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原总后勤部已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更名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是物是人非，好在该部门主管军队农副业生产的职能还在。如今的年轻人在奋斗“中国梦”的今天，对当年简单的一个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竟然引发中共领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已感到遥远和惊诧，好在一些当事人的记忆和相关档案还能考据分析。
　　邱会作在荒年接任总后勤部部长，粮食问题开始发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权威记载：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中央军委于1959年8月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路线”。会后，全军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爭。
　　此记载，说清了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台的情况，同时也记录了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争，更关键的是表明军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彭德怀下台，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在“各大单位”之列的军委总后勤部也作为“路线清查”的重灾区，领导层易人换将。林彪便在这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推举了总后勤部副部长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兴国扩军时入伍，1955年他刚过40岁，就被授予中将军衔。据说，他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红区不如白区吃香，老红军不如造反派管用。”这话不知道真假，但他嫌评中将衔低了发牢骚是真，好长时间不喜欢穿军装，经常穿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许多总后机关和后勤学院的老人对他有此印象。
　　在“文革”前因乱发牢骚、生活作风腐化，邱会作曾受到一些老同志的批评。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曾指示总后召开党委民主生活会对其帮助，这些均有档案可查。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一名老红军，邱会作对毛泽东满怀忠诚，对林彪感恩。另外因周恩来在长征前曾救其一命，邱会作也一直感激不尽。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邱会作上任发挥年富力强、勤于思考的特点，工作有干劲。这也是当时一些老同志的印象。
　　挑选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在当时算是优中选优。
　　一位老人如是说：“林彪用了一些犯了错和罪的人，但林彪从来没用过一个怂人。”这也即是说，用人不看小节看本事，这是林彪在战争年代和特殊岁月的风格。
　　邱会作后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关进牢狱，并被开除党籍、剥夺中将军衔，那是后话。当时由林彪提名、周恩来认可，并向毛泽东推荐，是因为邱会作的确算是一个军队后勤的行家。
　　1929年，邱会作参加地方武装不久，就被编入红三军。1934年9月开始，就纳入军委总供给部当统计员，并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担任军委四局科长。到达延安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粮油处长、副部长。后来到新四军、去东北、南下等，曾在中南军区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9年重回后勤战线，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在战争年代，他为边区筹粮，特别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粮食，深得军委欣赏。
　　1959年10月，经过“反右倾”斗争的军委总后勤部新班子开始运行。按惯例，当党委主要领导变更以后，这届班子就俗称为“新一届”。邱会作上任之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后，便带领新班子“反右破局”。
　　1958年时中国政治上有一个口号，那就是“大跃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在回忆中，经常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这也难怪，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探索之初，全国上下怀着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热情，总免不了情绪高亢地以主观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用政治激情焕发冲天的干劲，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口号。对此，应当看为一种建设发展时期的幼稚病，若把这归咎于某一个人的过错，似乎有失公允。
　　2014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主要回忆了1956年至1966年期间的中苏关系。从这本书中，我们便可窥见，当时苏共也有一种“跃进风”，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可以迅速与美国平起平坐，我国也很快有了“超英赶美”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索中，“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口号，被当时许多人接纳，那是一种集体迷茫……
　　对1958年的问题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看法，史学界也没有相对统一的说法。笔者查阅历史档案，1958年除了局部旱涝，但总体天灾不甚明显。还有老人讲，1958年还是历史上的一个丰收年。也有当时记忆，人民公社食堂是放开吃，但总是吃不饱……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1958年全国收成良好，但丰收之前浮夸风就开始了，这边地里没有“颗粒归仓”，那边已放出了增产丰收的“口号”，实际收成与进入国库的数目不符。同时，放开肚皮吃饭也浪费较大。还有一些地方夸大了当年的收成实情，用粮食喂牲口，用粮食制造工业用品，甚至用粮食养鱼喂虾，把收上来的粮食也糟蹋不少。
　　1959年春，国家粮食告急，政府则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政策，造成了许多地方出现恐慌，许多公共食堂也面临关门。粮食成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一个拦路虎。更有甚的是从1959年开始，全国性的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一袭三年，老百姓挨饿，几百万军队也告急！
　　粮食告急，最有感触的应当是各地群众和当地政府，可惜因为“反右”起劲，各级政府怕落后，个别地方饿死了人，但信息渠道被阻断。但渠道再被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情况反映到上层，毛泽东亲自向个别省委了解灾情，中央就派军队去了解情况。
　　据多名军队领导在回忆中记述，他们都接到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亲自到过一线去了解情况，核清实情。
　　2011年，邱会作对其子邱程光说：1960年5月，广西横县致电曾在广西工作过的邱会作，要求接济军粮1万斤救命。邱接电后报周总理，并奉周总理命令秘密查看，结果发现县委书记已饿得卧床不起…… 　　当时国难便是军情。据了解，除了总后勤部调集粮食，还有空军、铁道兵及基层部队，也参加了全国性的救灾。
　　粮食！军队农副业生产关注的粮食问题，就从这时开始发酵，并由此引出更深远的话题。
　　前任洪学智发出的加强农副业生产的号召被批判
　　1959年开始的灾情也自然涉及军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库无收自然影响军队吃粮。
　　最初，军委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接到部队补助粮食难以到位的电话不断。据军需专业的老人回忆：长期以来，军队钱粮供应采取标准加补助，这也就是正常标准的一部分，遇到部队执行任务，包括军事行动、国防施工、训练演练，特别是担任战备值班的全训部队，则要给予适当补助。但在这一年到了放粮季节，补助粮食还没下拨到位。怎么办？开始部队来电话催。实在等不及，就跑到北京求助。
　　但跑到北京也没办法。三个方面原因导致“没办法”：一是整个国家闹粮荒，有指标，没粮食，只能开“空头支票”；二是掌握的粮食有限，军委领导今天来个电话、部领导明天拿个条子，只有保证先救急救命。三是当时还在进行“反右”斗争，全面号召“大跃进”，军政教育不敢半点松懈，想别的办法也不敢说出来……
　　一位老军需讲：福建部队来要粮，说是炮击金门的部队伙食不达标，要优先办理。我说没办法，西藏平叛的补助粮还没备齐呢！对方说：那你给我们想办法，给粮票我们去买，或者给政策我们自己想办法。我说：“同志哥，对不起，你自己看着办！”
　　查阅1960年8月的《后勤》杂志，这本由毛泽东题名的总后机关刊物，在这一期“军需部”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进一步加强被装物资管理》，关于粮食的事只字未提；在“司务长工作”一隅，还有一篇来自部队的《怎么做好经委会查账工作》。一边是沉默，一边是严管。当时情形大概如此。
　　不过弄清当时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要考虑进去，那就是庐山会议的阴影还在。这个所谓的“阴影”，根子在前任部长洪学智，因为洪学智在下台前，刚开了一个会议，那就是全军农副业生产会。
　　对洪学智，大多数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应熟悉：老红军，来自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就是名将，进东北到林彪手下时，林曾考虑用其当参谋长。后来到朝鲜，彭德怀一直对洪很欣赏。战争结束，彭德怀有一句话大意是：假若抗美援朝我打了胜仗，首先我感谢高麻子（高岗）、洪麻子（洪学智）。这不是一般的奖赏。所以，干部不看出身和经历，主要看能力！
　　洪学智搞过军事，又搞过政工，就是没搞过后勤，觉得在后方不如在前线过瘾。但彭德怀就是看上了他的谋划、组织和执行力，在朝鲜洪学智被委以志愿军后勤司令重任。回国后，又让洪学智接替到总参担任总长的黄克诚，担任了军委后勤部部长。
　　老人讲，洪学智的特点是心里装着军队搞后勤。具体地讲，就是围绕作战搞后勤。老人们讲这句话，是讲他与一些后勤领导的区别。而洪学智的夫人张文女士，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对笔者讲：洪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惜人才，善用人，善用德才兼备能托底的人。这话放在现在也很具有针对性。
　　洪学智下台前，在广州开了一个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全军主管后勤的各级首长和后勤部长都参加了。洪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讲军队的形势，主要讲了“军队农副业生产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提法，还讲了人民公社“五位一体”，要向工农兵学商发展等。他在会议上要求，军队要考虑国家困难，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努力达到部队农副食品自给。
　　洪学智的讲话是1958年底讲的，之后全军也做了部署。但谁也想不到他那么快就被打倒，并被发配到东北去当了一个省的厅长。
　　洪学智走了，其“反党集团”黑干将的思想自然受到批判。他强调毛泽东指出的军队“三队”任务没有错，但有人认为“军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是不讲政治，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讲的意义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意义”。一堆大帽子，把全军农副业生产的热情又浇了回去。
　　洪学智发出加强农副业生产的号召被批判，继任者邱会作也害怕重提，但形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提，而且他看到又产生了重提的环境和条件……
　　王希克率先主张重上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方案
　　叙述至此，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一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在“文革”期间担任总后“文办主任”，后被提拔为总后副部长，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免予起诉的王希克将军。
　　这个名字有点洋味的将军是辽宁人，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转入新四军四师任宣传科长，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部长兼政委，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
　　按老人们的说法：王希克有水平，能写能干。1964年授衔时，是为数不多的非红军时期入伍的少将，才40多岁。可惜……老人们说到此处欲言又止，主要可惜“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当时，王希克率先主张重上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方案。邱会作先是沉默，没有过多表态，只讲多想些办法。王希克找过邱会作后回到部里，让给养、农副业生产的部门罗列了打猎、养猪、抓田鼠、采竹笋、挖野菜等几十种办法，指导部队改善生活，补贴口粮。
　　笔者查询了1960年王希克在军需生产会议上的总结。这个特别“能写能干”的二级部部长，用“跟、靠、供、管、干”五个字总结了一年的工作，主要讲跟政治、靠群众、供给好省、加强管理和鼓足干劲。这是一篇很讲政治性的总结，而对1960年的工作，重点强调学习、管理、节约等，对农副业生产提法还是传统的养猪种菜。而在报刊发表时，王希克只节选了一年来的军需工作的几点体会，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均未发表。这件事又可谓动了脑筋！
　　然而，王希克在实际工作中却明显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1960年，全国灾情越来越严重，粮食大减产，军地开始争粮，军队不搞生产不行了！
　　一位軍需部办公室老人记得，王希克从部队跑了一圈回来说，再不想办法，我也回去开荒种地去，不然会饿死人的。 　　其实，王希克的话原版也不源于他，部队反映就是如此。
　　当时，在部队内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大量军人家属在家挨饿受不了，来到部队赶也赶不走，宁可在部队等死也不愿回去饿死……
　　关键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加剧。早先，部队两菜一汤，还有点油水，勉强可以维持。后来，油水少了，战士饭量大增，一天要吃两三斤米。
　　笔者20世纪80年代下部队时，老兵还在介绍当年抢饭的经验，这是典型的“饥饿理论”：“一碗平、两碗欠、三碗尖”，否则第一碗打多了，多吃两口，第二碗就打不上了。
　　邱会作的老办法
　　大量情况反映到高级领导层，林彪、周恩来、贺龙、叶剑英及各军兵种、部领导把矛盾交到总后。邱会作的回忆对此有记述：“1960年夏天叶剑英到青岛疗养，当地（驻军）军长因缺粮，带着超支万把斤的粮单子闯去求见……叶剑英为难，但还是给我打电话。后来，打了个招呼批准报销。”对此，叶剑英指示邱会作，一定要想些办法让部队吃饱。
　　元帅有令，邱会作很听话。他对叶剑英也很尊敬，“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他，是叶剑英把他藏起来躲过了不少折腾。后来，他在军委办事组奉命搜集叶剑英所谓反党的材料，这件事让他晚年很不安心。
　　当时，不仅仅是叶剑英有指示，代替病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贺龙也让他想办法，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也给他不断加压，邱会作听在耳中，急在心里，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当年他在延安的老办法。
　　延安时期，邱会作所在的部门，最主要的就是负责军委和部队的“吃穿”二事，而恰恰就是这两个字，成为了边区最大的难事。
　　这一切，都是对我党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后勤的严峻的挑战。延安红色大本营发出了考问：“没粮吃、没衣穿，怎么办？”
　　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三去延安调查所知，抗战前后延安的困难就已凸现出来。
　　“有一枪仅四五发子弹者，有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朱德早在抗战之初，就陈述了八路军的困难。但这仅为一个方面，而更为困苦的是陕北人稀地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税征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另外在抗战爆发之后，大量人员拥入延安，也增加了保障难题。到了1939年，由于内忧外患，延安的饥饿、贫困已达顶峰。
　　毛泽东曾对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萧劲光有过这样一席讲话：“我看出有三个办法：第一个，革命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最后，毛泽东说：“第三，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这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著名论断提出的背景。
　　由洪学智审定的《解放军后勤史》，也记录了这次军民大生产活动：
　　1939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号召，提出了生产自给的任务。1940年底，部队大部先完成一个半月粮食自给的任务。1941年，全体官兵掀起了农、副、工、商全面的发展大生产运动。此间，著名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开辟了塞上江南，便是这一运动的真实写照。
　　此事，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自己动手”，具体举措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军委在向全军发出的指示中，是强调“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一边学习”。“三个一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思想。
　　邱会作对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兴起也有一种表述。据邱会作回忆，1937年秋，也即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年，他作为军委供给部的领导，在听取汇报工作中，发现延安西北的高桥军械仓库（当时军械、军工均属于后勤），自己动手抓生产，粮食副食自给有余，便向中央军委领导李富春汇报，李富春让其写个材料报给了毛泽东。“报告呈上去不久，毛主席找李富春和我去谈。他说‘兴国佬，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泽东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大意是军队和政府搞生产，找到了一条出路，否则我们生存不下去，敌人不打自灭。我们的供应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家政府给，三是人民负担，再加上一条，自己动手搞生产。由此，毛泽东部署了延安军队和政府搞生产：“1938年小搞，根据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做起。”
　　按照这极具现场感，又有逻辑关系，且与后来向全军发令搞生产相关联的链条，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是毛泽东确对军队（包括军事化的政府）后勤有了一个科学总结。
　　从1927年到1937年，军队打了十年仗，军队后勤究竟怎么搞？毛泽东从取之于敌、国家政府给、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四个维度进行了总结，找到了军队生存发展之路。笔者长期从事军事后勤工作，认为毛泽东这次谈话虽为“闲聊”，却是给军队保障工作“指路”，也是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发轫……
　　后来，延安开展军民大生产，并带动各根据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我党领导下的军民渡过难关，其结果不必再述。在此只是说明邱会作曾参与毛泽东谋划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他深知毛泽东对军民一体、自力更生主张的想法，也反映其对生产自救的方式方法轻车熟路。
　　邱会作决心冒点“政治风险”
　　这里还有个情况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外地休养的林彪听警卫讲粮食出了问题，也要求下大力改善部队生活。
　　邱会作有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当时，林彪多病，林办保健人员多为总后派遣，邱会作对林办医保人员非常关心，在关心之中也获知林彪关注的事情。林彪关注军队粮荒，并要求改善部队生活，这让他心里有了底气，最后下定决心冒点“政治风险”。
　　1961年春节前，邱会作找来王希克等人，让马上起草请示：一是向军委报告当前形势，说明粮食供应难于维系，增加伙食费也难于买到粮食。二是建议部队自己迅速动手生产。即开春在即，抓住农时……
　　邱会作修改签发，先把报告递给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料，羅瑞卿春节工作忙，把报告压了几天。邱会作一看快到正月十五还没音讯，着急了，让人乘飞机把报告递给在苏州休养的林彪。 　　当时，林彪虽然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由副主席贺龙负责，但林彪关心此事后军委十分重视，认真落实。不几天，罗瑞卿就打电话请邱会作到他那里面谈。罗见面便告诉邱，报告林总批了。
　　林彪指示：报告对如何解决部队当前困难考虑到具体实情，又能解决问题，应当以军委的名义批准下去。目前“全军中心的任务先解决吃饭和力求不发生浮肿病，以保军队的战斗力”。
　　林彪这段批示是邱会作晚年回忆的，难免在字词上存在个别失准，但中心内容应差不多。从中也可看出林彪对邱会作工作的肯定。
　　1961年初，经过军委批准，全军发出文件，生产自救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军委号令部队不得与地方争抢粮食，并负有保护的重任。同时强调，从这年开始，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明确了全军扩大规模抓好养猪种菜。
　　就这样，经历一番折腾之后，农副业生产纳入军队后勤中心工作。
　　当时承办过文件的老人讲：1961年仅仅是个开头，除强调农副业生产之外，有两点正在谋划，一是准备一部分部队专门从事农副业生产；二是扩大在基本伙食单位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团以上单位基地化的农场生产。当时有一个全军开荒120万亩的计划，但涉及用兵得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必须按程序向前推进……
　　战争年代，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灾荒年代，生产长一寸，军稳地也稳。那时军队是在趋稳向好，但随军家属、临时来部队家属和军工人员还是难于稳定，推到社会上，还会影响军心。在这一点上，军队自己想了很多办法。
　　到了自然灾害中后期，全国各地的小钢炉下马，军队就瞅准这个好机会，以备战要钢铁为由，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接收转产，建起了全军八一钢铁厂，沈阳军区建起抚顺钢铁厂、北京军区建起邯郸钢铁厂、福州军区建起邵武钢铁厂等。
　　据老同志回忆，能成功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家属工厂。
　　那时，军队能工巧匠多，家属大多来自农村，粗加工、轻工产品生产还能胜任。如军队办起鞋袜工厂、厨具工厂、瓜子加工厂等，办一个成一个。当时，全国計划经济，军队加工产品不准流通，全军便自产自销。反正是从左边口袋掏到右边口袋，军内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
　　比较有名的是床垫加工。过去，南方用竹垫子，中原用草垫子，寒区用棕垫子，这个需求庞大，属于消耗品，每年都要向国家计委订购。但在灾年无粮哪还有生产？部队便尝试自己加工，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能省去储存。这个工作很实惠，几乎生产出来就发运，发运到位就结算，家属和工人拿到钱都乐哈哈。
　　除开办工厂外，“军队还办了一些服务性企业，如维修建设营房、生活用具修理、军马饲料加工，解决了实际困难”。同时，也安排了国家劳力。
　　不过，最令总后多年难忘的是建设炼油厂。军队炼钢没成功多少，但炼油可以。当时，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是与总后政委李聚奎对调的干部，总后一找，两家拍手而定。此事又得到周恩来支持，马上开建，到了后期，军队炼油厂规模越搞越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保持了总后的一些地方石油管理局……
　　说起这个事，总后勤部老人都夸奖邱会作和当时军需给养部门：“邱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肯动脑筋，也好大喜功。当时，全军搞开发的点子多，他很善于推广，看哪里好就批转和开现场会，开现场会他就到现场鼓动！”
　　老人们讲到后来军队停止经商和现在禁止有偿服务的问题时，同声感叹：这是我们军队的特征，这支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历来都有搞家务的能力，只要有条件，马上就可以搞，而且搞得大。这在当时是个好事，在现在国家后勤的前提下，应当注意啦！
　　老人们讲的话不假，这件事有全军智慧，有军需部门推动，还有邱会作等总后领导的添油加火，在当时的确被传为佳话。
　　笔者顺着总后军需部门老人的话，再次关注了此间的《解放军报》和《后勤》杂志，这一报一刊是当时后勤方针、政策动向的宣传阵地。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两年间，这两个媒体上讲的多数是节约、利废和自己动手修修补补。但是1961年1月的《后勤》开篇，就突出体现了《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部队大生产运动的题词》，文章不仅配发了毛泽东题词手迹，而且还配发了以“军需部”名义撰写的长文。
　　这些文章不仅讲了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意义，还讲了养猪“见母就留”等措施。文章号召部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有重返“南泥湾”之味。
　　除了生产，报刊还大力宣传新的军队粮食管理制度，即军用价购粮支票、军内粮食管理制度，规范了粮食跟着薪金走等。
　　无疑，这都是王希克的杰作和邱会作的后勤思路。到了灾荒后期，全军农副业生产基本形成大抓的格局。
　　那几年，全军开辟农场约800万亩。其中，有地方作为三年自然灾害欠缺部队供应的补偿，更多的是全军官兵自己开荒造田，如围海围滩、开山造田、填昆明湖都是那时的“杰作”。
　　老人们记得大的农场有广州军区牛田洋农场、南京军区阜阳西湖农场，还有东北嫩江农场等。粗略估计，按当时市值就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
　　再后来，这些农场、马场和“自留地”经过企业化改造，特别是抽出兵力来专司主营，军队副食达到了大部自给，粮食除了补贴还节余援助国家，更多的是丰富了部队餐桌，个别部队餐桌上由一菜变成了三菜一汤……
　　杨括的提醒
　　那些年，政治上“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接踵而至。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开展阶级斗争的口号。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是具体的运动和斗争，军委总部同其他机关一样，都必须保证不迷失航向。
　　总后勤部抓农副业生产，虽然得到军委首肯，但方向对不对、路线正不正，在这风口浪尖上难免要掂量掂量。
　　“一开始，邱会作为什么没有大抓农副业生产？他也有这点考虑。当时，总后班子有不同的看法，总政也认为冲击了教育。但后来饿死人，林彪出来说话，军委老总们支持，毛主席也默认，他才大抓大办。‘四清’运动一来，邱会作比较警觉，特别是部队反映许多干部多吃多占，都是农副业生产惹的祸……邱会作虽然没表态，但机关上下都感到压力。”老同志还记得在这个节骨眼，大概是1965年间到1966年初的情形。 　　这时，王希克因为大抓农副业生产变成了红人，又晋升为少将，干劲更大了。生产等方面实际而又具体的工作都是他在抓，的确卓有成效。当然，也有人给他提醒，但他似乎并没有邱会作想得那么多。
　　1966年初，总后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调查，听到占用部队搞生产经营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影响创建“五好连队”和败坏部队风气的传闻，便有人在不小范围内提了个醒——这个人便是杨括！
　　杨括何许人也？杨括时任总后勤部参谋长。这位江西籍领导并非根据地的老红军，而是1936年参加民先队，1937年加入八路军的抗战干部，担任过抗大文工团长、八路军前方队列主任、华北局军政处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任总后勤部秘书处长、计划局长、副参谋长。别看这些职位不高，却都是军地、志愿军、总部的重头岗位，属于在核心机关工作。
　　老人们回忆：此人有文化，综合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很强。
　　据说，曾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对此人很欣赏。洪学智当部长时也对此人大胆使用。1964年晋职时，杨括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是抗战时期入伍的晋将干部。更重要的是邱会作任部长后，先是让其担任司令部副参谋长，继而提拔为参谋长。
　　许多人知道，军队参谋长可不是普通角色，如解放军总参谋长，跟总政治部首长一样，比一般部门要高出一格。邱会作这个总后勤部部长，后来也是副总参谋长兼任。杨括在总后勤部担任参谋长虽是一个二级部首长，却是总后勤部的龙头部门，主要面向首长机关和部队，负责全局性的工作。
　　杨括之所以被历任首长重用，特别是在黄克诚、洪学智被打倒后，邱会作还要重用他，主要是邱会作也发现此人有思想水平，工作有魄力，文字能力也很强，敢于建议谏言，是一个后勤通，也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
　　刚提拔参谋长不到一年，杨括和王希克等一样，工作干劲大，热情高。
　　那是杨括深得邱会作信任之时，军队发生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所谓“反党”问题。当时，全军高级干部都要揭发批判罗瑞卿，邱会作让杨括等人帮助自己整理资料，杨括就敏锐地捕捉到一些信号，如林彪等人强加给罗瑞卿的“不突出政治，利用大比武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杨括就在总后领导中提醒，要检查总后工作指导上是不是有类似问题。
　　经过下部队调查，农副业生产经营问题的确有群众反映。杨括就给王希克讲：对农副业生产要科学分析。当时，饿死人的状况下，搞农副业生产是正确的，现在风向变了，对这个问题“一是要看，二是要稳”。
　　王希克给部里小范围打了招呼，变了一个字，即“一是要看，二是要缓”。这两句话老人们多年后还记得。
　　在当时，总后的杨括、王希克，还有后来的陈庞等都是邱会作重用的一批年轻得力干部。后来，王希克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总后文办主任，与陈庞等被提升总后副部长，杨括却因被红卫兵逼着说了一句“邱会作是‘三反分子’”，而与邱会作交恶，那是后话。在当时，杨括的提醒无疑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风声中上呈加强农副业生产报告
　　在大搞农副业生产问题上，王希克是推动者。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也有些担忧。见邱会作有些疑虑，他也在暗自思谋。老人记得：王希克转到大家办公室，丢下这么一句话，“我们搞农副业生产不会有错，关键是这几年毛主席再没表态，缺个‘尚方宝剑’”。
　　怎么是缺“尚方宝剑”呢？毛泽东在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同时，不是要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吗？当时，一般业务干部还理解不了王希克讲这话的含意。
　　王希克有了这个考虑，便找总后领导建议，希望把当时军队农副业生产梳理一下，给军委和林副主席上个件，这样一是报告工作，二是摸一摸底，如果是大方向，那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军委有指示，那就按军委指示办。总之，出了问题上面兜着，政治上最好别担风险，因为这种风险成本太大！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的确是一个“好思路”，也是在政治旋涡里的人必定选择的一条路。据说，邱会作当时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王希克本身就是笔杆子，加上心里有些焦急，回去后就部署辦公室、给养局、生产部门汇总情况，他亲自写提纲，组织大家搞了一个《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全军农副业生产情况》报告，文中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
　　为什么要加上“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这是王希克的意见：一是大抓农副业生产是林副主席的指示，二是现在讲林副主席领导农副业生产保险系数大。
　　报告写好后送给杨括，杨括看了后马上打电话给王希克，提了几条意见：一是文字不宜太多，有的内容是可以附表，正文一定要简短；二是不要以军需部上报，直接以总后勤部名义上报，这样邱部长签呈好说话；三是不要扯到林副主席，提到林副主席他自己也不好表态。
　　这三条意见是老人们在修改中转述的，不一定准确，但大概意思不会有错。从这三条可以看出，杨括的政治水平的确过人，既体现了对工作负责，也反映了给上下把关。
　　总之，王希克当时急于把此事促成，修改这份报告完全按照杨括的意见进行。
　　是夜，总后勤部军需部灯火通明，几位写材料的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写正文，一部分人汇总表格。正文部分写好，就由王希克审稿。这样，一篇不到1500字的报告，很快就形成了：
　　军委：
　　军队农副业生产，去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共收获粮食7亿斤。这仅是农场的生产，还不包括军马场生产的7500万斤粮食和连队业余生产的少量粮食。
　　从内部材料看，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从今年起到1968年，要达到粮食、肉食、蔬菜三自给。我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完全可取的。同时，也启发我们进一步理解林副主席对军队抓好农副业生产的指示的重大意义。我军的农副业生产，如以步兵师为单位，从收获的粮食数量来计算，去年已有8个师达到口粮自给，并自给有余，另有10个师达到大部自给。（统计表附后） 　　接着，报告了军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状况：“现在一般的情况还好，但除一些军区……”这里表扬了沈阳、南京、济南军区是“促进派”，指出了一些军区是“维持派”，即北京军区、广州军区的“上不去”和“还有减产的问题”（大概未提到的单位是中间派）。
　　报告突出反映：“以几年的情况来看，林副主席决定军队搞生产是英明的决策。”并从恢复我军老传统、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为国家生产一批粮食、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农副业训练，以及边疆部队搞生产更是有特殊意义等，进行了简要阐述。
　　最后，报告提出了总后勤部党委机关的总体想法：
　　在国家还没过关之前，假如部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储存四五十亿斤粮食（努力一点，有三年就可办到），就准备好了大概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我们的意见，可能不妥当，仅供考虑。特此报告。
　　一位曾在司令部计划局（当时尚未称“战勤计划局”）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这个报告写好后，是王希克带人来与杨参谋长商呈的，杨看后着重增改了第四条内容，即“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农副业训练”，因为这一点直接回答部队的一些反映和意见……报告改好后，杨参谋长直接联系小院（邱会作住处）送签，然后就让我们与文电组打印上呈。“这一天是1966年5月1日，我们当时放假加班印象很深刻。文件号是‘后办字407号’。开始定的是‘秘密’等级，后来邱会作签发时定为‘机密’，我们当时理解可能是报告有对两个军区的批评。”
　　这位老人特别强调：我们办件时，就当一般文件。因为这类文件多，按惯例上报军委常委，军办萧向荣主任和杨成武代總长等，一共20份。老人想了半天说：好像没有报总政领导……
　　当时，可能总后勤部，包括邱会作在内也没想到，这个件到了林彪那里，林彪把件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大批特批，整整批示了800多字，比报告正文的一半还长，而且由此提出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蓝图，并提出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这件事，发生在总后勤部的报告呈上后的一周内，也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9天，的确耐人寻味。而邱会作晚年对这件事的回忆，也似藏似露地给后人一些信息：
　　1966年春，全军农副业生产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取得很大成绩。4月间，我以总后勤部及我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写了《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林彪看了认为很好，转呈给毛主席。5月7日，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
　　据笔者考证，邱会作所提的《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应为《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邱会作回忆中还提及他还讲述了边防、海岛及少数民族地区军队农副业生产的问题，但这份由林彪批转的报告中未见提及。
　　邱会作的回忆以与其子对话的方式出现，是记忆上的失误还是手头缺少资料？至少在时间、背景、动机和形式上也有存疑，这需要史学者进一步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报告的出台过程，以及基本内容。因为毛泽东的批示是据此而来，弄清这个基本方向，是认识毛泽东设计共产主义“理想王国”的重要基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