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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2月启动加息程序以来，美国就一直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榜样存在。与欧洲经济的长期不见起色和日本不断修正也难以让外界看好的数据相比，就业形式和外汇市场的表现都为美国经济前景增色不少。
尽管全球经济背景较为黯淡，美国国内外金融机构依然不约而同盯紧美联储的加息步伐。2016年年初以来，该国经济各方面的表现让人们对美联储在6月份的加息举动抱有很大期望，然而近来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却令外界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加息或“跳票”
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官方公布数据显示其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3.8万，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6万多。尽管当月失业率降至4.7%，上述数据差仍在美联储内部引起广泛争论。
在此一个月前，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诸多美联储高官还轮番强调，假若通胀率向着2%目标值靠近、失业率稳步下降、经济进一步改善，美联储就没有理由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但3日数据公布后，市场对加息预期立刻发生改变，就连耶伦本人也表示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令人失望。6月11日，她再次公开强调，希望投资者不要完全依赖美联储给出有关下次加息的明确指引。这种态度被外界解读为“鸽派”，有观点因此认为一度很有可能发生在6月的加息或许要推迟到今年9月。
加息与否，何时加，都是问题。
“看5月的新增非农就业表现，6月加息已经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罗振兴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给出这样的结论。美联储加息整体上取决于两个数据：劳动力市场表现与通货膨胀率。尽管近两个月，美国多地区通胀率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稍高于1%，没有达到目标值，加上此番非农数据也没有提供太多支撑，“即便是7月，也看不到太多加息的可能，除非就业数据在随后的月份中表现很好”，罗振兴如此分析。
按照他的解释，美联储加息模式可以概括为“数据驱动型”。当上述两个领域给出明显良好数据信号时，加息就成为大概率事件，当其中一个数据表现不好时，加息往往就被推迟。近两年，通胀数据在美国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因此非农就业数据对决定加息与否显得尤为重要。
仅凭一个月的数据也不值得太多人为此心灰意冷。罗振兴告诉《经济》记者，即便5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远低于预期，我们依然可以从更多数据看到美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良表现。
据他介绍，从2010年10月到2015年10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1240万，月均20余万，已创历史最高，超越经济危机即2007年之前最好的表现。而去年全年，该国成功将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今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5%至4.7%之间，已经很接近它的自然失业率”，罗振兴这样说。这就意味着，美国职位空缺和求职者之间的比例几乎是1∶1持平。
有分析人士对该国劳动参与率加以指摘，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实际得不到工作。对此，他告诉《经济》记者，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主观不愿意参与就业，另一方面，劳动人口中高龄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人虽会被当作劳动力计入测算模型，但他们中一部分人已不适合工作。
就业与复苏不均衡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研究员张建平看来，若6月加息“跳票”，其根本原因并非就业数据偶有“失落”，而是美国经济整体发展上不均衡。
他告诉《经济》记者，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好印象”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的经济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从这一年开始凸显，然而作为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发达国家，美国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近两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美国经济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好的，当然很多数据都在支持这个观点，但在欧洲、日本表现都较差，而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放缓的时候，美国不可能不受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受到不少影响，就业结构和经济复苏之间的不均衡是一个关键表现。”
按照张建平的分析，非农就业增长中80%的贡献来自服务行业，主要增长集中在酒店、餐饮等劳动密集、低收入群体，而金融、制造业等高收入领域的就业增长并不景气，导致内需拉动乏力。按照人们对美国就业形式的期望和美联储在2015年年末对其表现出的信心，非农就业数据不应该出现3.8万与16万的落差。它的出现，“不仅说明就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也说明就业形式和经济复苏之间存在落差”，张建平这样强调。
尽管外界多数观点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处于“温和扩张”阶段，其GDP增长却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强劲。美联储曾在2016年1月28日公开表示，2015年经济增长放缓，而几番修订之后，当年全年GDP增长为2.4%，低于目标值2.5%。在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这一数据维持在3%左右。
上述不均衡甚至为经济衰退论提供了生存空间。美国财经网Credit Writedowns Pro创始人哈里森（Edward Harrison）近期公开撰文称，即便2%的GDP增长速度也不足以抵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而国际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也表示，5月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再次提高了陷入衰退的可能。
可以说美国失业率降低减少了衰退可能，但新增就业人数减少或许暗示着新一波失业增长即将到来，而失业率上涨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点附近。张建平也提醒《经济》记者，就业数据通常比较滞后，往往是前一个季度表现不佳，随后投资减少才发生，伴随薪资减少和内需趋弱，新增就业岗位也会减少，进而影响下一个季度。
近期，世界银行已下调美国2016年GDP增长预期0.8%至1.9%。如此，美国亟需转移民众注意力，或寻找下一轮能够带来更多正面影响的经济数据，或暂时转移大家视线，而TTIP或许是个不错选择。
TTIP将促进经济
“不管经济处于多困难的时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刻都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不景气的经济并不会阻碍自贸协定谈判，相反这或许会成为动力，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好的可能”，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建平这样解释。 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2016年2月，第12轮谈判在布鲁塞尔结束。该谈判作为美国采取的大胆有效的贸易措施之一，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重点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鲜有涉及的经济领域，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将美欧之间产品关税从目前平均3%-5%降低至零，扩大服务和采购上的市场准入，统一双方市场内部监管标准，取消在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音像制品等行业问题上的观念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曹永福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美欧之间贸易往来已非常充分，TTIP若能成功依然会为双方乃至全球带来巨大效益。“单就取消关税一项目标而言，它将精简通关程序，提升美国和欧盟相互之间的出口额度，为世界经济每年带来超过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
曹永福认为，TTIP能否顺利进行对当前形势比较重要。尽管美国官方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国内经济形势不错，我们的选择很多”，但学术界，尤其是一些来自白宫官方智囊团的学者已经在采用“停滞”一词形容该国经济。
他对《经济》记者说：“美国官方认为只要国家GDP增长可以维持在2.5%左右就好，但近来的表现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去年的2.4%还是4个季度都经过修正后才得出的，2016年能达到2%就很不错”。正因此，美国不仅对TTIP有很高期望值，也希望尽快促成文件成果，尤其奥巴马政府任期已走向尾声。
然而，从谈判之初就有媒体指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政治意义比重较大，意在将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排除在外。对此，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难以完全赞同。
“如果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还大，何必要不停地协商、谈判呢？TTIP的经济含义才是主要的。”在丁纯看来，从谈判难度可以看出，美欧希望借助TTIP突破以往自贸协议不曾涉及的领域和标准，当然不排除其希望引领自由贸易标准和水平的野心，但这种想法，“是很多希望掌握经济规则话语权的国家都有的愿望”。
发达经济体有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WTO框架下的多哈谈判已经搁置，发达国家想要另起炉灶将自身在WTO内无法发挥的优势发挥出来，在丁纯看来，这是TTIP存在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基础经济领域，集中在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而发达经济体则更关注投资和贸易中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如果TTIP的达成能提升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格调与水平，丁纯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外界也不必过度揣测。
窗口机会难得
几乎可以断言，TTIP一旦达成，势必为美欧经济合作锦上添花，可欧盟国家对其反应却不尽相同。
4月23日，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德国前夕，德国多个组织和社会团体共同发起反对TTIP谈判的大规模游行，提出“不要给TTIP机会”。早在去年10月10日，类似的游行就在柏林发生过。而欧盟成员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国家官方也表示出对TTIP谈判内容的不满，法国总统奥朗德近期甚至因对谈判条款不满警告称中断谈判是“最有可能的选项”。
尽管美欧多为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两个区域也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和欧盟在文化背景、经济发展重点、比较优势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以法国为例，该国非常重视农业保护，强调原产地标识和原产地系统，美国则少有回应。从美国角度看，它对自己的文化信仰非常有信心，比如好莱坞的电影输出，可欧洲并不看好。
“国际上，最有利于谈判顺利进展的模式是一个大国带领一些可以从中获利的小国一同进行，但美国是大国，欧盟也是一个大整体，且其成员国多数实力不错，这样的谈判最难有突破”，曹永福这样分析。
对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表示赞同，但他同时对TTIP前景表示出积极态度。他告诉《经济》记者，德国的政治精英对TTIP基本上是支持的，他们认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开放性，自然支持欧盟对外签署自贸协定。
事实上，恰恰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早开始推动TTIP在欧盟内部的讨论，尽管德国民众对欧盟的食品安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标准是否会降低存有顾虑，但刘明礼认为，“这些都不会严重到影响谈判进程，而德国依然是TTIP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与此同时，他提醒记者，TTIP更应关注的是它所处的复杂的谈判环境。
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时期，奥巴马政府一旦结束，下一届对待TTIP的态度难以把握。欧盟近期已表示希望能在今年7月达成TTIP的文本工作，否则，它的窗口机会将随着奥巴马的离任而消失殆尽。此外，之前已经达成一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国会审议程序履行中举步维艰，也为当前TTIP的谈判前景蒙上阴影。欧盟方面，不仅有英国脱欧公投这个大难题，2017年德国和法国的换届选举亦为不确定因素。可以说，就算没有民众示威游行，TTIP的进展也已到了危急时刻。
尽管全球经济背景较为黯淡，美国国内外金融机构依然不约而同盯紧美联储的加息步伐。2016年年初以来，该国经济各方面的表现让人们对美联储在6月份的加息举动抱有很大期望，然而近来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却令外界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加息或“跳票”
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官方公布数据显示其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3.8万，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6万多。尽管当月失业率降至4.7%，上述数据差仍在美联储内部引起广泛争论。
在此一个月前，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诸多美联储高官还轮番强调，假若通胀率向着2%目标值靠近、失业率稳步下降、经济进一步改善，美联储就没有理由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但3日数据公布后，市场对加息预期立刻发生改变，就连耶伦本人也表示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令人失望。6月11日，她再次公开强调，希望投资者不要完全依赖美联储给出有关下次加息的明确指引。这种态度被外界解读为“鸽派”，有观点因此认为一度很有可能发生在6月的加息或许要推迟到今年9月。
加息与否，何时加，都是问题。
“看5月的新增非农就业表现，6月加息已经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罗振兴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给出这样的结论。美联储加息整体上取决于两个数据：劳动力市场表现与通货膨胀率。尽管近两个月，美国多地区通胀率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稍高于1%，没有达到目标值，加上此番非农数据也没有提供太多支撑，“即便是7月，也看不到太多加息的可能，除非就业数据在随后的月份中表现很好”，罗振兴如此分析。
按照他的解释，美联储加息模式可以概括为“数据驱动型”。当上述两个领域给出明显良好数据信号时，加息就成为大概率事件，当其中一个数据表现不好时，加息往往就被推迟。近两年，通胀数据在美国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因此非农就业数据对决定加息与否显得尤为重要。
仅凭一个月的数据也不值得太多人为此心灰意冷。罗振兴告诉《经济》记者，即便5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远低于预期，我们依然可以从更多数据看到美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良表现。
据他介绍，从2010年10月到2015年10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1240万，月均20余万，已创历史最高，超越经济危机即2007年之前最好的表现。而去年全年，该国成功将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今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5%至4.7%之间，已经很接近它的自然失业率”，罗振兴这样说。这就意味着，美国职位空缺和求职者之间的比例几乎是1∶1持平。
有分析人士对该国劳动参与率加以指摘，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实际得不到工作。对此，他告诉《经济》记者，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主观不愿意参与就业，另一方面，劳动人口中高龄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人虽会被当作劳动力计入测算模型，但他们中一部分人已不适合工作。
就业与复苏不均衡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研究员张建平看来，若6月加息“跳票”，其根本原因并非就业数据偶有“失落”，而是美国经济整体发展上不均衡。
他告诉《经济》记者，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好印象”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的经济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从这一年开始凸显，然而作为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发达国家，美国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近两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美国经济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好的，当然很多数据都在支持这个观点，但在欧洲、日本表现都较差，而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放缓的时候，美国不可能不受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受到不少影响，就业结构和经济复苏之间的不均衡是一个关键表现。”
按照张建平的分析，非农就业增长中80%的贡献来自服务行业，主要增长集中在酒店、餐饮等劳动密集、低收入群体，而金融、制造业等高收入领域的就业增长并不景气，导致内需拉动乏力。按照人们对美国就业形式的期望和美联储在2015年年末对其表现出的信心，非农就业数据不应该出现3.8万与16万的落差。它的出现，“不仅说明就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也说明就业形式和经济复苏之间存在落差”，张建平这样强调。
尽管外界多数观点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处于“温和扩张”阶段，其GDP增长却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强劲。美联储曾在2016年1月28日公开表示，2015年经济增长放缓，而几番修订之后，当年全年GDP增长为2.4%，低于目标值2.5%。在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这一数据维持在3%左右。
上述不均衡甚至为经济衰退论提供了生存空间。美国财经网Credit Writedowns Pro创始人哈里森（Edward Harrison）近期公开撰文称，即便2%的GDP增长速度也不足以抵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而国际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也表示，5月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再次提高了陷入衰退的可能。
可以说美国失业率降低减少了衰退可能，但新增就业人数减少或许暗示着新一波失业增长即将到来，而失业率上涨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点附近。张建平也提醒《经济》记者，就业数据通常比较滞后，往往是前一个季度表现不佳，随后投资减少才发生，伴随薪资减少和内需趋弱，新增就业岗位也会减少，进而影响下一个季度。
近期，世界银行已下调美国2016年GDP增长预期0.8%至1.9%。如此，美国亟需转移民众注意力，或寻找下一轮能够带来更多正面影响的经济数据，或暂时转移大家视线，而TTIP或许是个不错选择。
TTIP将促进经济
“不管经济处于多困难的时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刻都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不景气的经济并不会阻碍自贸协定谈判，相反这或许会成为动力，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好的可能”，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建平这样解释。 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2016年2月，第12轮谈判在布鲁塞尔结束。该谈判作为美国采取的大胆有效的贸易措施之一，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重点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鲜有涉及的经济领域，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将美欧之间产品关税从目前平均3%-5%降低至零，扩大服务和采购上的市场准入，统一双方市场内部监管标准，取消在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音像制品等行业问题上的观念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曹永福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美欧之间贸易往来已非常充分，TTIP若能成功依然会为双方乃至全球带来巨大效益。“单就取消关税一项目标而言，它将精简通关程序，提升美国和欧盟相互之间的出口额度，为世界经济每年带来超过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
曹永福认为，TTIP能否顺利进行对当前形势比较重要。尽管美国官方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国内经济形势不错，我们的选择很多”，但学术界，尤其是一些来自白宫官方智囊团的学者已经在采用“停滞”一词形容该国经济。
他对《经济》记者说：“美国官方认为只要国家GDP增长可以维持在2.5%左右就好，但近来的表现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去年的2.4%还是4个季度都经过修正后才得出的，2016年能达到2%就很不错”。正因此，美国不仅对TTIP有很高期望值，也希望尽快促成文件成果，尤其奥巴马政府任期已走向尾声。
然而，从谈判之初就有媒体指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政治意义比重较大，意在将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排除在外。对此，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难以完全赞同。
“如果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还大，何必要不停地协商、谈判呢？TTIP的经济含义才是主要的。”在丁纯看来，从谈判难度可以看出，美欧希望借助TTIP突破以往自贸协议不曾涉及的领域和标准，当然不排除其希望引领自由贸易标准和水平的野心，但这种想法，“是很多希望掌握经济规则话语权的国家都有的愿望”。
发达经济体有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WTO框架下的多哈谈判已经搁置，发达国家想要另起炉灶将自身在WTO内无法发挥的优势发挥出来，在丁纯看来，这是TTIP存在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基础经济领域，集中在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而发达经济体则更关注投资和贸易中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如果TTIP的达成能提升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格调与水平，丁纯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外界也不必过度揣测。
窗口机会难得
几乎可以断言，TTIP一旦达成，势必为美欧经济合作锦上添花，可欧盟国家对其反应却不尽相同。
4月23日，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德国前夕，德国多个组织和社会团体共同发起反对TTIP谈判的大规模游行，提出“不要给TTIP机会”。早在去年10月10日，类似的游行就在柏林发生过。而欧盟成员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国家官方也表示出对TTIP谈判内容的不满，法国总统奥朗德近期甚至因对谈判条款不满警告称中断谈判是“最有可能的选项”。
尽管美欧多为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两个区域也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和欧盟在文化背景、经济发展重点、比较优势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以法国为例，该国非常重视农业保护，强调原产地标识和原产地系统，美国则少有回应。从美国角度看，它对自己的文化信仰非常有信心，比如好莱坞的电影输出，可欧洲并不看好。
“国际上，最有利于谈判顺利进展的模式是一个大国带领一些可以从中获利的小国一同进行，但美国是大国，欧盟也是一个大整体，且其成员国多数实力不错，这样的谈判最难有突破”，曹永福这样分析。
对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表示赞同，但他同时对TTIP前景表示出积极态度。他告诉《经济》记者，德国的政治精英对TTIP基本上是支持的，他们认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开放性，自然支持欧盟对外签署自贸协定。
事实上，恰恰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早开始推动TTIP在欧盟内部的讨论，尽管德国民众对欧盟的食品安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标准是否会降低存有顾虑，但刘明礼认为，“这些都不会严重到影响谈判进程，而德国依然是TTIP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与此同时，他提醒记者，TTIP更应关注的是它所处的复杂的谈判环境。
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时期，奥巴马政府一旦结束，下一届对待TTIP的态度难以把握。欧盟近期已表示希望能在今年7月达成TTIP的文本工作，否则，它的窗口机会将随着奥巴马的离任而消失殆尽。此外，之前已经达成一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国会审议程序履行中举步维艰，也为当前TTIP的谈判前景蒙上阴影。欧盟方面，不仅有英国脱欧公投这个大难题，2017年德国和法国的换届选举亦为不确定因素。可以说，就算没有民众示威游行，TTIP的进展也已到了危急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