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阿尔卑斯山系的一部分，阿特拉斯山横亘于阿尔及利亚南北部之间，一面挡住撒哈拉沙漠的酷暑，一面留住地中海畔的清凉，但这道天然屏障也让阿尔及利亚的北货南运成为奢望，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如今，一条现代“丝绸之路”——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重新赋予这里生机。7年前，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项目开工，中建集团承建了其中难度最大的53公里，这一标段穿越阿特拉斯山，被公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条件最复杂、技术要求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里程碑式工程。现在，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已成为非洲腹地通往地中海的交通大动脉。
　　6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硕果累累，惠及中外。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正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未来，中国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台和抓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一项具有内生性动力的系统工程

　　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的基本形成到一大批合作项目的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已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朋友圈”越来越大。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意义：“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其适应我国经济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有龙头牵引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看来，“一带一路”建设被证明是一项具有内生性动力的系统工程。他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指出，在工业化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种基于巨大人口规模创造的需求更为多元，经济规模更为巨大，而一种超大规模的经济产出必然产生外溢效应，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要条件。此外，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一个不断由低端向中高端上移、由国内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这种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应中衍生出来。
　　根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最新数据，2013年至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超6万亿美元、直接投资额约900亿美元，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扩大。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也包括开放方式的创新以及开放层次的加深。
　　“40年来的改革开放，更多以引进来为主，而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且不单是‘来’或者‘去’，‘内’或者‘外’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出现逆转，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很多开放理念上的创新尝试，比如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多边金融机构，设置区域性的、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一带一路”问题研究专家王义桅在接受《中國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中国和24个国家建立了82个经贸合作区和工业园区，总投资超过280亿美元，有来自世界各地近4，000家企业进驻，为当地创造了244，000个就业岗位。
　　“中国作为一个朝着迅速发展的方向崛起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我们认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既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治理，这是一种非常正面的立场。”傅梦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结合点，凸显出重要的抓手作用。

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18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理念。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宣示，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过去6年时间，“一带一路”建设聚焦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已经完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架构推动包括中老铁路、雅万高铁、汉班托塔港、空中丝绸之路等在内的标志性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沿线国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实现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
　　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
　　王义桅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大型的基建项目往往事关国计民生，高质量发展就要凸显开放、绿色和廉洁，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抛去要素投入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从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上都要避免浪费自然资源，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过在竞标环节跟当地政府拉拢关系的现象，现在看起来有很多问题。”
　　王义桅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着力点仍是基础设施建设，而资金融通是前提。“沿线国家本就贫穷，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所以长期以来私人资本都不愿意投入，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根源。”他表示，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同时，投融资平台也要市场化运作，包括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等各种融资模式相互配合，与此同时不能忽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 　　截至2018年底，已有28个国家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参与了“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丝路基金已支持28个项目，承诺资金110亿美元。现阶段，我国已与3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涉及资金规模超3万亿元人民币，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实现结算和使用。
　　今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不仅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保驾护航，也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投资奠定法律基础。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放眼内外，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在促进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面临一些历史性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受到广泛支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尼泊尔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在出席“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时表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在此之前，经济发展不断放缓的欠发达国家证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华盛顿共识之下的治理框架并不奏效，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新型的发展模式来替代。”
　　王义桅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传统的发展观，中国选择向西挺进开放，围绕欧亚大陆同时走向腹地和海洋，通过分享自身发展经验，打破了大多数国家的思维窠臼，给需要通过发展维护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真正的世界，要以天下观天下而不是以中方或者西方观天下。现在回头来看，很多国家有自己新的优势，将世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重新组合，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王义桅说。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促成了双赢和多赢局面。以中央企业为例，目前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当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本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在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还间接带动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当地就业。

　　中国市场的发展红利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注意。2018年3月24日，意大利与中国正式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员。随后，卢森堡和牙买加也先后声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最重要的是技术力量的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增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吸引力。“这些技术是去中心化的，原来很多‘编外’或者‘过路’的国家逐渐从区域性合作的支点变成全球网格状的结点，地位优势得以凸显。”王义桅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这种机遇源于技术创新带来的思想观念、合作理念和合作模式的变化。
　　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而存在。

　　“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的时候出现过被误解、被抹黑，甚至被妖魔化的现象。“任何项目的开展，都要经过政府间同意，得到社会的理解，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有被舆论误导、被其他势力挑拨的时候，比如资源掠夺论、环境污染论、债务陷阱论。”但一个新生事物总要经历逐渐适应和磨合的过程，傅梦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带一路”建设在6年间逐渐得到理解和认可，证明了其有生命力，现在的关键在于消除国际社会的偏见，使其更具持续性。
　　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本身的不确定性也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些挑战。“一些国家政策内顾性加强，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调整，如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势头渐热，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无形压力也给全球化带来干扰。”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更多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因此而被打断。
　　“应对这些挑战，要坚持务实开放的理念，针对当地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和矛盾，寻求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庞超然表示，要加强与沿线国家以政策沟通为主的五通建设，激发合作意愿，在輿论宣传上善于体现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成绩和沿线国家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多措并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