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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他的成长除了父母和身边人施加的影响之外。给予他生命攸关影响的，当然是老师。老师的影子从童年便开始笼罩住一个生命，直到他长大或人。
我的童年是在车公庄度过的。在车公庄幼儿园里，我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是个女的，中等个儿，苗条身材，白白平平一张容长脸，薄嘴唇。张老师的脸皮白得透明，以至于两颊里的红血丝儿都泛了出来，有点儿像外国白人那种稍粗糙的白里泛红。张老师跟我们这些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笑，声音冷漠而平静，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张老师生气的时候，会一声不吭地盯着你看，像一柄寒光闪烁的利刃。这把利刃在你眼前一动不动地逼着，你说疹人不疹人?
张老师走路的时候，身不动膀不摇，像个修女。跟张老师在一起，我们便不快乐。直到我上了小学以后，有时在路上碰见张老师，我都会敬畏地叫一声：“张老师。”张老师不答应，只是冷冷地看我一眼，边走边说：“放学啦?”
张老师为什么这样呢?我不知道。童年时我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如今，我还能想起张老师的形象：梳两条辫子，两颊泛着红血丝，永远板着一张脸走路。
我想看张老师笑一笑。
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正凶的年份。我们这些要求加入“红小兵”的骨干分子每天凑一块儿学习毛主席语录，开讨论会，操练队列，练习标准的正步走，每分钟要求走118步。那时的我，个子不高，身手矫健，正步走得无人可比，常常被带队老师陈栋叫出队列为大家作示范。
这次集中学习班到了尾声时，我们被告知这是第一次发展红小兵，要求每人写份申请书，然后各个小组再分头表决心、表忠心。同学们都行动起来了，有的写了一份，有的写了两份，有的写了四五份。还有一个同学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搞出血来了，写了一份蘸血的红小兵申请书。他受到了表扬，同学的狂热劲儿又被煽起来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写了10份红小兵申请书。那时的我，浑身上下血脉贲张，眼冒金光，呼吸急促。
在即将宣布红小兵名单的前一天早上，列队集合时，带队老师忽然叫各组组长检查，看看每个同学兜里有没有违禁品，比如弹弓小刀什么的。那时我兜里恰好有一把我十分喜爱的小弹弓，为了表现诚实，我向小组长王燕报告：我有弹弓。王燕让我交出来，我手插在兜里捏着弹弓看着她，有些舍不得。王燕瞪了我一眼，转身去报告了带队老师陈栋。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果然，在集训的最后一天，小组长王燕通知我，第一批发展红小兵没有我。如有巨雷轰顶，我傻了，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
那样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一只弹弓，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姓王的男老师。在发展红小兵的集训中，我的表现和最后结局应该反馈到了班主任王老师这里，因为从此以后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王老师见了我都是带搭不理的。我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可是无法说出。
“班主任说你狂妄自大。”有一回放学路上，我的邻居兼同学柴志平跟我说。我觉得屈辱、压抑、愤懑，但是无能为力。一个12岁的少年面对班主任的成见和由这成见带来的歧视是毫无办法的。每天回到家里，我郁闷忧愁得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尽力回忆给老师造成恶感的源头，除了爱抢着发言、爱表现自己，我想不出更多的事情。
毕业前，班里发展了最后一批红小兵。那些学习劳动都不如我的同学一个个都成了红小兵，可是班主任王老师仍不同意我加入，直到小学毕业。
我为什么遭到王老师如此的歧视呢?一个成年人，一个为人师表者，一个可以对毫无反击之力的孩子施以打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我至今不能明白。
少年时代的这个心愿，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伤心之梦。
从这个老师身上，我几乎失去了对一切老师的尊重。在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我和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老师，都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我采取一种“上学来，下学走”的态度，除了必要的学习，我尽量不和学校、不和老师发生更多的关系。我对他们无欲无求，或者说尽量做到无欲无求，这样我得到的是空无，失去的是对老师的失望。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们，那种人格高尚的老师并没有在我面前出现。当然，我们彼此都不准备苛求对方，两不相欠。
我再一次接触老师这种身份的人，是在20岁之后了。1979年我进北京雕塑工厂学习石雕。一同进厂的孟宪岭和他的中学老师关系非常好，他常对我说他的老师是个好老师，他很乐意介绍她和我认识。有一天，我怀着戒备的心，和他一同去了老师的家。他的老师好像叫张云鸥，住在六铺炕一幢6层楼的一层。张老师是教政治的，可她又是一个基督徒，丈夫在煤炭设计院工作，夫妇俩有一个女儿。
张老师和颜悦色地让女儿叫我叔叔，女儿叫得全心全意，没有一点儿应付的意思，让人感到一种教养的熏陶。也许是信仰的原因，张老师夫妇俩说话都很柔和，神情喜乐。那种喜乐，是从生命深处流溢出来的。那时候，许多青年都去教堂找信仰，我不去。张老师也从不和我说教堂里的事儿，不像很多人那样迫不及待地拉人入教。她只是和颜悦色地和我说些家常话儿，问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即便说起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事儿，张老师也没有恶言恶声。她有一种平和质朴的高贵，这种气质，有点儿像圣雄甘地。
有时候，我带着女朋友去张老师家玩儿。因为爱读书，我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都交给书店了。去张老师家时，我便常常穿着工作服。许是张老师从衣着上看出我经济的窘困。
有一次，张老师问我能不能做十几厘米高的圣诞老人像?我说行。张老师说做100个要多少钱?我说大概要200元。张老师问多长时间能做好?我说一个半月。“那你给我做100个吧!”张老师交给我200元钱。
回家以后，业余时间我和女朋友就忙开了，泥塑、翻模、橡胶膜、翻成品。一个多月后，我们把100个圣诞老人交给了张老师。张老师看了看，说：有点儿像中国化了的圣诞老人。挺好的!圣诞节的时候，张老师把这些圣诞老人送给了她的教友们。我和女朋友净挣了100多元钱，我买了几本书，女朋友买了一件孔雀蓝羽绒大衣。
许多年过去了，张老师这种助人的方式依然在我的心中温暖着。她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你，那会让一个敏感的艺术青年内心的尊严受到伤害。她是让你以自己的技能换来应得的报酬，这种方式使你建立起一种健康的人格。张云鸥老师让我感受到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我爱她。
编辑／麻雯 [email protected]
我的童年是在车公庄度过的。在车公庄幼儿园里，我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是个女的，中等个儿，苗条身材，白白平平一张容长脸，薄嘴唇。张老师的脸皮白得透明，以至于两颊里的红血丝儿都泛了出来，有点儿像外国白人那种稍粗糙的白里泛红。张老师跟我们这些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笑，声音冷漠而平静，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张老师生气的时候，会一声不吭地盯着你看，像一柄寒光闪烁的利刃。这把利刃在你眼前一动不动地逼着，你说疹人不疹人?
张老师走路的时候，身不动膀不摇，像个修女。跟张老师在一起，我们便不快乐。直到我上了小学以后，有时在路上碰见张老师，我都会敬畏地叫一声：“张老师。”张老师不答应，只是冷冷地看我一眼，边走边说：“放学啦?”
张老师为什么这样呢?我不知道。童年时我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如今，我还能想起张老师的形象：梳两条辫子，两颊泛着红血丝，永远板着一张脸走路。
我想看张老师笑一笑。
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正凶的年份。我们这些要求加入“红小兵”的骨干分子每天凑一块儿学习毛主席语录，开讨论会，操练队列，练习标准的正步走，每分钟要求走118步。那时的我，个子不高，身手矫健，正步走得无人可比，常常被带队老师陈栋叫出队列为大家作示范。
这次集中学习班到了尾声时，我们被告知这是第一次发展红小兵，要求每人写份申请书，然后各个小组再分头表决心、表忠心。同学们都行动起来了，有的写了一份，有的写了两份，有的写了四五份。还有一个同学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搞出血来了，写了一份蘸血的红小兵申请书。他受到了表扬，同学的狂热劲儿又被煽起来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写了10份红小兵申请书。那时的我，浑身上下血脉贲张，眼冒金光，呼吸急促。
在即将宣布红小兵名单的前一天早上，列队集合时，带队老师忽然叫各组组长检查，看看每个同学兜里有没有违禁品，比如弹弓小刀什么的。那时我兜里恰好有一把我十分喜爱的小弹弓，为了表现诚实，我向小组长王燕报告：我有弹弓。王燕让我交出来，我手插在兜里捏着弹弓看着她，有些舍不得。王燕瞪了我一眼，转身去报告了带队老师陈栋。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果然，在集训的最后一天，小组长王燕通知我，第一批发展红小兵没有我。如有巨雷轰顶，我傻了，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
那样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一只弹弓，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姓王的男老师。在发展红小兵的集训中，我的表现和最后结局应该反馈到了班主任王老师这里，因为从此以后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王老师见了我都是带搭不理的。我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可是无法说出。
“班主任说你狂妄自大。”有一回放学路上，我的邻居兼同学柴志平跟我说。我觉得屈辱、压抑、愤懑，但是无能为力。一个12岁的少年面对班主任的成见和由这成见带来的歧视是毫无办法的。每天回到家里，我郁闷忧愁得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尽力回忆给老师造成恶感的源头，除了爱抢着发言、爱表现自己，我想不出更多的事情。
毕业前，班里发展了最后一批红小兵。那些学习劳动都不如我的同学一个个都成了红小兵，可是班主任王老师仍不同意我加入，直到小学毕业。
我为什么遭到王老师如此的歧视呢?一个成年人，一个为人师表者，一个可以对毫无反击之力的孩子施以打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我至今不能明白。
少年时代的这个心愿，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伤心之梦。
从这个老师身上，我几乎失去了对一切老师的尊重。在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我和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老师，都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我采取一种“上学来，下学走”的态度，除了必要的学习，我尽量不和学校、不和老师发生更多的关系。我对他们无欲无求，或者说尽量做到无欲无求，这样我得到的是空无，失去的是对老师的失望。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们，那种人格高尚的老师并没有在我面前出现。当然，我们彼此都不准备苛求对方，两不相欠。
我再一次接触老师这种身份的人，是在20岁之后了。1979年我进北京雕塑工厂学习石雕。一同进厂的孟宪岭和他的中学老师关系非常好，他常对我说他的老师是个好老师，他很乐意介绍她和我认识。有一天，我怀着戒备的心，和他一同去了老师的家。他的老师好像叫张云鸥，住在六铺炕一幢6层楼的一层。张老师是教政治的，可她又是一个基督徒，丈夫在煤炭设计院工作，夫妇俩有一个女儿。
张老师和颜悦色地让女儿叫我叔叔，女儿叫得全心全意，没有一点儿应付的意思，让人感到一种教养的熏陶。也许是信仰的原因，张老师夫妇俩说话都很柔和，神情喜乐。那种喜乐，是从生命深处流溢出来的。那时候，许多青年都去教堂找信仰，我不去。张老师也从不和我说教堂里的事儿，不像很多人那样迫不及待地拉人入教。她只是和颜悦色地和我说些家常话儿，问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即便说起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事儿，张老师也没有恶言恶声。她有一种平和质朴的高贵，这种气质，有点儿像圣雄甘地。
有时候，我带着女朋友去张老师家玩儿。因为爱读书，我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都交给书店了。去张老师家时，我便常常穿着工作服。许是张老师从衣着上看出我经济的窘困。
有一次，张老师问我能不能做十几厘米高的圣诞老人像?我说行。张老师说做100个要多少钱?我说大概要200元。张老师问多长时间能做好?我说一个半月。“那你给我做100个吧!”张老师交给我200元钱。
回家以后，业余时间我和女朋友就忙开了，泥塑、翻模、橡胶膜、翻成品。一个多月后，我们把100个圣诞老人交给了张老师。张老师看了看，说：有点儿像中国化了的圣诞老人。挺好的!圣诞节的时候，张老师把这些圣诞老人送给了她的教友们。我和女朋友净挣了100多元钱，我买了几本书，女朋友买了一件孔雀蓝羽绒大衣。
许多年过去了，张老师这种助人的方式依然在我的心中温暖着。她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你，那会让一个敏感的艺术青年内心的尊严受到伤害。她是让你以自己的技能换来应得的报酬，这种方式使你建立起一种健康的人格。张云鸥老师让我感受到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我爱她。
编辑／麻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