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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学翻译与美学关系紧密、渊源深厚。无论文学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批评，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中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中西方文学翻译界的普遍事实，也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石。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美学需要既坚守民族性的主体地位，又同时坚持世界性的对话合作，在中西方译论的相互差异性与彼此互补性中为文学翻译美学建构理论上的统一性与创新性，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家和翻译家责无旁贷的文学人之担当和译者之任务。
关键词：文学翻译 美学 中西方译论
文学翻译与哲学或美学关系紧密、渊源深厚。无论文学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批评，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尤其是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中西方文学翻译界的普遍事实，也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石。从哲学和诗性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体验活动或审美创造过程，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诗性表达与艺术再现。朱光潜、郭沫若和林语堂等著名美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都将文学翻译看作一种完完全全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与再创造行为，文学翻译被赋予与文学创作几乎相当的艺术价值与美学意义。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将由一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转换为由另一种语言再创作的作品，它超越语际转换意义上的文字转换、意义对等、形式相似与内容吻合，它更是对艺术美的探索、追求与创造，呈现非常显著的审美特质、艺术品质与生命强力，好的文学翻译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一种几近等同于译出语读者一模一样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感受。“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19-20錢钟书所言之“化境”，更多的是译文能够传递出原作的意境、风格与美，而不仅仅限于形式与内容的原滋原味儿。美学在翻译中的表现在文学翻译中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难怪诺瓦利斯如此定义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2]4诺瓦利斯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赋予哲学以艺术之使命和审美之意境，而文学翻译刚好象征着译者努力在译文中寻找原作者精神家园的审美性冲动与艺术化旅途。
林语堂根据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经验，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美学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与美学密不可分，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审美感受、体验与创造。译者不仅要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在译入语文本中再现原作品所蕴含的审美形式、特质与感知，而且要通过自我的审美认知与意识在译入语文本中对原作者的语言、个性、风格与意境进行审美性的阐释与升华。“什么因素使作家的语言具有表现力？在分析文学作品的风格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途径当然是美学的。”[3]160正如朱光潜所言，缺少审美性的文学和缺少文学性的美学，都是有缺憾的、不完美的。翻译美学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它是中国译论对世界翻译界做出的重要理论性贡献。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美学需要既坚守民族性的主体地位，又同时坚持世界性的对话合作，在中西方译论的相互差异性与彼此互补性中为文学翻译美学建构理论上的统一性与创新性。
一.“以中为本”
当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译论的基础之上，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作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美学与传统哲学、美学有着难以割裂的关联和不曾断裂的谱系。为何一国语言作品可以在异国得到读者的青睐、市场的热捧和文坛的认可？这绝对是一个超越语言本身的问题，它与哲学和美学不无关系。“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4]5无论身处何地、来自何国，人类的本性之基与文化之根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分享许多共性的“心”与“理”。就文学翻译而言，原作者也好译者也罢，他们因为分享相近的世界体验、相似的生命感悟与相通的审美感知，才使得文学之传播成为可能、保持顺畅。
中国传统译论的审美品质从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论争里即可见一斑，并在孔孟之“尽善尽美”的著名论断中得到更进一步巩固与深化，它们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文与质的命题在译学中的反映和借鉴”[5]79。美学与译事的结合，不仅对像佛经翻译等传统翻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当代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同样价值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译论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性基础与保障，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因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6]56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译论得以逐渐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源泉，它推动着传统译论从佛经翻译的初级探索阶段发展到严复翻译的局部高潮阶段，并在鲁迅、钱钟书和傅雷那里抵达相对顶峰的阶段。诚如方梦之在《译学词典》中为翻译美学所下之定义，翻译美学意在“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7]296。与之对照，文学翻译美学旨在揭示文学翻译的美学渊源，讨论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美学凸显文学翻译的艺术特性，并借助美学思想建构文学翻译的审美化标准和实现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审美性路径。 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明显的融合性、丰富性和历史性等特点，虽然整体上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与理论性，但的确也形成了诸多富有美学色彩的代表学说或经验之谈。王秉钦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将其归纳为“十大学说”，具体包括“古代的‘文质说’（以之谦等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严复）、现当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神似论’（傅雷）、‘化境论’（钱钟书）、整体（全局）论（焦菊隐）”[8]4。尽管被划分为十种不同的学说，但是这十大译论学说之间实际上有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关联的传统渊源与历史承继，它们基本上都以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传统思想为依据与源泉，正如穆雷提出的集哲学、美学与文论为一体的“三渊源说”所阐释之观念一样。因而，文学翻译美学当以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思想为根为本。
许渊冲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提出“美化之艺术”的观点，其中“三美”包括形美、音美和意美，“三化”意指深化、浅化和等化，而“三之”则涵盖知之、好之和乐之。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全面继承、交互整合与高度概括。美学在推动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可谓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文质之争、美信之辩一直贯穿其中，各种译论之形成、发展与创新皆万变不离其宗。历史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之谦和玄奘，以及严复、鲁迅、林语堂、王国维、傅雷、钱钟书等现当代翻译大家均对此有过各自的感悟与阐述。
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时至今日依然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影响深远。“信”“达”“雅”是三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统一的美学命题，所谓“信”指的是求真、诚信，所谓“达”指的是通达、顺畅，所谓“雅”指的是清逸、雄俊。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念，他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翻译实践与译论的基础上将“形似”“神似”两个看似彼此相悖的美学概念引入文学翻译。重“神似”意思是注重内在性，但不重“形似”意思并非是轻视甚至否定外在性，它更多的是一种以“神似”为根本的形神兼备。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建构“化境”的翻译新标准。“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9]57钱钟书所谓的“化境”，有种出神入化之含义，即译文几乎已经达到与原作相当的艺术境界。对文学翻译而言，“化境”可谓一种至高审美境界，它和原作一样“才貌双全”。中国传统译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在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全面发展、快速进步的同时，凸显中国美学之文学价值，见证文学翻译与美学的相融相通。
二.“洋为中用”
由于文化观、文学观、审美观和语言观等思想观念的显著差异，中西方翻译理论之间存在诸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对立的地方。对于其差异和对立，研究意义与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而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在注重中西方译论差异性的同时，如果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点，对中西方译论的健全与发展并无益处，甚或可以说，看到相似性并在翻译理论建构中充分利用这些相似点同样不可小视。故而，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构建需要首先做到以中为本，并同时兼顾洋为中用。
中国传统译论整体上理论性欠缺，实用性突出，这是其与西方传统译论的重要区别。与之相比，西方翻译理论具有明显的思辨性、系统性与抽象性等特点。中西方译论之所以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包孕各自译论传统的中西方思想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儒教也好，道教、佛教也好，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做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10]16-17悟性顾名思义是感悟、意会，理性显而易见是思辨、推理，它们决定了中西方译论在源点上的不同和在本质上的差异，进而为各自的文学翻译打上不一样的审美化印记。作为建立在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话语，文学翻译美学需要做到坚守本土、洋为中用，实虚结合、感悟贯通，只有这样方可更进一步丰富并深化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价值，并为世界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中国原创性的贡献。
历史地看，西方译论源远流长，其发展与创新过程均与西方传统美学思思一脉相传。西方译论开始于受柏拉图（Plato）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西塞罗（Cicero），他取柏拉图美学思想之所长，并将之恰当运用于翻译中。比如，在处理柏拉图所倡导的绝对理念时，西塞罗认为好的翻译是建立在译出语好的文本之上的，但过于强调复制、模仿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的僵化与呆滞，达不到预期的翻译效果。所以，翻译的过程不应该是词与词的转换，而应该是意与意的对等。作为西塞罗翻译观点的追随者，霍拉斯（Horace）同样不赞成将译出语文本视作唯一理念与绝对上帝的翻译思想，相反更看重自然、真实而流畅的译入语翻译效果。从这个意义来看，西塞罗等人的翻译思想已经萌生出美学的枝芽，其历史渊源之悠远甚至可以与中国传统翻译美学思想相媲美。
伴随着基督教传播面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与不断提升，《圣经》（Bible）翻译蔚然成风，杰罗姆（Jerome）、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在翻译《圣经》时，遵照的依然是西塞罗的翻译理念，他强调《圣经》拉丁语译文的自然流畅之美，能够传达古罗马《圣經》的思想与意旨，保持译出语文本的精髓与风格。正因如此，杰罗姆翻译的拉丁语版《圣经》成为天主教唯一承认的通行版本，足见其翻译做到了再现古罗马《圣经》之神韵与精华。作为《圣经》翻译的另一位大家，马丁·路德倡导译入语文本应该具有与译出语文本相同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则只是语言上的翻译并不能传达原文之审美风韵。也就是说，译入语文本必须“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11]45。成功的文学翻译应当是同时满足语言和美学双重层面的“模仿”，它既完整呈现译出语文本之原貌，又准确传递其神韵，可谓神形兼备才是最完美的翻译效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译论可谓不谋而合。 西方翻译实践与理论在进入19世纪下半页后，逐渐进入以语言学为标准的译论时代，20世纪中页以降西方译论逐步完成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向。整体上而论，西方译论的审美色彩开始淡化、美学影响逐渐式微，但并未完全失去自我的诠释话语权，例如接受美学和陌生化美学等翻译美学理论便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和较为广泛的认可，而且与中国文学翻译美学的互补与融合日趋明显。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由德国文学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泽尔（Wolfgang Iser）提出，是一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它涉及到译出语作者、读者和译入语译者、读者等更为重要的因素，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正是其理论形成之基础。所以，接受美学同时批判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转而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和中心地位。“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存在。”[12]26读者是文学作品及其译本的独一无二之面向，作品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通过读者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翻译作品时，除了考虑译出语文本、作者和译入语文本等因素外，更要将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放在一个突出的中心性位置，因为读者是发掘和接受文学作品美学内涵与审美创造的主体。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国家传播与流通，也即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需求。但是，“原语的读者能够理解得清清楚楚的东西，译文的读者未必能够理解。因此，译者总是面临一个取舍的问题” [13]9。接受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它并不能化解文学翻译中所有的审美性问题。文学翻译不能为了接受而接受，否则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无法准确传递译出语文本之美之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取舍”问题，恐怕还需要将陌生化美学纳入文学翻译的视野。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原本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被文学翻译借以表达翻译过程的陌生化审美性。陌生化审美指的是文学翻译过程所产生的他者、异质和惊讶等审美体验与感受，它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环境、符号和风俗习惯等审美意象在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身上的映射与反映，它可以提升读者的审美愉悦感与好奇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称之为“新奇的快感”，黑格尔（Hegel）称之为“新奇感”，而新奇正是陌生化审美的最突出表现。陌生化对译者的要求主要在于，尽量在译入语文本中保留那些对译入语语境而言看起来模糊的、陌生的、新奇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以便在再现译出语文本审美实际的同时增加译入语文本的陌生化审美体验与快感。“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14]36。陌生化代表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学翻译应该为译入语文本注入一种新颖的风格、新奇的体验以提升译入语读者对译出语作品的期待感与容忍度，进而帮助原作品更加顺利地完成在异域空间的中心化蜕变与经典化建构。
三.余论
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当今社会，翻译实践已经渗透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翻译已经占据地区间、国际间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的制高点。作为指导文学翻译活动的重要理论，翻译美学在提高文学翻译水准、扩大文学传播面向、提升文学交融程度等方面正在扮演者日渐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日益强大的功效。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度和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形态，所以在过去上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引进、译介了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作品，正是这些文学作品促使我们对照、反思、珍惜、坚守和弘扬自我之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大、目标更宏伟，我们肩负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和“留下来”的伟大使命，因而如何将中国文学之美译介到西方并逐步被西方读者接受，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家和翻译家责无旁贷的文学人之担当和译者之任务。
文学翻译美学，不管源自哪个国家或来自哪个地区，也不管由哪位文学家或翻译家首先提出，都应当成为海内外文学翻译事业的共享资源与公共财富。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纠结于文学翻译美学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互学互鉴、补短取长，在中西方传统译论的深度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共同推动当下文学翻译美学的不断创新、持续进步。要创新就必须对话，要进步就必须合作，因为故步自封只会导致倒退与淘汰，唯有对话语与合作才是文学翻译美学双赢之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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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9]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10]谭载喜.中西译论的相异性[J].中国翻译，2000（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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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收理论[M].周宁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3]Nida， E.A.Translating Meaning[M].San·Francisco：San Dimas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14]Heaney，S.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M].London：Faber and Faber，1988.
（作者介紹：张媛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关键词：文学翻译 美学 中西方译论
文学翻译与哲学或美学关系紧密、渊源深厚。无论文学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批评，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尤其是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中西方文学翻译界的普遍事实，也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石。从哲学和诗性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学体验活动或审美创造过程，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诗性表达与艺术再现。朱光潜、郭沫若和林语堂等著名美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都将文学翻译看作一种完完全全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与再创造行为，文学翻译被赋予与文学创作几乎相当的艺术价值与美学意义。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将由一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转换为由另一种语言再创作的作品，它超越语际转换意义上的文字转换、意义对等、形式相似与内容吻合，它更是对艺术美的探索、追求与创造，呈现非常显著的审美特质、艺术品质与生命强力，好的文学翻译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一种几近等同于译出语读者一模一样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感受。“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19-20錢钟书所言之“化境”，更多的是译文能够传递出原作的意境、风格与美，而不仅仅限于形式与内容的原滋原味儿。美学在翻译中的表现在文学翻译中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难怪诺瓦利斯如此定义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2]4诺瓦利斯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赋予哲学以艺术之使命和审美之意境，而文学翻译刚好象征着译者努力在译文中寻找原作者精神家园的审美性冲动与艺术化旅途。
林语堂根据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经验，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美学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与美学密不可分，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审美感受、体验与创造。译者不仅要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在译入语文本中再现原作品所蕴含的审美形式、特质与感知，而且要通过自我的审美认知与意识在译入语文本中对原作者的语言、个性、风格与意境进行审美性的阐释与升华。“什么因素使作家的语言具有表现力？在分析文学作品的风格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途径当然是美学的。”[3]160正如朱光潜所言，缺少审美性的文学和缺少文学性的美学，都是有缺憾的、不完美的。翻译美学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它是中国译论对世界翻译界做出的重要理论性贡献。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美学需要既坚守民族性的主体地位，又同时坚持世界性的对话合作，在中西方译论的相互差异性与彼此互补性中为文学翻译美学建构理论上的统一性与创新性。
一.“以中为本”
当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译论的基础之上，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作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美学与传统哲学、美学有着难以割裂的关联和不曾断裂的谱系。为何一国语言作品可以在异国得到读者的青睐、市场的热捧和文坛的认可？这绝对是一个超越语言本身的问题，它与哲学和美学不无关系。“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4]5无论身处何地、来自何国，人类的本性之基与文化之根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分享许多共性的“心”与“理”。就文学翻译而言，原作者也好译者也罢，他们因为分享相近的世界体验、相似的生命感悟与相通的审美感知，才使得文学之传播成为可能、保持顺畅。
中国传统译论的审美品质从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论争里即可见一斑，并在孔孟之“尽善尽美”的著名论断中得到更进一步巩固与深化，它们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文与质的命题在译学中的反映和借鉴”[5]79。美学与译事的结合，不仅对像佛经翻译等传统翻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当代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同样价值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译论是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性基础与保障，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因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6]56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译论得以逐渐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源泉，它推动着传统译论从佛经翻译的初级探索阶段发展到严复翻译的局部高潮阶段，并在鲁迅、钱钟书和傅雷那里抵达相对顶峰的阶段。诚如方梦之在《译学词典》中为翻译美学所下之定义，翻译美学意在“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7]296。与之对照，文学翻译美学旨在揭示文学翻译的美学渊源，讨论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美学凸显文学翻译的艺术特性，并借助美学思想建构文学翻译的审美化标准和实现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审美性路径。 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明显的融合性、丰富性和历史性等特点，虽然整体上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与理论性，但的确也形成了诸多富有美学色彩的代表学说或经验之谈。王秉钦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将其归纳为“十大学说”，具体包括“古代的‘文质说’（以之谦等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严复）、现当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神似论’（傅雷）、‘化境论’（钱钟书）、整体（全局）论（焦菊隐）”[8]4。尽管被划分为十种不同的学说，但是这十大译论学说之间实际上有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关联的传统渊源与历史承继，它们基本上都以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传统思想为依据与源泉，正如穆雷提出的集哲学、美学与文论为一体的“三渊源说”所阐释之观念一样。因而，文学翻译美学当以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思想为根为本。
许渊冲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提出“美化之艺术”的观点，其中“三美”包括形美、音美和意美，“三化”意指深化、浅化和等化，而“三之”则涵盖知之、好之和乐之。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全面继承、交互整合与高度概括。美学在推动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可谓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文质之争、美信之辩一直贯穿其中，各种译论之形成、发展与创新皆万变不离其宗。历史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之谦和玄奘，以及严复、鲁迅、林语堂、王国维、傅雷、钱钟书等现当代翻译大家均对此有过各自的感悟与阐述。
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时至今日依然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影响深远。“信”“达”“雅”是三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统一的美学命题，所谓“信”指的是求真、诚信，所谓“达”指的是通达、顺畅，所谓“雅”指的是清逸、雄俊。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念，他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翻译实践与译论的基础上将“形似”“神似”两个看似彼此相悖的美学概念引入文学翻译。重“神似”意思是注重内在性，但不重“形似”意思并非是轻视甚至否定外在性，它更多的是一种以“神似”为根本的形神兼备。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建构“化境”的翻译新标准。“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9]57钱钟书所谓的“化境”，有种出神入化之含义，即译文几乎已经达到与原作相当的艺术境界。对文学翻译而言，“化境”可谓一种至高审美境界，它和原作一样“才貌双全”。中国传统译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在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全面发展、快速进步的同时，凸显中国美学之文学价值，见证文学翻译与美学的相融相通。
二.“洋为中用”
由于文化观、文学观、审美观和语言观等思想观念的显著差异，中西方翻译理论之间存在诸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对立的地方。对于其差异和对立，研究意义与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而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在注重中西方译论差异性的同时，如果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点，对中西方译论的健全与发展并无益处，甚或可以说，看到相似性并在翻译理论建构中充分利用这些相似点同样不可小视。故而，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构建需要首先做到以中为本，并同时兼顾洋为中用。
中国传统译论整体上理论性欠缺，实用性突出，这是其与西方传统译论的重要区别。与之相比，西方翻译理论具有明显的思辨性、系统性与抽象性等特点。中西方译论之所以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包孕各自译论传统的中西方思想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儒教也好，道教、佛教也好，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做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10]16-17悟性顾名思义是感悟、意会，理性显而易见是思辨、推理，它们决定了中西方译论在源点上的不同和在本质上的差异，进而为各自的文学翻译打上不一样的审美化印记。作为建立在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话语，文学翻译美学需要做到坚守本土、洋为中用，实虚结合、感悟贯通，只有这样方可更进一步丰富并深化文学翻译美学的理论价值，并为世界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中国原创性的贡献。
历史地看，西方译论源远流长，其发展与创新过程均与西方传统美学思思一脉相传。西方译论开始于受柏拉图（Plato）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西塞罗（Cicero），他取柏拉图美学思想之所长，并将之恰当运用于翻译中。比如，在处理柏拉图所倡导的绝对理念时，西塞罗认为好的翻译是建立在译出语好的文本之上的，但过于强调复制、模仿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的僵化与呆滞，达不到预期的翻译效果。所以，翻译的过程不应该是词与词的转换，而应该是意与意的对等。作为西塞罗翻译观点的追随者，霍拉斯（Horace）同样不赞成将译出语文本视作唯一理念与绝对上帝的翻译思想，相反更看重自然、真实而流畅的译入语翻译效果。从这个意义来看，西塞罗等人的翻译思想已经萌生出美学的枝芽，其历史渊源之悠远甚至可以与中国传统翻译美学思想相媲美。
伴随着基督教传播面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与不断提升，《圣经》（Bible）翻译蔚然成风，杰罗姆（Jerome）、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在翻译《圣经》时，遵照的依然是西塞罗的翻译理念，他强调《圣经》拉丁语译文的自然流畅之美，能够传达古罗马《圣經》的思想与意旨，保持译出语文本的精髓与风格。正因如此，杰罗姆翻译的拉丁语版《圣经》成为天主教唯一承认的通行版本，足见其翻译做到了再现古罗马《圣经》之神韵与精华。作为《圣经》翻译的另一位大家，马丁·路德倡导译入语文本应该具有与译出语文本相同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则只是语言上的翻译并不能传达原文之审美风韵。也就是说，译入语文本必须“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11]45。成功的文学翻译应当是同时满足语言和美学双重层面的“模仿”，它既完整呈现译出语文本之原貌，又准确传递其神韵，可谓神形兼备才是最完美的翻译效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译论可谓不谋而合。 西方翻译实践与理论在进入19世纪下半页后，逐渐进入以语言学为标准的译论时代，20世纪中页以降西方译论逐步完成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向。整体上而论，西方译论的审美色彩开始淡化、美学影响逐渐式微，但并未完全失去自我的诠释话语权，例如接受美学和陌生化美学等翻译美学理论便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和较为广泛的认可，而且与中国文学翻译美学的互补与融合日趋明显。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由德国文学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泽尔（Wolfgang Iser）提出，是一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它涉及到译出语作者、读者和译入语译者、读者等更为重要的因素，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正是其理论形成之基础。所以，接受美学同时批判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转而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和中心地位。“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存在。”[12]26读者是文学作品及其译本的独一无二之面向，作品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通过读者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翻译作品时，除了考虑译出语文本、作者和译入语文本等因素外，更要将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放在一个突出的中心性位置，因为读者是发掘和接受文学作品美学内涵与审美创造的主体。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国家传播与流通，也即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需求。但是，“原语的读者能够理解得清清楚楚的东西，译文的读者未必能够理解。因此，译者总是面临一个取舍的问题” [13]9。接受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它并不能化解文学翻译中所有的审美性问题。文学翻译不能为了接受而接受，否则必将导致译入语文本无法准确传递译出语文本之美之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取舍”问题，恐怕还需要将陌生化美学纳入文学翻译的视野。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原本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被文学翻译借以表达翻译过程的陌生化审美性。陌生化审美指的是文学翻译过程所产生的他者、异质和惊讶等审美体验与感受，它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环境、符号和风俗习惯等审美意象在包括译者在内的译入语读者身上的映射与反映，它可以提升读者的审美愉悦感与好奇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称之为“新奇的快感”，黑格尔（Hegel）称之为“新奇感”，而新奇正是陌生化审美的最突出表现。陌生化对译者的要求主要在于，尽量在译入语文本中保留那些对译入语语境而言看起来模糊的、陌生的、新奇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以便在再现译出语文本审美实际的同时增加译入语文本的陌生化审美体验与快感。“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14]36。陌生化代表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学翻译应该为译入语文本注入一种新颖的风格、新奇的体验以提升译入语读者对译出语作品的期待感与容忍度，进而帮助原作品更加顺利地完成在异域空间的中心化蜕变与经典化建构。
三.余论
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当今社会，翻译实践已经渗透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翻译已经占据地区间、国际间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的制高点。作为指导文学翻译活动的重要理论，翻译美学在提高文学翻译水准、扩大文学传播面向、提升文学交融程度等方面正在扮演者日渐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日益强大的功效。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度和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形态，所以在过去上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引进、译介了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作品，正是这些文学作品促使我们对照、反思、珍惜、坚守和弘扬自我之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大、目标更宏伟，我们肩负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和“留下来”的伟大使命，因而如何将中国文学之美译介到西方并逐步被西方读者接受，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家和翻译家责无旁贷的文学人之担当和译者之任务。
文学翻译美学，不管源自哪个国家或来自哪个地区，也不管由哪位文学家或翻译家首先提出，都应当成为海内外文学翻译事业的共享资源与公共财富。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纠结于文学翻译美学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互学互鉴、补短取长，在中西方传统译论的深度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共同推动当下文学翻译美学的不断创新、持续进步。要创新就必须对话，要进步就必须合作，因为故步自封只会导致倒退与淘汰，唯有对话语与合作才是文学翻译美学双赢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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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张媛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从事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