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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只因办事沉稳才赢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到1930年底，文库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当时同样的文件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一份经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使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中共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的这批档案已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入敌手。经此一险，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严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救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他和妻子韩慧英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英也是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至自己家中——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他将第三层改为阁楼，靠里墙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家无论春夏秋冬，阁楼上总有一个不熄的火炉。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夫妻俩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更为险恶，因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照旧前去接头也被捕。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一年多后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救出。其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机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后的一次转狱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明白，“张老太爷”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嘘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的确，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情况有异，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万无一失。
就在韩慧英被捕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陈为人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属高档住宅的二层小楼。陈为人装作有钱的老板，对每月30银元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已让他食不果腹。最后，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通过一位地下党员，韩慧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陈为人和徐强约定在一家饭店接头。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沉疴日久，安全转交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院。可是没多久，他就回家了，理由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夫妇。
李云现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医生去他家里治，最后还是没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陈为人重症病发，年仅38岁的陈为人在守护中央文库4年后与世长辞。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绝好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徐强和李云保管。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工作者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身份极其隐蔽。此外，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是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都是他姨父的私产。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即便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安然无恙。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李云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1940年秋，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
1942年的一个夏夜，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叫郑文道，他知道文库保管人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可就在缪谷稔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缪谷稔因肺病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前后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统治最严酷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陈来生采取了“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亲戚，扮作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暗藏文件，每人每次只带几份。他们七拐八折，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竟从未被盘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中央文库被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因为组织上困难，保管经费要靠陈来生自己解决，他就借钱开了一家面坊。用面粉生意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是千里之外的延安。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紧锁，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
供检索的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档案，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党送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两只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中央文库暂停转移。陈来生照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摘自《北京日报》2012.3.14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只因办事沉稳才赢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到1930年底，文库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当时同样的文件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一份经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使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中共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的这批档案已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入敌手。经此一险，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严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救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他和妻子韩慧英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英也是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至自己家中——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他将第三层改为阁楼，靠里墙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家无论春夏秋冬，阁楼上总有一个不熄的火炉。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夫妻俩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更为险恶，因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照旧前去接头也被捕。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一年多后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救出。其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机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后的一次转狱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明白，“张老太爷”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嘘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的确，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情况有异，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万无一失。
就在韩慧英被捕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陈为人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属高档住宅的二层小楼。陈为人装作有钱的老板，对每月30银元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已让他食不果腹。最后，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通过一位地下党员，韩慧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陈为人和徐强约定在一家饭店接头。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沉疴日久，安全转交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院。可是没多久，他就回家了，理由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夫妇。
李云现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医生去他家里治，最后还是没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陈为人重症病发，年仅38岁的陈为人在守护中央文库4年后与世长辞。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绝好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徐强和李云保管。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工作者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身份极其隐蔽。此外，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是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都是他姨父的私产。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即便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安然无恙。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李云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1940年秋，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
1942年的一个夏夜，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叫郑文道，他知道文库保管人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可就在缪谷稔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缪谷稔因肺病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前后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统治最严酷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陈来生采取了“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亲戚，扮作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暗藏文件，每人每次只带几份。他们七拐八折，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竟从未被盘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中央文库被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因为组织上困难，保管经费要靠陈来生自己解决，他就借钱开了一家面坊。用面粉生意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是千里之外的延安。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紧锁，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
供检索的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档案，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党送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两只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中央文库暂停转移。陈来生照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摘自《北京日报》201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