊严’”[1](150)。史蒂文森的回答得到村民的赞许。与之相反，村民对附近某幢大房子前任所有者的看法是 “那位林赛先生根本不是什么绅士。他也许很富有，但他绝对不是位绅士”[1](149)，以及“他这类人的问题在于误将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视为尊严。”[1](150)绅士理念一直为英国贵族阶层所推崇，贵族们引以为傲的绅士风范和品性令他们相较于林赛先生之流显得卓尔不群，引人钦慕。
“绅士观念的实质正如这个词（gentleman）所说的，它来自一个纯洁的基因或得到很好的教养，因此能够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举止得体并充满想象力。”[7]强调“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的绅士理念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建立的，并随着帝国扩张转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英国人民族精神的外在身份标识。小说中达林顿勋爵在对手眼中“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公正体面、诚挚坦率而且本意善良。”[1](84)
与之相反，美国大使刘易斯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美国式功利主义的典型。为阻止法国与英国在改善战后对德待遇问题上取得一致，使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刘易斯违背诚信，甚至不惜在会谈中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他曾毫不客气地指责勋爵“是位业余政治家，而当今的国际事务已不再适用于绅士型的业余爱好者”。[1](84)勋爵回击刘易斯的“专业主义”意味着“要将更个人的贪婪和利益置于优先，而不是看见世界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强烈愿望”。[1](84)
小说中这一情节象征着以绅士风度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系统和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系统的一次碰撞。无论其代表的是何种高贵情操，在现代政治实务中，绅士理念因为落伍且不切实际而居于下方。正如刘易斯预料的那样，勋爵之后反被纳粹势力利用，成为反犹太运动的支持者，不仅解雇府上两位犹太裔女仆，还“试图劝服首相本人接受访问希特勒先生的邀请”。[1](183)
“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抵御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就愈弱，美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认同建构的另一个敌人。”[8]英国在重构民族特征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化的严重威胁。小说中管家史蒂文森原先认为自己无法对新主人美国式的调侃逗趣作出得体应对，并将此看做为“非以热情去履行的职责”[1](13)，但到了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却认为“调侃打趣正应该是雇主期望职员去执行的，合情合理的职责”[1](201)。美国文化系统掌握话语权是战后英国重构英国性遇到的又一问题。
四、结语
《长日留痕》的作者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三人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石黑一雄1954年出身于日本长崎，六岁随双亲移居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由于种族背景的不同，他能够跳出英国的传统身份意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战后英国社会重构的过程，对于何为英国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小说题名为《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以落日余晖的意象暗指昔日的帝国辉煌，战后英国社会传统的失落和越来越难以维系的历史延续感，其中英国历史上最古老并长期占据特权地位的阶层英国贵族的衰弱尤为典型。小说由此揭示了战后英国应对美国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维护帝国遗产和殖民话语权，抵御美国化威胁等一系列与重构英国性相关的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英国民族身份和价值理念重塑过程进行了深刻审视。
参考文献：
[1]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4).
[3]鲍秀文,张鑫.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外国文学研究,2009,(3).
[4]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4.
[5]刘向东.敬业的男管家——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黄昏时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
[6]赵希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0.
[7]Cook,E.T.&Wedderburn,A.The works of John Ruskin[M].London:G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09:197.
[8]洪霞.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
关键词：男管家；英国贵族；英国性；话语权；殖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3-0069-02
小说《长日留痕》的主人公达林顿府邸男管家史蒂文森是一个足以代表英国的典型形象。“在英格兰才有男管家。而在其它国家，无论实际上使用什么样的称谓，也仅有男仆”。[1](35)在英国，男管家（butler）既为主人提供贴身服务，也帮助主人管理庄园宅第和佣人，被称为“绅士的私人绅士（gentleman’s personal gentleman）”。男管家是英国上流阶层的身份标识，也是代表一定时期内英国特定阶级风尚的符号。小说中男管家史蒂文森对职业尊严的反思和今昔对比的回忆，呈现出战后英国贵族之家繁华落尽，陷于衰败的境况。史蒂文森对“职责”和“尊严”的不断再定义，也使男管家形象成为后帝国时代英国性重构的象征。
一、贵族家业的凋敝和帝国经济霸权的失落
在被问及所著小说中人物是否都普遍专注于一种抽象的责任感时，黑石一雄曾特别提及《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森，并称其“有一份夸张的责任感”。[2]战后达林顿府被转卖给美国商人法拉戴，府上人手锐减，史蒂文森发现他“竟然自己承担起了许多公认只有最为宽容大度的男管家才会做的工作”。[1](7)尤其是在外出旅行前，史蒂文森意识到“达林顿府在本世纪内将可能首次变得空空荡荡的——自从该府落成以来，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发生”[1](19)。与战后英国社会出现的变化相联系，造成贵族阶层家业凋敝，仆从散尽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英国政府向贵族阶层加征的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各种税负。同时政府为复苏战后经济，向民众提供各种就业机会。贵族府邸雇员人数锐减，雇员费用大幅上涨。贵族宅邸历来被认为是地位和威望的象征，是家族几代人精心修葺的成果，英国贵族阶级却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达林顿府这样的祖宅家业转售他人。
小说中贵族产业的凋敝折射出战后英国为重振国力，复苏经济，重新寻找大国定位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战后四五十年代，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战后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头号强国。拥有两百年历史的达林顿府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达林顿公爵身故之后，被转卖给美国富豪拉法戴。“达林顿勋爵的去世和法拉戴对达府的收购，在话语层面上分别象征着维多利亚式权力的丧失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3]小说中，史蒂文森的一位同行这样评价达林顿府的易主，“美国人，是吗？说真的，现在只有他们那类人才能花费得起了……”[1](198)历史悠久的英式贵族宅邸达林顿府由美国人法拉戴接手是新旧国际经济秩序交替的象征。“与一大群员工共同工作，唯某人之命是从的岁月绝不可能重返我们的生活了。”[1](40)史蒂文森对达林顿府往昔岁月的惆怅回忆既是对帝国岁月的追忆，也标示着帝国身份破灭后带来的无力感和幻灭感。
二、贵族政治特权的动摇和殖民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尊严”是小说中和“职责”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史蒂文森认为“‘尊严’的至关重要处在于男管家必须具有不叛离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色的才能。”[1](34)即“尊严”的判断标准就是能否恰当地完成与个人地位相符的职责。旅行期间，史蒂文森听到一种关于尊严的新定义：莫斯库姆的村民哈里·史密斯认为“尊严并不只是属于绅士”，“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是富还是穷，你生来就是自由的，你一出生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你的见解，而且可以投票选举你所倾向的下院议员、或是投票让其下台。恕我而言，先生，那就是尊严的真正含义。”[1](151)史密斯的想法与战后英国贵族统治阶级受到平民挑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工党两次上台执政期间，建议国王敕封的“工党贵族”均以中产阶级为主体。1945年艾德礼政府建立，总共敕封了17名工会代表和工人活动家为贵族。“20世纪20年代中产阶级和‘工党贵族’开始进入上院之后，表明了英国贵族群体和贵族院的质变……这一变化客观上展露了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不可阻挡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4]贵族精英政治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最终上议院将彻底废止贵族特权，进入民主化的新时代。
然而史蒂文森并不赞同一般人僭越平民身份，参与国事。他心甘情愿成为贵族主人的附庸，相信“我们应全力以赴地为那些伟大的绅士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因为他们的手中真正掌握着文明的命运。”[1](162)史蒂文森对贵族主人的“尽忠职守”，是一种被殖民者不自觉顺从于掌握话语权的殖民者的表现。小说中斯宾塞先生为了向其它贵族证明大众是无知的，因而无需享有民主权力，不断地就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追问史蒂文森。史蒂文森随即表示他对此类问题一无所知，因为他知道“对此问题素手无策显然是他们所期待的事”[1](158)。男管家放弃自我观点表达的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一个“他者”隐喻，“史蒂文森被刻画成一个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自己思想的人，而这正是殖民话语中有关‘他者’定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5]
小说中以平民身份挑战贵族政治特权的村民哈里·史密斯代表着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殖民隐喻。哈里·史密斯来自位于英国西部的德文郡，与英国西南端的康沃尔郡相邻，后者是史蒂文森旅行的终点。历史上，德文郡和康沃尔均曾是凯尔特人部落主要聚居地。根据海克特在《内部殖民主义》一书中的观点，英格兰核心工业地区和凯尔特工业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与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相对应，凯尔特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受到英格兰核心工业区的控制。“海克特发现，同一时期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与国内殖民地的统治模式其实是一致的，殖民者对于国内和海外的领土的控制都是功利性的。”[6]哈里·史密斯的自由主义观点不仅针对国内的贵族寡头政治，放在殖民语境中来看，还是被殖民者打破“他者”式沉默，挑战殖民话语权的一种隐喻。小说中这对有关贵族政治特权的隐喻暗示了战后英国重构英国性过程中对殖民话语权这一帝国遗产的维护，以及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话语权威性受到的挑战。
三、绅士理念的落伍和美式文化系统的胜利。
“尊严”和“职责”并不仅是管家追求的人生理想，还代表了与高贵地位相联系的绅士气度和涵养，是史蒂文森竭力模仿的对象。旅途中，莫斯库姆村民请他对绅士的素质发表看法。“所谓的素质或许可被最有效地称为‘尊严’”[1](150)。史蒂文森的回答得到村民的赞许。与之相反，村民对附近某幢大房子前任所有者的看法是 “那位林赛先生根本不是什么绅士。他也许很富有，但他绝对不是位绅士”[1](149)，以及“他这类人的问题在于误将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视为尊严。”[1](150)绅士理念一直为英国贵族阶层所推崇，贵族们引以为傲的绅士风范和品性令他们相较于林赛先生之流显得卓尔不群，引人钦慕。
“绅士观念的实质正如这个词（gentleman）所说的，它来自一个纯洁的基因或得到很好的教养，因此能够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举止得体并充满想象力。”[7]强调“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的绅士理念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建立的，并随着帝国扩张转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英国人民族精神的外在身份标识。小说中达林顿勋爵在对手眼中“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公正体面、诚挚坦率而且本意善良。”[1](84)
与之相反，美国大使刘易斯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美国式功利主义的典型。为阻止法国与英国在改善战后对德待遇问题上取得一致，使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刘易斯违背诚信，甚至不惜在会谈中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他曾毫不客气地指责勋爵“是位业余政治家，而当今的国际事务已不再适用于绅士型的业余爱好者”。[1](84)勋爵回击刘易斯的“专业主义”意味着“要将更个人的贪婪和利益置于优先，而不是看见世界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强烈愿望”。[1](84)
小说中这一情节象征着以绅士风度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系统和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系统的一次碰撞。无论其代表的是何种高贵情操，在现代政治实务中，绅士理念因为落伍且不切实际而居于下方。正如刘易斯预料的那样，勋爵之后反被纳粹势力利用，成为反犹太运动的支持者，不仅解雇府上两位犹太裔女仆，还“试图劝服首相本人接受访问希特勒先生的邀请”。[1](183)
“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抵御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就愈弱，美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认同建构的另一个敌人。”[8]英国在重构民族特征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化的严重威胁。小说中管家史蒂文森原先认为自己无法对新主人美国式的调侃逗趣作出得体应对，并将此看做为“非以热情去履行的职责”[1](13)，但到了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却认为“调侃打趣正应该是雇主期望职员去执行的，合情合理的职责”[1](201)。美国文化系统掌握话语权是战后英国重构英国性遇到的又一问题。
四、结语
《长日留痕》的作者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三人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石黑一雄1954年出身于日本长崎，六岁随双亲移居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由于种族背景的不同，他能够跳出英国的传统身份意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战后英国社会重构的过程，对于何为英国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小说题名为《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以落日余晖的意象暗指昔日的帝国辉煌，战后英国社会传统的失落和越来越难以维系的历史延续感，其中英国历史上最古老并长期占据特权地位的阶层英国贵族的衰弱尤为典型。小说由此揭示了战后英国应对美国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维护帝国遗产和殖民话语权，抵御美国化威胁等一系列与重构英国性相关的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英国民族身份和价值理念重塑过程进行了深刻审视。
参考文献：
[1]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4).
[3]鲍秀文,张鑫.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外国文学研究,2009,(3).
[4]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4.
[5]刘向东.敬业的男管家——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黄昏时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
[6]赵希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0.
[7]Cook,E.T.&Wedderburn,A.The works of John Ruskin[M].London:G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09:197.
[8]洪霞.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