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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始终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他一生坎坷的遭遇，并因此被世人传颂，但他的乐观豁达是建立在对人生苦痛充分感知基础上的。他的理性和他的深刻，让他诸多抒写痛苦的诗文读来颇有洒脱之感。但是唯有知晓其苦痛，才能懂得其乐观豁达的真正意义，并懂得作为一代文化代表人物的苏东坡人生遭遇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苏轼;黄州;儋州;痛苦
[作者简介]仲冬梅（1968），女，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口570228）。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序中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对他充满赞叹和钦慕。莫林虎在《中国诗歌源流史》中则惋惜道：“苏轼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使他成为悲剧英雄的诸多重要条件。但直到最后苏轼也没有成为这样的英雄。假设苏轼成了悲剧英雄，中国文化史上将会多一位屈原。”这一正一反的论述，都突出强调着苏轼达观乐天的性格。本文所要讨论的，恰恰是苏轼遭遇困境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及其表达。
一、苏轼遭遇的现实困境
苏轼一生遭遇的困境，自然以贬谪时期为最。苏轼一生数遭贬谪，之黄州、之惠州、之儋州，其中尤以海南环境最为险恶，以至于他在书信、奏章中都在表达生存的焦虑。
启程前往海南之际，他致书王敏仲：“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可知其已做了最坏打算。
苏轼面对的困境，首先是物质的匮乏。面对匮乏的物质条件，苏轼的天才和豁达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人们最热衷于赞美他的地方。
在黄州时，他就遇到了经济问题。朋友看到其面临的困境，帮他申请了城东的军营废地。他在这里躬耕、建房，并自号“东坡居士”。虽然辛劳，但能保证衣食无忧。他的《临江仙·夜归临皋》说“家童鼻息已雷鸣”，说明其家中尚有童仆可用。
到了惠州，苏轼的年龄已近六十，既乏收入又年事已高的他无力如在黄州那般躬耕陇亩以获取生活资料。他在《和陶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道：“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咏贫士》序云：“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亦足见其窘迫。
到海南之后，苏轼生活愈加困顿，以至于其哀叹生活所需，凡百皆无。“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他在此间所作《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做玉糁羹，色香味皆七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等诗，题目即已把自己的物质困窘表露无遗。孑L凡礼《苏轼诗集》在后一首诗题下注：“盖是时，公所食惟芋，过真无以为养故变此方法也。子由每称过孝，以训宗族。登之史传，孝不可见，所可见者，类如此矣。”苏过在海南陪伴老父，做得最多也最让其叔父子由赞叹不已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老父亲吃饱，吃得稍微好一些。
更令人叹息的是苏轼写的《学龟息法》：“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诸如此类文章、诗歌，在惠州儋州时期多有，苏轼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正是这逐步加剧的物质困境，让苏轼更深刻地感受到精神的困境。
二、苏轼面对精神困境的态度
面对精神困境，苏轼用各种方式寻求解脱。他每到贬谪之地，就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朴实的人群中寻求人间温暖。苏轼曾自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诗文中，苏轼记录下了这些人的名字：黄州时期的的潘、古、郭，他们陪他买田、求医、访友，陪他做各种事;儋州时期经常出现的符秀才、黎子云兄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给了苏东坡很多帮助，此外还有儋州无名的“春梦婆”，等等。这些淳朴的乡人给予了他陪伴、照顾与安慰。人群中的热闹与温暖可以给予他慰藉，却无法真正消除他心底深埋的悲苦。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發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
三首》
醉酒的诗人、误喜的儿童是一种对比;争看的父老与独立的诗人也形成鲜明对比。苏轼与“儿童”“父老”之间的那种虽然同时在场却彼此互为“他者”的感受，弥漫在这三首小诗的字里行间。那些“过人”仿佛在无言地彰显着人生的秘密，更令人感受到苏轼内心的孤寂与惆怅。诗中小小的喜悦和期待，是东家祭灶后会分享与他的“只鸡斗酒”，这又是一重对比：东坡担任太守时曾多次求雨、还愿;而现在，因为已经半月不曾饱腹，他计算着东家祭灶的日期，期盼的是祭灶后可以分享到足以饱腹的美食，令人感慨。
除了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苏轼在贬谪期间通过创作大批高质量的诗词，力图化解内心的痛苦，进行自我救赎。
苏轼贬谪时期，陶渊明成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黄州，他就已经檃栝渊明的《归去来兮》为《哨遍》。躬耕东坡之际，“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效法渊明的意味非常明显。同时，他的《江城子》效法渊明的斜川之游：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风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斜川之游，是陶渊明躬耕归隐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写出了他仕隐之外更深的悲慨，让“斜川”成为文学史上的圣地。苏轼于躬耕之际举目四望，就“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他不是身游，而是心游斜川，体会的是当年陶渊明写下这首诗的心境，所谓“至今使人想见其处”，所以他才有“吾老矣，寄余龄”之叹。在贬谪之所虚度岁月，于黄州时期的东坡是隐痛，故其屡在诗词中提及。比如，被视为“豪放词”典范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追问的结果却是“人生如梦”。相比于年少周郎，东坡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陶渊明是他在这虚无中能够找寻到的榜样，更是其精神力量之源。渊明之于东坡的意义，不仅仅是躬耕陇亩的人生示范，更有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带来的启发。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始于扬州太守任上、大规模完成于惠州儋州时期的东坡和陶诗的文化意义。而始于扬州太守任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也很耐人寻味——元祐年间，东坡以翰林学士身份外放州郡，本身就是他置身于朝廷政治漩涡中心导致的。 薛天纬先生曾专门撰文讨论东坡和陶的目的，认为“东坡和陶以自适”。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原因。东坡和陶，是借渊明之思，思己之思。从相对浅的层面来看，陶渊明归隐的人生是一种不与世相争的态度，这让贬谪中的东坡有强烈的共鸣——不要说在贬谪之中，即使在仕途最辉煌的元祜年间，当意识到自己身处是非漩涡中的时候，苏轼选择的是抽身而退，主动申请外放。东坡和陶的更深层原因则是：陶渊明对人生的追问触动了东坡，所以他要采用和陶方式完成这样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真的找到了人生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在于自己的内心苦痛得以表达与安顿。试通过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九窥其情。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倚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苏轼诗集》收录的这一组九首诗，顺序与陶诗不完全相同。苏轼是依韵而和，第九首用陶诗第五首韵。显然，苏诗这个排列顺序自有他的考量在内。起始三篇，苏轼用陶渊明《饮酒》典，用李白典，用贾谊典，的确吻合“拟古”之题。但随着诗歌的展开，苏轼移步换形，写到了海南的历史，写到了他在海南的见闻。而最后一首“黎山有幽子”，终于归结到苏轼自己身上，这才是苏轼最想写的。
这首诗用陶渊明组诗第五首“东方有一士”韵，对比可见两诗结构也是一致的。就像桃花源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一样，这“东方一士”也具有理想的人格。同样，苏轼笔下的“黎山幽子”也是想象出来的人物，当然这是融合苏轼在儋州的见闻、想象的结果——儋州的深山，是黎族人聚居的地方。“黎山幽子”的“形槁神完”，是为下文张目。诗中说他“不闻诗书”“不知孔颜”，是在强调他完全没有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独往来”，“家在孤云端”，也杜绝了他受海南当地汉人思想影响的可能;诗人与他无法通过言语沟通，也杜绝了他受到诗人影响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与苏轼萍水相逢之际，“神悟”到沦落至此的诗人是“草莽栖龙鸾”，并用“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的行动坐实了“似言”的内容。这首诗的主题显然不是歌颂“黎山幽子”的朴实与善良，而是借这样一个人抒写苏轼对自己“中朝第一人”遭遇的叹息与怜悯，言外有无穷愤慨在：“黎山幽子”映衬出置苏轼于如此之境的那些人的丑陋与险恶。
苏轼诗作中有很多类似的表达，如其在贬谪黄州路上写的《梅花》二绝句，到黄州后写海棠花的长篇七古，元丰三年到元丰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用同一韵脚写下的七律，初到惠州时写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以及《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等等。试看《梅花》二绝句。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一路相送到黄州。
诗人以梅花自况的用心非常明显。而《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的尾联“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再次点明其用意。绍圣元年初到惠州时写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开篇即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蛋雨愁黄昏。”苏轼自注：“予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明确指出了几首诗之间的关联。接下来就转入对梅花生长环境以及玉骨冰肌的描绘，笔触清丽。诗的尾四句“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点明诗人与梅花之间那层相互写照的关联。《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也将诗人与花两相怜的感情咏叹再三。
这首“梅花诗”，和元丰三年写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几乎出于同一机杼。从题目即可看出诗人对海棠花的深深痛惜之情。诗作开篇单刀直人：“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名花尽管“幽独”，但依舊“嫣然”。在大篇幅铺排对海棠花的赞美之后，诗人这样写道：“先生饱食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绝艳”自然是指海棠，衰朽乃东坡自谓。在这荒僻的江城意外看到名贵的西蜀海棠，诗人在惊异的同时仿佛得到了某种慰藉：他“衰朽”的生命得到了这“绝艳”之花的映照。在看到这株海棠的一刻，诗人内心深埋的委屈、痛苦以及对自我遭遇的痛惜之情才得以释放。“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造化播弄，本不该在荒僻江城出现的海棠偏偏生根在杂花满山的草木之间，而且当地无人知其贵。正如苏轼自己，本该在朝堂上立言或在州郡中筹谋，而不该在这荒僻的江城“饱食无事，散步逍遥”。劈面遭逢的海棠花就是苏轼的化身，所以苏轼“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警醒他。就像浔阳江边的白居易偶遇琵琶女一样，“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可以说，这首诗就是苏轼的《琵琶行》。
苏轼抒发贬谪之痛，都是要把这痛苦推远：或转化为对海棠花之同情，或转化为对梅花之同情。儋州之贬，环境的困厄前所未有，其时其地也没有一种名贵花种可让苏轼借物咏怀，于是他塑造出一个“黎山幽子”。这种痛苦不似屈原以来的贬谪诗人那样呼天抢地、激烈慷慨，读者若不留意甚至会忽略他内心的痛苦。
三、苏轼所遭痛苦之本质
由苏轼作于黄州时期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可知，他虽如“惊鸿”一般既惊且惧，但这不妨碍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南迁归来渡海之时，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些诗句说明苏轼尽管曾焚香默坐，但他未曾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表示反悔。因此，在痛惜自身遭遇之际，苏轼并未如李白那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苏轼清醒地知道，是他与君王治国理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他如此命运。在海南时，苏轼和秦观《千秋岁》，明确说：“君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显示出面对困境时的清醒与理性。也因为这份清醒与理性，他面对困境时的痛苦不是哀哀之痛，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他的痛苦不深刻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苏轼的痛苦，是旷达如他、敏慧如他也无法化解的痛。在黄州时期，他就表达过类似的深深喟叹。不管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还是《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句背后都是深不见底的人生——原来浮华的人生背后，没有一个恒定的本质可以让我们依凭。苏轼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的智慧与秉性。他在儋州时期所写的《汲江煎茶》把这种几乎无法诉诸语言的深深痛苦，运用意味深长的细节来表达：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在这首诗中，苏轼把自己去江边提水、烧水、煮茶的过程写得兴致盎然。尤其是颔联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想象新奇，又契合时令，把一件生活琐事变成令人向往之境。这既是诗人“触处生春”的本领，也是其热爱生命的表现——惟其热爱，才能生春。这一切写来很能让人领略到诗人是如何自得其乐的。可是，诗的结尾悄然发生了转折，尤其是结句非常值得反复回味——于“荒城”“坐听”“长短更”。这不免让人想起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然而苏轼不是阮籍，阮籍由此开始写无寐时的所闻所感，诗歌结束于“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苏轼则恰恰在阮籍开头的地方结束，为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在这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诗人坐听更鼓时到底想到了什么，仿佛千年前的长长短短的更鼓声回荡在读者的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荒城无寐”不止一次人于苏轼诗中。如《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
使君置酒莫相违，守舍何妨独掩扉。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伊威。
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未归。搔首十年凄凉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夜的荒凉与孤寂，以及涌上心头的十年间凄凉往事，让这个上元夜倍感凄凉。《倦夜》中“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白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则把这种荒芜之感表现得更深刻、更惊心。“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几乎是天问，这是苏轼能深刻感受到却无法化解的痛苦。
四、结语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任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之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可是，让笔者产生疑问之处也恰恰是这里。一方面，李泽厚在论证的时候所列举的都是苏轼在黄州时期所作的诗文。如此不是不可以，但肯定不全面;另一方面，他总结道：“他（苏轼）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会有退隐心理，是可以追溯到圣人之言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种隐退心理并不像李泽厚先生所归纳的那样——“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纵观北宋历史，包括苏轼在内的北宋士大夫，从王禹傅到范仲淹，从欧阳修到司马光，乃至于王安石，及以仁宗、神宗为代表的皇帝，无不竭尽所能，力图改变北宋艰难的处境——从北宋开始就始终困扰这个王朝的“积贫积弱”现象。可是不但没有扭转乾坤，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的坍塌性覆灭。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北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苏轼及其一生遭遇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
苏轼晚年《自题金山画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惜、自嘲，也是自爱。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是北宋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他在《送子由使契丹》中叮咛子由：“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他深深地懂得自己的价值。然而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纵然“一朝成名天下知”，亦难逃一生坎坷之命运。这不仅是东坡的磨难，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磨难。王安石改革的彻底失控，王安石、苏轼等人作为地方官的卓著政绩与北宋革新步履艰难之间的强烈对比，朝廷政治的不可为以及苏轼的人生遭遇，都让苏轼及千百年后的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对待一代文化伟人？笔者的回答是：自古以来，我们始终未曾找寻到一个体面安顿政治反对派的方法。苏轼在新党、旧党执政时都是矛头所向，他的政见与双方不完全冲突，然而也不能彻底吻合。在两党相争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中，新党、旧党各自走向了极端。立场鲜明，看似纯粹，实则偏执。让反对派远离政治中心，看似提高了执政效率，实则丧失了纠错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改革失败，葬送了大宋朝。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文化自身的原因——孕育出这样的政治困境的文化。苏轼的命运向后人揭示了这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是如何深重：不仅是苏轼个人的痛苦，也是整个民族之痛。莫林虎曾言：“（苏轼）已经直观地触及到了宋代甚至中国文化中最敏感的部位。如果照着这条路径一往无前，把他在直观中已经把握住了的矛盾、痛苦作毫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拷问，苏轼将会揭示出时代与文化困境中的更全面丰富、深刻的内容。由此苏轼将会成为一个屈原式的悲剧英雄。”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千年之后的莫氏虽然对苏轼的命运有深刻认识和思考，却没能直接揭示出这一悲剧到底是什么。觸摸到文化的症结并作出诊断，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文化体系作为参考，我们很难仅仅依靠传统文化认知到这一困境到底是什么。苏轼及其同时代杰出文化人物（包括但不限于欧阳修、王安石）在文化漩涡中做出的挣扎和努力，是多么悲壮，多么令人感慨！
[关键词]苏轼;黄州;儋州;痛苦
[作者简介]仲冬梅（1968），女，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口570228）。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序中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对他充满赞叹和钦慕。莫林虎在《中国诗歌源流史》中则惋惜道：“苏轼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使他成为悲剧英雄的诸多重要条件。但直到最后苏轼也没有成为这样的英雄。假设苏轼成了悲剧英雄，中国文化史上将会多一位屈原。”这一正一反的论述，都突出强调着苏轼达观乐天的性格。本文所要讨论的，恰恰是苏轼遭遇困境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及其表达。
一、苏轼遭遇的现实困境
苏轼一生遭遇的困境，自然以贬谪时期为最。苏轼一生数遭贬谪，之黄州、之惠州、之儋州，其中尤以海南环境最为险恶，以至于他在书信、奏章中都在表达生存的焦虑。
启程前往海南之际，他致书王敏仲：“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可知其已做了最坏打算。
苏轼面对的困境，首先是物质的匮乏。面对匮乏的物质条件，苏轼的天才和豁达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人们最热衷于赞美他的地方。
在黄州时，他就遇到了经济问题。朋友看到其面临的困境，帮他申请了城东的军营废地。他在这里躬耕、建房，并自号“东坡居士”。虽然辛劳，但能保证衣食无忧。他的《临江仙·夜归临皋》说“家童鼻息已雷鸣”，说明其家中尚有童仆可用。
到了惠州，苏轼的年龄已近六十，既乏收入又年事已高的他无力如在黄州那般躬耕陇亩以获取生活资料。他在《和陶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道：“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咏贫士》序云：“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亦足见其窘迫。
到海南之后，苏轼生活愈加困顿，以至于其哀叹生活所需，凡百皆无。“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他在此间所作《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做玉糁羹，色香味皆七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等诗，题目即已把自己的物质困窘表露无遗。孑L凡礼《苏轼诗集》在后一首诗题下注：“盖是时，公所食惟芋，过真无以为养故变此方法也。子由每称过孝，以训宗族。登之史传，孝不可见，所可见者，类如此矣。”苏过在海南陪伴老父，做得最多也最让其叔父子由赞叹不已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老父亲吃饱，吃得稍微好一些。
更令人叹息的是苏轼写的《学龟息法》：“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诸如此类文章、诗歌，在惠州儋州时期多有，苏轼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正是这逐步加剧的物质困境，让苏轼更深刻地感受到精神的困境。
二、苏轼面对精神困境的态度
面对精神困境，苏轼用各种方式寻求解脱。他每到贬谪之地，就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朴实的人群中寻求人间温暖。苏轼曾自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诗文中，苏轼记录下了这些人的名字：黄州时期的的潘、古、郭，他们陪他买田、求医、访友，陪他做各种事;儋州时期经常出现的符秀才、黎子云兄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给了苏东坡很多帮助，此外还有儋州无名的“春梦婆”，等等。这些淳朴的乡人给予了他陪伴、照顾与安慰。人群中的热闹与温暖可以给予他慰藉，却无法真正消除他心底深埋的悲苦。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發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
三首》
醉酒的诗人、误喜的儿童是一种对比;争看的父老与独立的诗人也形成鲜明对比。苏轼与“儿童”“父老”之间的那种虽然同时在场却彼此互为“他者”的感受，弥漫在这三首小诗的字里行间。那些“过人”仿佛在无言地彰显着人生的秘密，更令人感受到苏轼内心的孤寂与惆怅。诗中小小的喜悦和期待，是东家祭灶后会分享与他的“只鸡斗酒”，这又是一重对比：东坡担任太守时曾多次求雨、还愿;而现在，因为已经半月不曾饱腹，他计算着东家祭灶的日期，期盼的是祭灶后可以分享到足以饱腹的美食，令人感慨。
除了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苏轼在贬谪期间通过创作大批高质量的诗词，力图化解内心的痛苦，进行自我救赎。
苏轼贬谪时期，陶渊明成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黄州，他就已经檃栝渊明的《归去来兮》为《哨遍》。躬耕东坡之际，“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效法渊明的意味非常明显。同时，他的《江城子》效法渊明的斜川之游：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风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斜川之游，是陶渊明躬耕归隐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写出了他仕隐之外更深的悲慨，让“斜川”成为文学史上的圣地。苏轼于躬耕之际举目四望，就“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他不是身游，而是心游斜川，体会的是当年陶渊明写下这首诗的心境，所谓“至今使人想见其处”，所以他才有“吾老矣，寄余龄”之叹。在贬谪之所虚度岁月，于黄州时期的东坡是隐痛，故其屡在诗词中提及。比如，被视为“豪放词”典范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追问的结果却是“人生如梦”。相比于年少周郎，东坡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陶渊明是他在这虚无中能够找寻到的榜样，更是其精神力量之源。渊明之于东坡的意义，不仅仅是躬耕陇亩的人生示范，更有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带来的启发。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始于扬州太守任上、大规模完成于惠州儋州时期的东坡和陶诗的文化意义。而始于扬州太守任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也很耐人寻味——元祐年间，东坡以翰林学士身份外放州郡，本身就是他置身于朝廷政治漩涡中心导致的。 薛天纬先生曾专门撰文讨论东坡和陶的目的，认为“东坡和陶以自适”。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原因。东坡和陶，是借渊明之思，思己之思。从相对浅的层面来看，陶渊明归隐的人生是一种不与世相争的态度，这让贬谪中的东坡有强烈的共鸣——不要说在贬谪之中，即使在仕途最辉煌的元祜年间，当意识到自己身处是非漩涡中的时候，苏轼选择的是抽身而退，主动申请外放。东坡和陶的更深层原因则是：陶渊明对人生的追问触动了东坡，所以他要采用和陶方式完成这样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真的找到了人生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在于自己的内心苦痛得以表达与安顿。试通过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九窥其情。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倚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苏轼诗集》收录的这一组九首诗，顺序与陶诗不完全相同。苏轼是依韵而和，第九首用陶诗第五首韵。显然，苏诗这个排列顺序自有他的考量在内。起始三篇，苏轼用陶渊明《饮酒》典，用李白典，用贾谊典，的确吻合“拟古”之题。但随着诗歌的展开，苏轼移步换形，写到了海南的历史，写到了他在海南的见闻。而最后一首“黎山有幽子”，终于归结到苏轼自己身上，这才是苏轼最想写的。
这首诗用陶渊明组诗第五首“东方有一士”韵，对比可见两诗结构也是一致的。就像桃花源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一样，这“东方一士”也具有理想的人格。同样，苏轼笔下的“黎山幽子”也是想象出来的人物，当然这是融合苏轼在儋州的见闻、想象的结果——儋州的深山，是黎族人聚居的地方。“黎山幽子”的“形槁神完”，是为下文张目。诗中说他“不闻诗书”“不知孔颜”，是在强调他完全没有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独往来”，“家在孤云端”，也杜绝了他受海南当地汉人思想影响的可能;诗人与他无法通过言语沟通，也杜绝了他受到诗人影响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与苏轼萍水相逢之际，“神悟”到沦落至此的诗人是“草莽栖龙鸾”，并用“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的行动坐实了“似言”的内容。这首诗的主题显然不是歌颂“黎山幽子”的朴实与善良，而是借这样一个人抒写苏轼对自己“中朝第一人”遭遇的叹息与怜悯，言外有无穷愤慨在：“黎山幽子”映衬出置苏轼于如此之境的那些人的丑陋与险恶。
苏轼诗作中有很多类似的表达，如其在贬谪黄州路上写的《梅花》二绝句，到黄州后写海棠花的长篇七古，元丰三年到元丰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用同一韵脚写下的七律，初到惠州时写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以及《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等等。试看《梅花》二绝句。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一路相送到黄州。
诗人以梅花自况的用心非常明显。而《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的尾联“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再次点明其用意。绍圣元年初到惠州时写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开篇即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蛋雨愁黄昏。”苏轼自注：“予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明确指出了几首诗之间的关联。接下来就转入对梅花生长环境以及玉骨冰肌的描绘，笔触清丽。诗的尾四句“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点明诗人与梅花之间那层相互写照的关联。《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也将诗人与花两相怜的感情咏叹再三。
这首“梅花诗”，和元丰三年写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几乎出于同一机杼。从题目即可看出诗人对海棠花的深深痛惜之情。诗作开篇单刀直人：“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名花尽管“幽独”，但依舊“嫣然”。在大篇幅铺排对海棠花的赞美之后，诗人这样写道：“先生饱食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绝艳”自然是指海棠，衰朽乃东坡自谓。在这荒僻的江城意外看到名贵的西蜀海棠，诗人在惊异的同时仿佛得到了某种慰藉：他“衰朽”的生命得到了这“绝艳”之花的映照。在看到这株海棠的一刻，诗人内心深埋的委屈、痛苦以及对自我遭遇的痛惜之情才得以释放。“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造化播弄，本不该在荒僻江城出现的海棠偏偏生根在杂花满山的草木之间，而且当地无人知其贵。正如苏轼自己，本该在朝堂上立言或在州郡中筹谋，而不该在这荒僻的江城“饱食无事，散步逍遥”。劈面遭逢的海棠花就是苏轼的化身，所以苏轼“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警醒他。就像浔阳江边的白居易偶遇琵琶女一样，“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可以说，这首诗就是苏轼的《琵琶行》。
苏轼抒发贬谪之痛，都是要把这痛苦推远：或转化为对海棠花之同情，或转化为对梅花之同情。儋州之贬，环境的困厄前所未有，其时其地也没有一种名贵花种可让苏轼借物咏怀，于是他塑造出一个“黎山幽子”。这种痛苦不似屈原以来的贬谪诗人那样呼天抢地、激烈慷慨，读者若不留意甚至会忽略他内心的痛苦。
三、苏轼所遭痛苦之本质
由苏轼作于黄州时期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可知，他虽如“惊鸿”一般既惊且惧，但这不妨碍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南迁归来渡海之时，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些诗句说明苏轼尽管曾焚香默坐，但他未曾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表示反悔。因此，在痛惜自身遭遇之际，苏轼并未如李白那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苏轼清醒地知道，是他与君王治国理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他如此命运。在海南时，苏轼和秦观《千秋岁》，明确说：“君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显示出面对困境时的清醒与理性。也因为这份清醒与理性，他面对困境时的痛苦不是哀哀之痛，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他的痛苦不深刻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苏轼的痛苦，是旷达如他、敏慧如他也无法化解的痛。在黄州时期，他就表达过类似的深深喟叹。不管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还是《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句背后都是深不见底的人生——原来浮华的人生背后，没有一个恒定的本质可以让我们依凭。苏轼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的智慧与秉性。他在儋州时期所写的《汲江煎茶》把这种几乎无法诉诸语言的深深痛苦，运用意味深长的细节来表达：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在这首诗中，苏轼把自己去江边提水、烧水、煮茶的过程写得兴致盎然。尤其是颔联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想象新奇，又契合时令，把一件生活琐事变成令人向往之境。这既是诗人“触处生春”的本领，也是其热爱生命的表现——惟其热爱，才能生春。这一切写来很能让人领略到诗人是如何自得其乐的。可是，诗的结尾悄然发生了转折，尤其是结句非常值得反复回味——于“荒城”“坐听”“长短更”。这不免让人想起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然而苏轼不是阮籍，阮籍由此开始写无寐时的所闻所感，诗歌结束于“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苏轼则恰恰在阮籍开头的地方结束，为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在这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诗人坐听更鼓时到底想到了什么，仿佛千年前的长长短短的更鼓声回荡在读者的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荒城无寐”不止一次人于苏轼诗中。如《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
使君置酒莫相违，守舍何妨独掩扉。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伊威。
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未归。搔首十年凄凉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夜的荒凉与孤寂，以及涌上心头的十年间凄凉往事，让这个上元夜倍感凄凉。《倦夜》中“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白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则把这种荒芜之感表现得更深刻、更惊心。“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几乎是天问，这是苏轼能深刻感受到却无法化解的痛苦。
四、结语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任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之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可是，让笔者产生疑问之处也恰恰是这里。一方面，李泽厚在论证的时候所列举的都是苏轼在黄州时期所作的诗文。如此不是不可以，但肯定不全面;另一方面，他总结道：“他（苏轼）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会有退隐心理，是可以追溯到圣人之言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种隐退心理并不像李泽厚先生所归纳的那样——“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纵观北宋历史，包括苏轼在内的北宋士大夫，从王禹傅到范仲淹，从欧阳修到司马光，乃至于王安石，及以仁宗、神宗为代表的皇帝，无不竭尽所能，力图改变北宋艰难的处境——从北宋开始就始终困扰这个王朝的“积贫积弱”现象。可是不但没有扭转乾坤，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的坍塌性覆灭。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北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苏轼及其一生遭遇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
苏轼晚年《自题金山画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惜、自嘲，也是自爱。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是北宋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他在《送子由使契丹》中叮咛子由：“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他深深地懂得自己的价值。然而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纵然“一朝成名天下知”，亦难逃一生坎坷之命运。这不仅是东坡的磨难，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磨难。王安石改革的彻底失控，王安石、苏轼等人作为地方官的卓著政绩与北宋革新步履艰难之间的强烈对比，朝廷政治的不可为以及苏轼的人生遭遇，都让苏轼及千百年后的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对待一代文化伟人？笔者的回答是：自古以来，我们始终未曾找寻到一个体面安顿政治反对派的方法。苏轼在新党、旧党执政时都是矛头所向，他的政见与双方不完全冲突，然而也不能彻底吻合。在两党相争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中，新党、旧党各自走向了极端。立场鲜明，看似纯粹，实则偏执。让反对派远离政治中心，看似提高了执政效率，实则丧失了纠错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改革失败，葬送了大宋朝。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文化自身的原因——孕育出这样的政治困境的文化。苏轼的命运向后人揭示了这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是如何深重：不仅是苏轼个人的痛苦，也是整个民族之痛。莫林虎曾言：“（苏轼）已经直观地触及到了宋代甚至中国文化中最敏感的部位。如果照着这条路径一往无前，把他在直观中已经把握住了的矛盾、痛苦作毫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拷问，苏轼将会揭示出时代与文化困境中的更全面丰富、深刻的内容。由此苏轼将会成为一个屈原式的悲剧英雄。”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千年之后的莫氏虽然对苏轼的命运有深刻认识和思考，却没能直接揭示出这一悲剧到底是什么。觸摸到文化的症结并作出诊断，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文化体系作为参考，我们很难仅仅依靠传统文化认知到这一困境到底是什么。苏轼及其同时代杰出文化人物（包括但不限于欧阳修、王安石）在文化漩涡中做出的挣扎和努力，是多么悲壮，多么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