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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先生的长篇力作《欲说》近日出版，我不知道这本小说会不会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因为它显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黑幕或反贪小说，但它理应引起关心“知识分子问题”的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当然是一种太宽泛的提法，不过熟悉梁晓声先生近年写作情况的人应该知道，他是有意要在作家与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间构建起张力关系的。作为“作家中的哲学家”，梁晓声先生一直在尝试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介入现实的方式，但又不想过于简单和匆忙地确立它。从前几年的《社会各阶层分析》到这本《欲说》，他的兴趣点没有变，只是手段变了。也许我们不能说他“做回了作家”，因为他一直都是作家，但我们相信他是准备要作一些社会学方法所无法进行的尝试。
这部小说很快就引发了一场争论，这是关于小说标题的：欲说——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这个奇怪的词语组合也许是整部小说最为暧昧不明的地方。梁先生本人的解释是，这是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这个解释很好懂，但是它让“欲说”这个词变得不好懂了，因为无论从语法还是语义上来说，将“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浓缩为“欲说”，都显得十分牵强，而且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又何尝不可以是面对着欲望时代呢？但是一般来说，作者对作品是享有先天的发言权的，他的话总是值得读者特别重视，不过就我而言，这种重视并不是我接受了作者的解释，而是因为这一解释使我看到，作者对作为一种姿态的“诉说”是极为看重的，理想主义不能只是欲说还休，它一定要作为一种坚挺有力的声音存在。但是这样的想法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那就是诉说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姿态。诉说不是评说，更不是控诉，而是一种怀着信任感甚至是皈依感的倾诉，它更像是在表达委屈，而不是进行批判。这部小说绝对不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理由认为，梁晓声先生早已告别了知青时代，基于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而展开的批判，已不是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对现在的他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疗治”这个词。
我怀疑，通过《欲说》，梁晓声已经为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新的角色定位，那就是做这个欲望时代的心灵疗治者。这一角色绝非是要切除欲望的病灶，还社会一个纯洁的肌体。梁晓声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空想主义，他会愿意承认，一个欲望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说到底，这个时代的到来最不值得惊愕，当一个可以自由诉说欲望的时代到来时，这个时代也就归欲望所有。这就如同弗洛伊德阐发了无意识之后，人立刻回归动物，这不是否定人性中所有高尚美好的质素，而是要将这一切放在本能和无意识的平台上，从而人类可以重新表述自身。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指出欲望是应该诉说自身的，因为只有它才会被遮蔽。这种诉说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一种疯狂，第一个秘密所引起的巨大刺激刺穿了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这种诉说使诉说者迷失了自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喋喋不休地诉说下去，而当这种诉说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诉说者会怅然若失，同时也会如释重负。就梁晓声这部小说而言，它首先让商人王启兆来做这个诉说者，它给了他足够多的财富，足够灵活的口齿和头脑，足够练达的人情世故甚至是足够强的男性能力，这些条件足以让他成为欲望时代的代言人。但是，在拥有这些优良质素的同时，这个人又其貌不扬，文化程度低下，而偏偏他又极端在乎这两点，以至于自负的外表下隐藏着致命的自卑。这个安排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欲望的诉说注定了是一种病人的诉说，只有病人才有机会敞开自身，甚至在确定他所诉说的是不是真实的自我之前，我们就已经确认了他的病人身份。在梁晓声眼中，王启兆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病人，他活得不自在，没着没落，所以他要诉说，整部小说写到他的部分都是在听他诉说，或者是代他诉说，即便他参与情节，那情节也全是为了让他袒露心灵。但他并非自言自语，因为他面前有一个倾听者。这个倾听者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梁晓声本人，但也可以具体化为小说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那个身为王启兆的密友兼心理医生的大学教授。这个人物的设置是非常观念化的，破空而来又呼啸而去，而他那大段有关社会形势和个人命运的心理和哲学分析，更是在挑战读者的审美耐心。但是，作者显然舍不得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如果不出场，这倾诉与倾听的二元格局就缺了一极。虽然有种种不满与怀疑，王启兆最后还是臣服于这位心理学教授的分析之中。后者并不是什么道德的化身，他所要疗治的不是罪恶，而是疾病，这个欲望时代潜伏着严重的精神病灶，这就是心理学教授存在的理由。依这个心理学教授的说法，欲望时代已经呈现倦怠之相，因此需要紧缩，需要撤退，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红与黑》的时代，不再是于连、拉斯蒂涅等人吹响冲锋号角的时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小说没有交代，在我看来，它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我更愿意相信，之所以会安排这样一个倦怠时代的到来，根底还在于作者固执地认为，欲望终归是脆弱的，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它只能让人徘徊于痛苦和无聊之间。正是这种脆弱性让知识分子找到了立身之所，当心理学教授说“这是哲学！”时，他像是拿起了一根巨大的针筒——只有对病人来说，这针筒才是可怕的。王启兆曾有过短暂的抵抗，他不愿就此向他所鄙视的知识分子投降，他甚至想耍一耍这位教授，但他很快就丢盔弃甲。他的任何心思都被教授猜透，而且当即严厉地指出来，我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作者不站在他这边，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从医生朋友那里出来，王启兆选择了自沉，他看到冰面上钓鱼人写下的“命中注定”四个字，立即决定了自己的归宿。这是一种并不自然的结局，并非不可能，但是太书生气。不过也许王启兆真的就命定如此，这个人的确有些书生气，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名著（虽然他偏偏遗漏了《红与黑》），这一奇怪的癖好简直是他全部脆弱性的根源。这个人可以说是以商人的身份发达，以文人的身份覆灭。梁晓声解构了“儒商”这个外表光鲜的说法，并在儒与商的冲突中站到了前者一边，让王启兆自沉，不是唯一可能的结局，但是唯有这样的结局，才可以让王启兆的教授朋友大获全胜。的确，当一个灵魂最隐秘的东西都已经被揭示出来时，生命是否继续就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样的安排很霸道，但似乎也只能如此。
虽然王启兆算是小说的男一号，但是更值得琢磨的是省委书记刘思毅。说起来，前者是欲望时代的代言人，后者则是理想主义的守护者。但是正如王启兆一样，这个守护者自身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人太书生气！如果说王启兆的书生气是一种被动的病态的话，那么刘思毅的书生气是他主动的选择。这个省委书记带着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他本人是一身正气的，甚至于有些过于高调，作者欣赏他，让他从头到尾做了一个好人。当他的省委副书记、副市长、县长等等纷纷落马时，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他的痛心和内疚是真实的。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伟岸的人物，但总给人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他其实并不适合坐这个位子，他的思想情感，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管如何做成熟圆滑状，都真的太像一个书生。这不是说他意气风发想改天换地，而是说他像书生们经常做的那样，一边行动着，一边又不停地看自己如何行动。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自信可以通过风度和涵养来掌控它们，但他似乎忘了，对于一个真正的官员来说，权力本身会代替他去思考和影响很多事情。时时想着自己在做官的人，其实是脱不了书生习气；那些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人的，才算是把官做到了家。有的时候，刘思毅给人的印象甚至如王启兆一样外强中干。他的强大只在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学识，说出一番云遮雾绕的大道理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的地盘只在会议桌前，而一旦离开了这个情境，他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焦躁易怒，坐立不安，这就像王启兆一旦离开了交际应酬的场合就会变得孤僻封闭一样。对这位省委书记来说，任何不能单凭大道理以及幽默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让他头疼，他甚至没有对付自己女儿的办法，因为后者拒绝说教。他也缺乏改变政治现状的勇气与能力，他的主要政治活动似乎就是和稀泥，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乐在其中，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作为书生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典型的一个情节是当法国的亲家要求他当面作出承诺，决不做贪官以免亲人蒙羞时，他竟然用一通有关宗教的宏论——明显有些离题——征服了他们，而将这小小的危机化解。所有这样的时刻，刘思毅都是应对自如的，他区别于其他官员的就是这口才和学识，这本来是他宦海浮沉的凭藉，但是渐渐的，渡船变成了居所，他再也走不出来。他早年就读于中文系，一心想的却是做外交官；而当他终于达到权力的顶峰时，能够抚慰他的却正是那属于中文系的东西。他和他的妻子在家中堆满了各种文学作品，甚至包括不少禁书，他们躲在宽大的书房中，就像躲进心理医生的诊所。他可以洁身自好，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人堕落，其中还包括他那引以为红颜知己的省委副书记赵慧芝。他跟王启兆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王启兆为追求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他极端的自卑，只有金钱才能帮助他获得自信；而刘思毅不需要不择手段，他走正道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一直都很自信，所以能够明哲保身。但是他们的失败是同样的，作为“儒商”的王启兆显然不是一个振兴地方经济的英雄，而作为“文官”的刘思毅最终也只能保住自己。当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时，刘思毅正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又从另一个城市飞回来，这种远离地面的旅行保证了他的清白，也昭示着他的无奈。他只能躲在他那由文人智慧筑起的堡垒中隔岸观火，所幸他还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同样是一个倦怠时代的悲剧人物，但在对刘思毅的处理上，梁晓声已明显有些多愁善感，这与面对王启兆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迥然不同。之所以要居高临下地面对王启兆，是因为必须要让这个欲望的代言人在知识分子面前臣服；而刘思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正是他为我们演示了一个善于内省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能为自己争取到多大的心灵空间。他已经拥有了省委书记这样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必须要有这样的权力，才能让他有足够的自由去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地方官员而言，他已没有急于追求的目标，他可以游离于一切具体事务之外，一心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但他唯一能够影响的其实只是他的妻子，他的学识，他的幽默，他的人情味都只能挽救他自己的沉沦。所以，说“理想主义欲说还休”其实是对的，因为每一次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就像刘思毅常说的那些——都像是在为自己打气，它不拯救社会，也不拯救王启兆，它只抚慰那些徘徊于欲望时代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人。这同样是一种疗治，我们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一点现代人文精神，疗治完不法商人又疗治起省委书记。但是前者只能通向死亡，因为对待积重难返的欲望只能用休克疗法；但省委书记的心理治疗却可以长期地进行下去。唯其如此，它也就是一种深刻得多的悲剧。在我看来，王启兆的人格分裂是太过分的，他的自沉是太书生气的，但刘思毅的无力感却是真实的。我们的真实见闻中并不缺少刘思毅这样的典型，他们热爱官宦生活，却又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书房。但是这间书房能抵挡得住欲望吗？东窗事发的赵慧芝同样爱读书，是官员中有口皆碑的文化人，她跟刘思毅最为重要的差别，也许就是后者已经做到了省委书记而前者仍有想更进一步的欲望。对于那些以书为药的官员来说，书房就像病房，你总是因为有病了才进去的，但是进去了并不表示你就能恢复健康。说到底，书房保留一日，就说明人格分裂一日。同王启兆的暗藏危机的儒商称号一样，“文官”也是一个不祥的词，在这一点上，梁晓声没有被自己的偏爱压倒，他保持了解剖的姿态，并表现出相当的冷峻，虽然这种冷峻是同他的感伤交织在一起的。
我有时候怀疑，王启兆和刘思毅的虚弱，是否都是因为梁晓声将自己那种书生气的感伤注入了他们体内，这就好像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先给病人打了麻药一样。又或者这连麻药都不是，他们本来就是生气勃勃的健康人，一个是欲望的化身，一个是权力的代表，这两种人都远比一般知识分子健康，他们之所以变得虚弱，就是作者给他们种下了病根，否则他们就不会走进知识分子为他们开设的心理诊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没法诉说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脆弱注入他们体内，这样他在为他们做心理分析时，其实正是在分析自己，或者说是自己在诉说。这不是异想天开，因为果真“欲说”就是“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理想主义者假借对欲望时代的分析诉说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知道自己患上了心理疾病，亟需一吐为快，但他用了一种聪明的形式。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目的是要诉说自己，因为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小说家没有表现出多少讲故事的热情。《欲说》封面所加的一行小字是误导性的：“欲望时代的理想主义写作·中国当代的《红与黑》”——不，《欲说》不是《红与黑》，后者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欲望与道德的冲突还足以产生强大的戏剧效果，虽然于连的命运同样是命中注定，但是欲望本身仍是生机勃勃的，一个于连走上了断头台，还会有千万个于连继续走他的路。这是让司汤达恐惧然而也让他着迷的东西。但是《欲说》已没有了这种激情，这是一种倦怠的叙事，倦怠的根源不在于欲望主义者被无休止的争斗弄得心灵疲倦，而在于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小说家丧失了激情，他丢掉了让欲望的故事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的耐心。虽然他搭了一个西方小说中常见的“24小时故事”的架子，但是与后者那种一环扣一环、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的节奏感不同，他的叙述舒缓得近乎凝滞。事实上他根本不准备制造某种“尺幅千里”的效果，他所必须交代的情节甚至用不了24小时。他让人物在一天之内出场，然后让其中的一些毁灭，让整个故事结束，就好像是在一大堆病历卡中抽出几份，看到那些名字时想起了一些事情，但他并不关心这个。他捡起这个已被别人写得近乎陈腐的题材（按他自己的说法），只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去写一个欲望如何行动的故事，他要让欲望诉说。他要做一个故事的旁观者和旁白者，并且喧宾夺主地参与其中。他那大段大段的议论明显过于书卷气，但这已不是问题（作者甚至宣称这是他追求的境界），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与欲望有关的故事虽然仍不失为故事，但早已没有了秘密可言，要使其恢复可说性，只有让这些故事在心理医生的诊所重新讲述一遍。没有道德对欲望的反抗来营造戏剧性，那就用忧伤、用疲倦、用人格分裂、精神危机来填补空缺。也许在梁晓声看来，当代人最大的精神冲突不再是发生于善恶之间，而是发生于倾听与诉说之间，发生于精神正常者与心理疾病者之间，发生于分析与被分析之间。他以小说家的身份，行使了精神医生式的话语权，他让这个欲望时代走进他的心理咨询室接受治疗。这个时代看起来方兴未艾，我们不免疑心梁晓声是不是太过一厢情愿，但毫无疑问的，将这样一个时代按倒在病人躺椅上，用凌厉的、一针见血的分析压倒其不满与怀疑，对他来说一定是最刺激、最有戏剧性的。不过，这个威严的医生也许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对这个欲望时代来说，它是自我三结构中的“超我”，其权威来自于人对健康的渴望；而对于创作空间日益窘迫的小说家来说，能暂时扮演这一角色，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精神危机的绝佳治疗呢？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这部小说很快就引发了一场争论，这是关于小说标题的：欲说——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这个奇怪的词语组合也许是整部小说最为暧昧不明的地方。梁先生本人的解释是，这是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这个解释很好懂，但是它让“欲说”这个词变得不好懂了，因为无论从语法还是语义上来说，将“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浓缩为“欲说”，都显得十分牵强，而且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又何尝不可以是面对着欲望时代呢？但是一般来说，作者对作品是享有先天的发言权的，他的话总是值得读者特别重视，不过就我而言，这种重视并不是我接受了作者的解释，而是因为这一解释使我看到，作者对作为一种姿态的“诉说”是极为看重的，理想主义不能只是欲说还休，它一定要作为一种坚挺有力的声音存在。但是这样的想法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那就是诉说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姿态。诉说不是评说，更不是控诉，而是一种怀着信任感甚至是皈依感的倾诉，它更像是在表达委屈，而不是进行批判。这部小说绝对不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理由认为，梁晓声先生早已告别了知青时代，基于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而展开的批判，已不是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对现在的他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疗治”这个词。
我怀疑，通过《欲说》，梁晓声已经为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新的角色定位，那就是做这个欲望时代的心灵疗治者。这一角色绝非是要切除欲望的病灶，还社会一个纯洁的肌体。梁晓声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空想主义，他会愿意承认，一个欲望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说到底，这个时代的到来最不值得惊愕，当一个可以自由诉说欲望的时代到来时，这个时代也就归欲望所有。这就如同弗洛伊德阐发了无意识之后，人立刻回归动物，这不是否定人性中所有高尚美好的质素，而是要将这一切放在本能和无意识的平台上，从而人类可以重新表述自身。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指出欲望是应该诉说自身的，因为只有它才会被遮蔽。这种诉说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一种疯狂，第一个秘密所引起的巨大刺激刺穿了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这种诉说使诉说者迷失了自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喋喋不休地诉说下去，而当这种诉说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诉说者会怅然若失，同时也会如释重负。就梁晓声这部小说而言，它首先让商人王启兆来做这个诉说者，它给了他足够多的财富，足够灵活的口齿和头脑，足够练达的人情世故甚至是足够强的男性能力，这些条件足以让他成为欲望时代的代言人。但是，在拥有这些优良质素的同时，这个人又其貌不扬，文化程度低下，而偏偏他又极端在乎这两点，以至于自负的外表下隐藏着致命的自卑。这个安排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欲望的诉说注定了是一种病人的诉说，只有病人才有机会敞开自身，甚至在确定他所诉说的是不是真实的自我之前，我们就已经确认了他的病人身份。在梁晓声眼中，王启兆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病人，他活得不自在，没着没落，所以他要诉说，整部小说写到他的部分都是在听他诉说，或者是代他诉说，即便他参与情节，那情节也全是为了让他袒露心灵。但他并非自言自语，因为他面前有一个倾听者。这个倾听者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梁晓声本人，但也可以具体化为小说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那个身为王启兆的密友兼心理医生的大学教授。这个人物的设置是非常观念化的，破空而来又呼啸而去，而他那大段有关社会形势和个人命运的心理和哲学分析，更是在挑战读者的审美耐心。但是，作者显然舍不得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如果不出场，这倾诉与倾听的二元格局就缺了一极。虽然有种种不满与怀疑，王启兆最后还是臣服于这位心理学教授的分析之中。后者并不是什么道德的化身，他所要疗治的不是罪恶，而是疾病，这个欲望时代潜伏着严重的精神病灶，这就是心理学教授存在的理由。依这个心理学教授的说法，欲望时代已经呈现倦怠之相，因此需要紧缩，需要撤退，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红与黑》的时代，不再是于连、拉斯蒂涅等人吹响冲锋号角的时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小说没有交代，在我看来，它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我更愿意相信，之所以会安排这样一个倦怠时代的到来，根底还在于作者固执地认为，欲望终归是脆弱的，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它只能让人徘徊于痛苦和无聊之间。正是这种脆弱性让知识分子找到了立身之所，当心理学教授说“这是哲学！”时，他像是拿起了一根巨大的针筒——只有对病人来说，这针筒才是可怕的。王启兆曾有过短暂的抵抗，他不愿就此向他所鄙视的知识分子投降，他甚至想耍一耍这位教授，但他很快就丢盔弃甲。他的任何心思都被教授猜透，而且当即严厉地指出来，我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作者不站在他这边，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从医生朋友那里出来，王启兆选择了自沉，他看到冰面上钓鱼人写下的“命中注定”四个字，立即决定了自己的归宿。这是一种并不自然的结局，并非不可能，但是太书生气。不过也许王启兆真的就命定如此，这个人的确有些书生气，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名著（虽然他偏偏遗漏了《红与黑》），这一奇怪的癖好简直是他全部脆弱性的根源。这个人可以说是以商人的身份发达，以文人的身份覆灭。梁晓声解构了“儒商”这个外表光鲜的说法，并在儒与商的冲突中站到了前者一边，让王启兆自沉，不是唯一可能的结局，但是唯有这样的结局，才可以让王启兆的教授朋友大获全胜。的确，当一个灵魂最隐秘的东西都已经被揭示出来时，生命是否继续就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样的安排很霸道，但似乎也只能如此。
虽然王启兆算是小说的男一号，但是更值得琢磨的是省委书记刘思毅。说起来，前者是欲望时代的代言人，后者则是理想主义的守护者。但是正如王启兆一样，这个守护者自身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人太书生气！如果说王启兆的书生气是一种被动的病态的话，那么刘思毅的书生气是他主动的选择。这个省委书记带着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他本人是一身正气的，甚至于有些过于高调，作者欣赏他，让他从头到尾做了一个好人。当他的省委副书记、副市长、县长等等纷纷落马时，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他的痛心和内疚是真实的。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伟岸的人物，但总给人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他其实并不适合坐这个位子，他的思想情感，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管如何做成熟圆滑状，都真的太像一个书生。这不是说他意气风发想改天换地，而是说他像书生们经常做的那样，一边行动着，一边又不停地看自己如何行动。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自信可以通过风度和涵养来掌控它们，但他似乎忘了，对于一个真正的官员来说，权力本身会代替他去思考和影响很多事情。时时想着自己在做官的人，其实是脱不了书生习气；那些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人的，才算是把官做到了家。有的时候，刘思毅给人的印象甚至如王启兆一样外强中干。他的强大只在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学识，说出一番云遮雾绕的大道理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的地盘只在会议桌前，而一旦离开了这个情境，他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焦躁易怒，坐立不安，这就像王启兆一旦离开了交际应酬的场合就会变得孤僻封闭一样。对这位省委书记来说，任何不能单凭大道理以及幽默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让他头疼，他甚至没有对付自己女儿的办法，因为后者拒绝说教。他也缺乏改变政治现状的勇气与能力，他的主要政治活动似乎就是和稀泥，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乐在其中，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作为书生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典型的一个情节是当法国的亲家要求他当面作出承诺，决不做贪官以免亲人蒙羞时，他竟然用一通有关宗教的宏论——明显有些离题——征服了他们，而将这小小的危机化解。所有这样的时刻，刘思毅都是应对自如的，他区别于其他官员的就是这口才和学识，这本来是他宦海浮沉的凭藉，但是渐渐的，渡船变成了居所，他再也走不出来。他早年就读于中文系，一心想的却是做外交官；而当他终于达到权力的顶峰时，能够抚慰他的却正是那属于中文系的东西。他和他的妻子在家中堆满了各种文学作品，甚至包括不少禁书，他们躲在宽大的书房中，就像躲进心理医生的诊所。他可以洁身自好，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人堕落，其中还包括他那引以为红颜知己的省委副书记赵慧芝。他跟王启兆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王启兆为追求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他极端的自卑，只有金钱才能帮助他获得自信；而刘思毅不需要不择手段，他走正道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一直都很自信，所以能够明哲保身。但是他们的失败是同样的，作为“儒商”的王启兆显然不是一个振兴地方经济的英雄，而作为“文官”的刘思毅最终也只能保住自己。当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时，刘思毅正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又从另一个城市飞回来，这种远离地面的旅行保证了他的清白，也昭示着他的无奈。他只能躲在他那由文人智慧筑起的堡垒中隔岸观火，所幸他还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同样是一个倦怠时代的悲剧人物，但在对刘思毅的处理上，梁晓声已明显有些多愁善感，这与面对王启兆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迥然不同。之所以要居高临下地面对王启兆，是因为必须要让这个欲望的代言人在知识分子面前臣服；而刘思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正是他为我们演示了一个善于内省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能为自己争取到多大的心灵空间。他已经拥有了省委书记这样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必须要有这样的权力，才能让他有足够的自由去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地方官员而言，他已没有急于追求的目标，他可以游离于一切具体事务之外，一心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但他唯一能够影响的其实只是他的妻子，他的学识，他的幽默，他的人情味都只能挽救他自己的沉沦。所以，说“理想主义欲说还休”其实是对的，因为每一次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就像刘思毅常说的那些——都像是在为自己打气，它不拯救社会，也不拯救王启兆，它只抚慰那些徘徊于欲望时代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人。这同样是一种疗治，我们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一点现代人文精神，疗治完不法商人又疗治起省委书记。但是前者只能通向死亡，因为对待积重难返的欲望只能用休克疗法；但省委书记的心理治疗却可以长期地进行下去。唯其如此，它也就是一种深刻得多的悲剧。在我看来，王启兆的人格分裂是太过分的，他的自沉是太书生气的，但刘思毅的无力感却是真实的。我们的真实见闻中并不缺少刘思毅这样的典型，他们热爱官宦生活，却又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书房。但是这间书房能抵挡得住欲望吗？东窗事发的赵慧芝同样爱读书，是官员中有口皆碑的文化人，她跟刘思毅最为重要的差别，也许就是后者已经做到了省委书记而前者仍有想更进一步的欲望。对于那些以书为药的官员来说，书房就像病房，你总是因为有病了才进去的，但是进去了并不表示你就能恢复健康。说到底，书房保留一日，就说明人格分裂一日。同王启兆的暗藏危机的儒商称号一样，“文官”也是一个不祥的词，在这一点上，梁晓声没有被自己的偏爱压倒，他保持了解剖的姿态，并表现出相当的冷峻，虽然这种冷峻是同他的感伤交织在一起的。
我有时候怀疑，王启兆和刘思毅的虚弱，是否都是因为梁晓声将自己那种书生气的感伤注入了他们体内，这就好像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先给病人打了麻药一样。又或者这连麻药都不是，他们本来就是生气勃勃的健康人，一个是欲望的化身，一个是权力的代表，这两种人都远比一般知识分子健康，他们之所以变得虚弱，就是作者给他们种下了病根，否则他们就不会走进知识分子为他们开设的心理诊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没法诉说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脆弱注入他们体内，这样他在为他们做心理分析时，其实正是在分析自己，或者说是自己在诉说。这不是异想天开，因为果真“欲说”就是“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理想主义者假借对欲望时代的分析诉说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知道自己患上了心理疾病，亟需一吐为快，但他用了一种聪明的形式。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目的是要诉说自己，因为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小说家没有表现出多少讲故事的热情。《欲说》封面所加的一行小字是误导性的：“欲望时代的理想主义写作·中国当代的《红与黑》”——不，《欲说》不是《红与黑》，后者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欲望与道德的冲突还足以产生强大的戏剧效果，虽然于连的命运同样是命中注定，但是欲望本身仍是生机勃勃的，一个于连走上了断头台，还会有千万个于连继续走他的路。这是让司汤达恐惧然而也让他着迷的东西。但是《欲说》已没有了这种激情，这是一种倦怠的叙事，倦怠的根源不在于欲望主义者被无休止的争斗弄得心灵疲倦，而在于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小说家丧失了激情，他丢掉了让欲望的故事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的耐心。虽然他搭了一个西方小说中常见的“24小时故事”的架子，但是与后者那种一环扣一环、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的节奏感不同，他的叙述舒缓得近乎凝滞。事实上他根本不准备制造某种“尺幅千里”的效果，他所必须交代的情节甚至用不了24小时。他让人物在一天之内出场，然后让其中的一些毁灭，让整个故事结束，就好像是在一大堆病历卡中抽出几份，看到那些名字时想起了一些事情，但他并不关心这个。他捡起这个已被别人写得近乎陈腐的题材（按他自己的说法），只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去写一个欲望如何行动的故事，他要让欲望诉说。他要做一个故事的旁观者和旁白者，并且喧宾夺主地参与其中。他那大段大段的议论明显过于书卷气，但这已不是问题（作者甚至宣称这是他追求的境界），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与欲望有关的故事虽然仍不失为故事，但早已没有了秘密可言，要使其恢复可说性，只有让这些故事在心理医生的诊所重新讲述一遍。没有道德对欲望的反抗来营造戏剧性，那就用忧伤、用疲倦、用人格分裂、精神危机来填补空缺。也许在梁晓声看来，当代人最大的精神冲突不再是发生于善恶之间，而是发生于倾听与诉说之间，发生于精神正常者与心理疾病者之间，发生于分析与被分析之间。他以小说家的身份，行使了精神医生式的话语权，他让这个欲望时代走进他的心理咨询室接受治疗。这个时代看起来方兴未艾，我们不免疑心梁晓声是不是太过一厢情愿，但毫无疑问的，将这样一个时代按倒在病人躺椅上，用凌厉的、一针见血的分析压倒其不满与怀疑，对他来说一定是最刺激、最有戏剧性的。不过，这个威严的医生也许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对这个欲望时代来说，它是自我三结构中的“超我”，其权威来自于人对健康的渴望；而对于创作空间日益窘迫的小说家来说，能暂时扮演这一角色，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精神危机的绝佳治疗呢？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