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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0多年前的苏东巨变，应当说也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战争。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整理一番10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党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阶级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阶级，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1990年后坦言：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20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东欧改革中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表露了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一书中指出：“60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他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5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奈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是苏东变色不可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著有《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等。本文编者有删节。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整理一番10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党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阶级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阶级，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1990年后坦言：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20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东欧改革中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表露了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一书中指出：“60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他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5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奈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是苏东变色不可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著有《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等。本文编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