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是第1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正巧中国中兴通讯在美国“337调查”中胜诉，这也是中兴在近几个月来赢得的第三次终裁胜诉。此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称，中美间知识产权纠纷日趋增多，中国已成为美国“337调查”的主要对象国和最大受害国。
　　所谓“3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根据该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对“不公平进口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
　　现实中，“337调查”通常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ITC如认定责任人在美国销售外国货物时使用不正当方法，或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并给美国本土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存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便有权签发法令，阻止相关产品进口；其二，对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如被认定侵犯在美国合法登记并使用的商标、专利、版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只要美国在相关领域存在或正在建立相关产业，ITC就有权进行制裁，而无需提供“构成实质性损害”的实际证据。ITC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包括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禁止令和没收令4种。
　　“337调查”之所以日趋流行，是因为这项制裁行为具有诉讼门槛低、生效时间快及制裁措施严厉等好处。
　　自立国以来，美国传统的国际贸易政策，是主张尽可能减少政府行为和贸易壁垒，实行最彻底自由贸易行为。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美国经济强势和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自信基础上的。正因为相信美国经济、美国产品竞争力都是天下第一，美国才会力主更彻底的自由贸易——“零壁垒”的市场环境，是“赢家通吃”、对强者有利的规则。
　　但近年来，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相对优势缩小，贸易逆差扩大，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关，然而“美国制造”竞争力下降，众多本土产业萎缩、就业岗位减少，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不满。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很难再维持昔日赖以保持对自由贸易原则推崇的自信，越来越频繁祭起“337调查”的大旗，甚至不惜冒自砸“自由贸易倡导者”金字招牌之危险。
　　从历史上看，“337调查”总是针对美国全球贸易的最大威胁，尤其是和美国双边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上世纪80至90年代是日本和欧盟。2002年之后，对华实施“337调查”的总数和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甚至已占其年实施总量的半壁江山，这恰和“中国制造”的崛起，和中国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制造者的过程同步。
　　客观上说，中国企业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方面在“337调查”最重视的知识产权领域破绽很多，另一方面又缺乏应诉的意识和经验。于是，一些感受到危机的美国产业或企业，“337调查”就成了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而对一些意在借题发挥的政治家来说，就成了最理想的“劫材”。
　　从这个意义上讲，“337调查”的兴起既有政治因素，也有非政治因素。仅就政治因素而言，也不仅关乎国际政治，甚至更加关乎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
　　在美国两党中，共和党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而民主党则从传统上就依赖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的票仓，强调贸易和就业机会保护。奥巴马上台后适逢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社会危机感增加，对“外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外国偷走美国就业机会”等反应强烈。在这种情况下，“337调查”自然被一些政客频繁使用，且每每针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海外债权人和最大对美贸易顺差保持者。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从目前形势看，民主党选情并不佳，而许多关键性议题，如国际政治、外交、移民问题和医保改革等，一旦展开讨论，民主党和奥巴马都很难讨好。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很可能将经济、贸易、就业等在他们看来相对讨巧的话题，当作为选战预热的“主战场”。于是，本就“短平快”的“337调查”，此时此刻或许会变得更为频繁和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因素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