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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美国的一架运输机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这个集装箱被迅速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的这个卫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其天线直径仅有10米。
于是，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机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了尼克松的身后，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这个后来被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
最先注意到这个“黑匣子”的，是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起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略为一惊：是吗?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但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急忙找来有关人员，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认真的询问。有关人员把“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的有关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
周恩来一下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和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的；但奇怪的是，美方这次竟然同意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尼克松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关系而表示的一点诚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田中首相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等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设法买了下来，留在了邮电部上海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
邮电学院“三剑客”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虽影响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中国的科技专家自“文革”开始8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却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先进发达的卫星通信设备，不过，此事却极大地震撼了都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年轻人的心灵!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有人后来将他们称之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1965年，黄仲玉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林克平毕业后分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总统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他利用工作之便专程跑到首都机场，亲眼看到了天线直径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概念。他当时就想：中国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就好了。钟义信是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虽没有机会去机场，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里也大受震撼和刺激，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
“三剑客”在1972年不过是三个普普通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三个人的名字最终惊动中南海，是两年后的事情。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一晃快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马月了。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中国如果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
但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周恩来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摘要。他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来秘书，让马上把来信的原件找来，细看了这篇《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来信。
作者先阐述了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最后，信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 问题。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向秘书问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天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上马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也作了预算。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的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赞同，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那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经过9年会战，中国的通信卫星终于横空出世。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一瞬间，便将卫星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第二天下午6点，卫星通信的试验正式开始，电视传输发送的中央电视台当天的电视节目，画面稳定，图像清晰，色彩鲜艳，伴音纯正，传播效果比预想的还好。当地处偏远地区的乌鲁木齐和昆明等山区的各族人民看到由中国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次从北京直接转播过去的电视节目时，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1984年5月14日，通信卫星正式交付使用。
从此，中国开始了用自己的卫星通信的历史!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美国的一架运输机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这个集装箱被迅速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的这个卫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其天线直径仅有10米。
于是，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机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了尼克松的身后，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这个后来被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
最先注意到这个“黑匣子”的，是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起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略为一惊：是吗?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但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急忙找来有关人员，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认真的询问。有关人员把“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的有关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
周恩来一下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和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的；但奇怪的是，美方这次竟然同意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尼克松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关系而表示的一点诚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田中首相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等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设法买了下来，留在了邮电部上海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
邮电学院“三剑客”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虽影响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中国的科技专家自“文革”开始8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却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先进发达的卫星通信设备，不过，此事却极大地震撼了都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年轻人的心灵!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有人后来将他们称之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1965年，黄仲玉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林克平毕业后分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总统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他利用工作之便专程跑到首都机场，亲眼看到了天线直径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概念。他当时就想：中国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就好了。钟义信是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虽没有机会去机场，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里也大受震撼和刺激，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
“三剑客”在1972年不过是三个普普通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三个人的名字最终惊动中南海，是两年后的事情。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一晃快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马月了。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中国如果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
但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周恩来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摘要。他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来秘书，让马上把来信的原件找来，细看了这篇《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来信。
作者先阐述了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最后，信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 问题。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向秘书问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天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上马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也作了预算。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的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赞同，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那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经过9年会战，中国的通信卫星终于横空出世。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一瞬间，便将卫星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第二天下午6点，卫星通信的试验正式开始，电视传输发送的中央电视台当天的电视节目，画面稳定，图像清晰，色彩鲜艳，伴音纯正，传播效果比预想的还好。当地处偏远地区的乌鲁木齐和昆明等山区的各族人民看到由中国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次从北京直接转播过去的电视节目时，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1984年5月14日，通信卫星正式交付使用。
从此，中国开始了用自己的卫星通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