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来自星星的孩子

　　2013年初夏，我换了一份工作，应聘进一家公司做行政管理。公司设在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居民楼的二楼。上班第一天，经理黎姐带我熟悉工作环境，又给了我一摞公司近期的台账和资料，让我慢慢整理。正聚精会神间，突然楼下“嘭嘭”发出两声巨响，仿佛谁把一个大篮球狠狠地往天花板上扔，二楼的地板都在轻微颤动。我抬头张望，办公桌对面的黎姐欲言又止，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楼下有个熊孩子，有点捣蛋。”
　　第二天就见到这个熊孩子了。中午下楼去办事，遇到一楼的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大约十来岁的男孩出门，看我是个生面孔，女人对我笑了一下，我也回了一个礼貌的笑脸，然后特意留意了一下那个男孩。小家伙长得很帅气，高高大大的，婴儿肥的脸浮起有点茫然的笑，绞着手，很害羞的样子，被父母夹在中间，小心翼翼地下楼去。
　　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我跟黎姐说，我碰到楼下的邻居了，那孩子看起来不熊啊，很内向的样子，该有十三四岁了吧？黎姐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孩子长得高大，其实只有十一岁。”
　　现在的孩子营养好，超常发育也不奇怪，我并未多想，就去忙手中的工作了。如此几天，除了偶尔楼下的“嘭嘭”声让人略感不适外，公司的同事都很好相处，上下班碰到楼上楼下的邻居，大家也很客气地问候，一切和谐安宁。我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决定留下来。
　　大概过了半个来月，有天公司事多，我一人加班到快晚上九点才下班。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我摸黑下楼，走到一楼门口时，门突然打开，从里面伸出一个戴着京剧丑生面具的大脑袋，我还来不及尖叫，面具先我一步，嘣出一声低沉的长啸，那声音似哭似笑，似怒似喜，让人毛骨悚然。我再也撑不住，闷哼一声，双腿软了下去。看我跌倒，门迅速关起，里面传来熟悉的“嘭嘭”声，继而是野兽般的号叫。
　　我心脏狂跳，顾不上崴了脚，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准备逃命。这时，门又打开了，借着屋里的灯光，我认出是一楼的女主人。看见是我，她一脸抱歉地跟我说对不起，“刚才是我儿子恶作剧，让你受惊了，非常抱歉。如果摔伤了哪里，赶紧去看医生，明天跟我报销医药费就好。真的不好意思。”
　　我慢慢平静下来，试走几步，除了左脚有轻微扭伤，应无大碍，自己回家搽点药酒就行了。我摆摆手，嘴上说着没事，算了，心里忍不住嘀咕：这孩子怕不是有病吧？都十来岁了，还搞这样的恶作剧？
　　第二天，我微跛着脚去上班，黎姐问我怎么了，我把头天晚上的事跟她说了，语气里有些抱怨。黎姐叹了口气，“不好意思，都怪我没有提前跟你说。楼下住的这一家，孩子妈妈是我高中同学，姓许，孩子有自闭症，老是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比如用身体去撞墙，他家的墙和我们公司地下室仓库的天花板都给他震得斑斑驳驳的；会猝不及防地发出怪叫，常把陌生人吓一跳。但孩子是无意识的，没有恶意，也不伤人。我怕你多心，也不想背后八卦自己的同学，所以，没有告诉你。”
　　我很震惊，以前就听说过自闭症，也在电视里见过类似的科普，但没想到，居然真实见到了自闭症孩子。
　　这天下午，楼下的女主人许姐过来敲门，手里捧着一小锅桂花甜酒鸡蛋，看到我，红着脸说是刚煮的，拿上来给大家尝尝，顺带为昨晚的事给我赔礼道歉。
　　许姐煮的糖水很香，甜而不腻，但我吃得五味杂陈。

对于他们，我到底是窥探大于同情

　　这以后，再遇上许姐一家，我总是主动打招呼，许姐每次都会指着我跟她的自闭症儿子杨帆说：“叫阿姨。”杨帆有时看着我身后的风景呵呵怪笑，有时当我不存在。每当此时，许姐总是宠溺地拍拍儿子的肩膀，嗔怪地说：“这孩子，不听话。”
　　许姐的老公杨哥不爱说活，笑的时候眉毛不是舒展的，而是拧起来，让人看了难受，总想伸手帮他抻平。杨哥长得高大魁梧，杨帆的个子随他，但长相随许姐，清秀帅气。我常望着他们的背影想，如果不是孩子有这么个病，这该是多么完美的一家啊！
　　自从说开后，黎姐不再避讳谈她的老同学许姐。她说许姐当年读书时成绩很好，性子也好，是很温柔贤淑的女人，现在在银行工作，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杨哥以前是一家国企的会计，自杨帆三岁时检查出自闭症，他就辞了正式工作，在家料理儿子的日常和带儿子全国各地去看病，兼职做一些小规模纳税企业的账，赚点生活费。
　　有时候，我们上着上着班，就会听到楼下在唱卡拉OK，大都是男女对唱，《知心爱人》《相思风雨中》《滚滚红尘》一类，无论国语粤语，都唱得有模有样，男的高亢，女的深情。我跟黎姐说：“这两口子心态真好，换我，可能天天以泪洗面吧，哪还唱得出来。”
　　黎姐说，刚开始，许姐夫妻俩也经常以泪洗面，许姐跟她聊起儿子时，总是泣不成声。可能是时间久了，麻木了，全国各地的医院跑了不少，杨帆还是不说话，越大举止越失常，有什么办法？他们已经认命了吧。最主要的是，杨帆喜欢听他们唱歌，儿子暴躁时，只要听到他们两口子唱歌，就会慢慢安静下来，也算是他们自创的一种精神疗法，既疗儿子，也疗自己。
　　“小许这些年不容易，除了工作和家务，还为了杨帆的康复学会了小儿推拿和针灸，自己都快成半个专家了，可孩子的病还是没有好转。不自我开解和安慰，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黎姐叹息。
　　我听得心酸，“像他们这种情况，为了杨帆和他们自己的将来，可以生二胎的呀。怎么不生？”
　　“我也曾建议小许，她说和老杨想过，但到底下不了决心。一则是无法保证下一个孩子是否正常，二则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为了杨帆，他们已经付出所有，怕是再经不起折腾了。”黎姐说。
　　也是，我们都是旁人，没有身处其中，永远无法体会他们的纠结和焦虑。

　　有一次，黎姐出差回来，给许姐带了条丝巾，给杨帆带了些点心，但许姐一家不在，黎姐急着回去照料生病的父亲，便放我办公桌上，交待我听到他们回来后，帮她把东西送下去。
　　快下班时，听到楼下又传来“嘭嘭”声，我知道许姐他们回来了，便下去敲门。许姐把门打开一条大缝，探出头来，眼睛有些红肿。我一边说明来意，把礼物交给她，一边好奇地看向客厅。客厅里没开灯，有点暗，地上倒处丢着鞋子，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杨哥正捂着脸坐在沙发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像在哭。而杨帆正从餐桌上用力往下跳，“嘭”的一声，我感觉地都跟着颤抖起来。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就不请你进来坐了。”许姐瓮着鼻子说，低头不看我。
　　“没关系，我也要下班了。”我逃也似的往楼上走，像被抓个正着的小偷。探看别人隐私的人，心里多少是有点阴暗的。我有点羞愧，因不能感同身受，对于他们，我到底是窥探大于同情的。

她只是不想再一个人孤独地过冬

　　日子一晃过去了一年多。一天，像往常一样在楼梯口遇见许姐和杨帆，我猛然发现，已有好几天不见杨哥陪在他们身边了，倒是有一对老年夫妇在他们家进进出出。闲聊时问黎姐，她说杨哥离家出走了，都快一个星期了，老年夫妇是杨哥的父母。
　　为什么？我大感惊讶，杨哥看起来憨厚实在，怎么做得出抛家弃子这种不负责任的事？
　　黎姐跟我说了大致原因。杨哥本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自杨帆病后，就更加沉默。这些年他带着杨帆到处奔波治病，钱花了不少，孩子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倒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情越发古怪，这对杨哥打击很大。
　　一个星期前，杨哥带着杨帆去口腔医院看牙，估计是杨帆拔牙时受刺激了，在回程的公交车上，杨哥接了一个他兼职的公司领导打来的对账电话，不过是两三分钟的时间没留神，杨帆就直接脱了裤子在车后座随地大便。父子俩被整车的人嫌弃加指责，这事成了压在杨哥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许说，老杨回来后，对着杨帆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流了一夜眼泪，她也一夜未睡，就天亮时眯了一会儿，醒来就发现老杨不见了。床头柜只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受不了了，只能当逃兵，不然肯定得疯，他对不住他们母子俩，请他们原谅。”黎姐摇头叹气道，作为局外人，她虽然理解老杨的绝望，但很难原谅他的自私。
　　“他一走了之，许姐以后怎么办？两个人互相支撑尚且辛苦，一个人，如何熬？”
　　“小许是母亲，为母则刚，再难，她也会坚持的。幸好老杨的父母觉得愧对媳妇，现在住在这里帮她管杨帆，她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可是，老人年纪大了，能管多久？余生漫漫，终究要靠许姐一个人扛到底。我仿佛看到许姐灰暗的未来。
　　这以后，遇到许姐的时候不多，但每次遇到她，她还是笑意盈盈地跟我打招呼，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悲苦。听说为了多挣钱给儿子治疗，她晚上又去一家儿童健康中心做推拿、针灸。或许，她忙得已经没有空闲去为自己的命運哀叹，又或者，她已经想得很通透，人生最紧要的是往前看，自怜自艾改变不了命运，而努力，或许可以。
　　过了不久，我们公司因为业务扩张，搬到了市中心的写字楼办公，很难再见到许姐。黎姐偶尔会去看望这对母子，说他们依旧老样子，生活里似乎看不到更多的曙光。
　　差不多两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因为办事，骑车路过公司之前所在的街道，晃眼中，看到许姐牵着杨帆的手从马路对面的超市出来，杨帆又长高不少，已经是成年人的体型了，而走在他们旁边的，居然是杨哥！
　　我怕我看错，还特意停下车细看。果真是。
　　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已经从公司离职的黎姐，黎姐在电话那头笑，说她知道了，杨哥是一个多月前回来的，听说他这两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待遇不错，但一直良心难安，总觉愧对妻儿，于是辞职回来了，并向妻子承诺，以后再不会离开。
　　我不知道许姐是以怎样的心情再次接纳杨哥的。成年人的世界，永远不止对与错、黑与白那么简单。
　　我猜想，许姐或许早就选择了原谅，自己孩子的父亲，那个爱过的人，也只是一个普通男人，他也跟她一样，有脆弱无助的时候，有无法对外人道的彷徨哀愁，这些负面情绪一直在挤压他，无力排解，到临界点时，自然就爆发了。而她不逃避，只因为她是个母亲，母爱让她更隐忍更坚定一些而已。
　　想起曾在某本书中看到的一句话：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或许，许姐并未考虑太多，她只是不想再一个人孤独地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