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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湘文编著的《毛泽东家世》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系”中的一种,现将此书中的一节摘录如下——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生有10个儿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6人早年都不幸失落或夭折。而这6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5人均为贺子珍所生。
毛岸龙生于l927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当时,毛泽东因与陈独秀在党内意见相左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心情极不舒畅。不久,又因忙于秋收起义,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直至毛岸龙在上海失踪,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一面。
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一起被外婆向振熙、舅妈李崇德送到上海,来到叔叔婶婶毛泽民、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办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龙和两个哥哥又一起寄养在当时公开身份为牧师但实际上是地下党员的董健吾家中,后因董健吾去武汉工作,他们三兄弟只好流落在上海街头。
流浪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岸龙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讯。据调查,毛岸龙确死无疑。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之后,因音讯隔绝,很快与杨开慧失去联系。后来便与贺子珍结了婚。两人相处10年,前后生了6个孩子,然而最终活下来的,却只有李敏这一个女儿。
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时,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一个女孩。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自然十分高兴。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天生的母爱之情油然而生。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留给孩子,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到大嫂的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哪想到,那一次竟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准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孩子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也就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咿呀学语,正讨人喜欢。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6个孩子中,唯一一个由两人一起带在身边抚养的,因此备受父母的宠爱。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而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回去寻找毛毛。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最后,毛泽东说:“他不是岸红。如果是长征路上红军寄放到农民家的孩子,一定是哪一位红军同志的孩子,想办法找到他的父母,要赶快给他家送去。”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车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她很快向组织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到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毛毛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他也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说在南京死了。这是后话。
1933年,也就是贺子珍刚生下小毛毛之后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后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蟑大夫亲自接生的。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做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的肚子突然阵阵疼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则留下来为贺子珍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连殿后的部队也要走过去了,他们留下话来:敌人正从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时以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留下来的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而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柜支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靠近路边,这里已多次被敌军洗劫,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唯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还是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后来她还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有看清楚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给了人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为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1937年,贺子珍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这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1938年5月,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后,她把孩子送到婴儿室,自己则进了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不幸的是,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六位直系亲人献出了生命(其他亲戚更多,如弟媳赵先桂,妹夫陈芬,内侄女杨展……),但人们很少知道毛泽东不幸失落的6个孩子。毛泽东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原载《毛泽东家世》现摘自《关东作家》32003.12)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