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家何加林有个雅号，叫“一髯”，得于他年轻时就留的须髯，配上一头长发，看上去格外粗犷。他的性情和外表很相衬：谈吐爽快，高兴处旁若无人地开怀大笑，用好友陈平的话讲，“犹似梁山好汉”。画画时，何加林毫无拖泥带水之感，更是印证着性情。
　　在北京何加林家中采访他时，他刚拍完一部微电影。电影描述了一位从南方搬到北方的艺术家：在南方时，观瀑布，赏梅花，山水间怡然自乐；在北方时，参加各种聚会，打台球，做讲座，都市中畅快淋漓——这也是何加林本人的经历。2011年，已是国画系副主任、教授、博导的他，从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调至北京的中国国家画院工作，事业重新开始，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年年底，一位制片人在闲聊中觉得他的转变很有意思，兴致勃勃地拉来导演和摄影团队，便有了那部微电影。
　　从画室走向大自然
　　何加林跟其他画家不太一样，他不受困于画室中，不愿意墨守成规，时时以叛逆为乐事。他的艺术之路，其实是一条不断颠覆自我、挑战自我的路。
　　1961年，何加林生在杭州。那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对孩子期望甚高的父母便为他起名“加林”。
　　小加林喜欢读书，哲学、文学、音乐他都喜爱。他更喜欢画画，缠着妈妈买颜料，后来在搞雕塑的伯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受到艺术的熏陶。长大后，他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4年间，整日待在临摹室，一气临完了宋、元、明、清的名作。
　　何加林的早期作品笔墨语言奔放、厚重，代表作有《汉中古道行》、《华岳山魂》等。之所以画了那么多三秦风光，是因为他5岁左右，随在部队工作的父亲生活在陕西，直到上高中才回杭州。背着书包，左手挎着篮子，右手拿着铲子，跟在马车后面捡马粪的日子，是何加林童年里抹不去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何加林开始第一次叛逆。他独辟蹊径地把都市题材带入传统山水画创作中。《都市风系列》、《正是云起时》等作品加入了设计性与装饰性元素，具有很强的艺术冲击力。虽然如此，还是被导师童中焘批评，“他认为这种画风缺少笔墨高度，我只好开始第二次叛逆。”很快，收得成效，他的《秋气嶙峋》在1993年首届中国山水画大展中摘得金奖，美术史家陈绶祥评论说：“‘秋气嶙峋’是在山中古刹修炼60年的道行才拿拈得出的4个字，没想到画者却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
　　被人们视为天才的何加林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又考了童中焘的研究生，同时留校任教。1999年，是何加林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那年我带学生下乡时，第一次把写生作为一个系统教学，在写生中丢弃已有的笔墨习性，感受自然，从现场所见所闻中提炼笔法，印证古人。一个写生季下来，我画出20多张，画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氤垅既望》获浙江省美展铜奖；《山色空蒙雨亦奇》获得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从此，他每年不定时到大自然中浸泡一段时间，天地山水成了他的大画室。平日在城市里，他只是讲课带学生，和朋友一起写诗、弹琴、吹箫、品茶、下棋、玩摄影、唱戏，把日子过得五颜六色。
　　从“古代”走到现代
　　何加林曾如此评价当代山水画：“即使是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仍需通过它（山水画）来稀释现代都市过于喧嚣的那份沉重。它给我们带来轻松和快乐，是中国文化人所特有的一种严肃的精神幽默。”画惯了逍遥山水，面对高楼大厦和今非昔比的城镇，何加林总是有一种历史被割裂的痛惜感。
　　环球人物杂志：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您在杭州家中教儿子弹古琴，心里很感慨家中的古香古色与窗外的都市繁华。
　　何加林：这种感觉不止在杭州，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已是一个既定事实。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带学生去重庆写生，看到旅游宣传册上有个保留完整的古县城，吊脚楼边是古渡头，对岸是悬崖，两崖夹着绿绿的乌江水，很有画境。我们很兴奋，第二天就上路了，坐了整整一天的盘山车程，到了以后，真吐血，修成一个水库了。古渡和那些吊脚楼都淹在水库里，看了让人难受。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逝去？
　　何加林：我们的传统实际上是扎根在生活方式里面的，它体现在一些载体上，建筑、房子、服饰、仪式……这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传统就很难继续。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北京后，是不是那种割裂感更强？
　　何加林：一个舞台是让心灵有呼吸空间，一个舞台是如此繁华，两个之间会是一种碰撞。但我想挑战一下，因为我喜新厌旧。很多老师都说，你把年轻时的笔墨语言随便挑一个，现在都不得了。我说也未必，说不定我就画死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觉得改变挺难，但变总比不变要好得多。
　　从东方走到西方
　　2003年，何加林的《春澜若氤图》参加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随后几年，他多次去过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西班牙、希腊等国家，还带着学生去欧洲写生，感受艺术氛围。
　　环球人物杂志：面对西方那种色彩明艳的风景，会不会有画油画的冲动，怎么用水墨去表现？
　　何加林：你还真没说错。到了欧洲，色彩特别分明，真有想画油画的感觉。所以西方人以油画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关注，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就是色彩斑斓的。中国山水则比较跌宕，天空的颜色似乎都是灰蒙蒙的，更适合水墨画。
　　但我内心有种独白，我是文明古国过来的，用水墨的方法来表现你们，同样可以把你们表现出诗意。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看待中西画法上的差别？
　　何加林：中国文化是很朴素的，就像我们的毛笔，就一根木头、竹子；围棋就是19根经纬线，黑白两色；吃饭就是筷子；画画就是黑白的墨。我们注重“意”，用最简单的东西达成最大功用。这种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就达成了，一直观照着数千年的文化行为。西方画画呢，讲究颜色千变万化，表现的东西要有质感、光感。他们更注重物理层面的功用，这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
　　环球人物杂志：西方的美术技法影响到中国之后，很多国画家把东方山水画得也很“实”。您怎么看待这种写实？
　　何加林：古人很早就讲了，“气韵生动并非云烟雾霭”。你画这个东西，表现力怎么能和油画比呢。油画家现在都开始画意象了。这种完全写实派其实是不高的东西，但现在居然也有很多观众喜欢，就说明我们的观众也不读书了，整个民族现在面临一种文化缺氧。
　　环球人物杂志：面临西方的冲击和文化缺氧的困境，国画怎么向前走？
　　何加林：人是了不起的载体，人的精神是越来越上升的。可能山很破败，但也要画出天荒地老的境界。文化传承也是这样，艺术家是活在内心的，文化也是。山水画家不需要什么太强的使命感，他只要用心读书、用心体悟、用心画画，出来的作品一定能感染他人，使他人受益，所谓：成教化，助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