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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广州城市特点的分析，可以感知这是一座对人文价值有比较普遍的共识的城市，那么它对特色小镇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就很容易理解—它正试图在城市“规模挤压”集中爆发之前，实现一种平顺的人文接续。
到2020年，广州将培育30个各具风情、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具体实施已有政策支撑。这既是广州的自主选择，也是全国城镇化棋局中的重要一环。
“特色小镇”这一概念，肇源于浙江，乌镇互联网小镇、梦想小镇、云栖小镇等榜样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其模式的优越性，从而在2016年得到了全国性的推崇。
客观地说，中国早已过了对所谓“成功经验”争先恐后地进行同质化、复制式发展的时代，“因地制宜”已经是一种理性自觉。在此背景下，特色小镇仍能得到举国重视，除了它在新型城镇化、新经济增长点、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已经表现出来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它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上、以一种被认可的方式回应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内在需求。
广州从化流溪湖的白鹭。
这个“时间点”，是工业化后期，而这种内在需求，是重建人与城市的关系。作为站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前端的广州，更有回应的主动性。
网络空间里，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线城市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提出这种问题，往往实际面对着“要不要进入一线城市”这一选择。许多人可能是一边提问，一边已经在收拾行囊，准备去壮大一线城市的规模。
一线城市只是一个极端代表，事实上，中国城市序列里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快速膨胀。
数十年的人口单向度流动，使得城市体量不断增大，城市人的个体异化趋势不断加深，生活舒适度下降，但因为机会和资源的集中，城市仍然在人的犹疑中持续增大。
那么，生活在一些超级都市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科学史上，从日心说被验证到大爆炸、宇宙膨胀理论提出，人类的宇宙中心意识逐步瓦解，不得不正视和接受自己的渺小。同理，城市的快速铺展，也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造成一种压缩感，感觉自我在日益缩小，个体重要性被不断地稀释。
许多城市已经呈现出单一功能化的特点，经济特色或者某一优势产业成为了一整座城市的招贴，比如“制造业名城”、“世界鞋都”、“纺织之都”、“五金之都”、“稀土之都”，不胜枚举。这些称号代表着一座城市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从经济角度看无疑是积极的，但一听到这些名词，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形象就是数量巨大的产品和一条条的流水线，人的形象非常模糊，人的生活状态更是缺乏想象空间，人是城市的工具。
城市就像一个有自主生命的系统，它可以脱离任何一个人而运转，任何人在其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被某种匿名的力量支配着去完成某一项碎片化的功能。人就像一个元器件，被插入了一台巨大的、无法停止的机器，重复着一个制式动作，比如断路器，它的职责就是断开、闭合、断开……
通勤半径不断拉长、无效时间不断增加、生活成本不断提升、不确定性不断增多，人们用来进行内心观照的时间就不断被挤压。
一篇民国时期经典的小文章写道：“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著花。”
在一个快速自我长大的城市里，看花的“羊”会越来越少，还在看花的“羊”花在看花上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人们甚至无法面对一个价值设问：是城市为人而存在，还是人为城市而存在？
这是工业社会中个体异化的共同趋势，心理学家弗洛姆将之概括为“人和自己失联”，就像和其他人失联一样。
当城市规模和人的承受能力都触及某个阈值时，人们就会有一种“找回自己”的内在需要，从精神根源上说，“特色小镇”其实正是对这种需要的反应。
在城市的“规模挤压”下，人们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这种“为工作而工作”的状态是值得坚持的。
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理由就是“大城市优越感”—直接用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来平衡那些完全由城市本身造成的自我迷失。
比如不计其数的“北漂”，过着机械而困厄的生活，长途奔袭般的通勤事实上已经让城市变得抽象而远离自身，但民间流行的“帝都”称谓就是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又比如在上海，“魔都”这一百年现代化前沿的概念，也被底层乃至中产作为心理自疗的“万金油”。
这类理由虽不充分，但在需要的时候却往往很有效。其“疗效”是从比较中产生的，一线城市以二线城市为比较对象，二线以三线为参照系，一直比回乡镇、农村，从中获得自我肯定。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具有悠久建城历史的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没有“某都”的称号，人们在指代上还是沿用“羊城”、“花城”等价值中性的名称。这表明广州并没有一种显著的地位优越感—可能和它在地理上离国家政治中心最远有关。其结果就是，这座大城市并没有从社会心理角度提供给人们一种用来进行自我暗示、自我“打鸡血”的无形资源。
那么，面对同样巨大的城市，生活在广州的人是如何在心理上对冲城市的“规模挤压”的呢？
客观而论，在三者之中，广州的城市“规模挤压”来得要晚一些，这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打量。
第一个层次是最直观的—通勤半径。
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房价飙涨引起举国关注，人们发现，广州的房价表现在其中最为温和，结果上看，目前广州也是一线城市中房价最低的一个“另类”，均价甚至低于部分二线城市。房价直接决定着城市底层及中产的通勤半径，而通勤半径则和人在城市中的个体感、现实感和“看花”的可能性成反比。 几年前，广州还是一个在城市核心区域存在大规模的城中村的一线城市，人们可以在其中以低廉的价格租到住所。这对于白领阶层尤其是处于职业起步阶段者而言非常重要，一般白领工作在城市中心，但只能承受近郊乃至远郊的居住成本，核心区城中村的存在，缩小了每天钟摆式生活的振幅。
第二个层次是广州传统的市民文化仍然有强韧的生命力。
这种市民文化的总体特点是对“国是”、“世界和平”等大问题兴味索然，而更加关注生活细节上的享受度。当一个地方的人们热衷于议论自身不能参与、无法直接感受、更左右不了的“大命题”的时候，自我其实是消失于话题之中的，因为“大命题”里不会装着具体的个人。
早茶、美食和花是广州的标志性意象，这其实是市民生活厚度的体现，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城市的食物越美味，花越受欢迎，反映的是这个城市的人们越懂得如何感受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市民文化的强韧度，和广州在城市发展必须的拆迁中没有把本地人士赶出核心区有关，而在某些城市，本地人迅速被边缘化、底层化，这一点备受诟病，甚至引发社会情绪。
第三个层次是“上层建筑”的广州特色。
珠三角城市群在改革开放中得以快速发展，地利因素毫无疑问，然而最重要的，是交易费用低，尤其是与制度相关联的那一部分时间、经济和精神成本很低，而广州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这座城市的治理开明度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大学课堂都以之作为研究比对的标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敢言，行政部门主动追求或被前者“倒逼”出来的效率和风气，都走在国内前列。行政效率与风气深入到最基层，在广州办事的人们会发现，形象刻板的“居委会大妈”，在广州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人。这些观念、事实通过个体感受以及高质量的媒体传递出来，让社会个体间接得到一种被城市所尊重的感觉。
总体而言，广州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更具人文色彩。
当然，“规模挤压”来得是慢一点，但终究无法阻挡，问题必须面对。8月4日，在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市委书记任学锋表示，广州“要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营造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提升适宜居住、适宜创新创业创造的城市品质，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更幸福”。
透过密集的“关键词”，人们发现，这正是在决策层面对“人如何在一座超级城市里完整而健全地生活”的回答。
规模最大的那一批中国城市，都或多或少地采取过一些人口控制措施，但制造了进入的门槛，不等于消灭了进入的欲望。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比中国的工业化早发百年以上的国家，至今也没有彻底的应对措施。比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超级城市，虽然在规模上已经比较稳定，但也不可能通过在现有基础上的萎缩来迁就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只不过在中国，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规模扩张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才越发显出缓解的迫切性。
缓解的出路在于引导人口的均衡分布，这是一个常识。然而知易行难，人口是围绕经济的指挥棒流动的，前提在于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引导经济功能均衡分布的办法。
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的角度来考量新时代下的城镇化的合理性的，即便已经可以有效地对经济资源进行区域布置，还要深究一点：人的内在价值怎样才能实现？
对快乐、和谐、爱与自由的需求，内在于人的本性，这四大方面，是对人的内在价值的概括，也渐渐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潜意识的公认。
这些价值，都要通过互动来实现，包括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互动。一座巨大的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城市，削弱甚至取消了互动的可能性，人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竞争性的环境中（权力竞争、职场生存竞争、公共资源竞争、心理资源竞争等），而很少能够进入一种彼此利益无涉的、纯粹发自内心需求的善意互动情境。
要建立互动的可能性，就要让人们认知中的城市不再抽象。当人们谈及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不再是它的标签性特征（如时尚、大气、现代、华丽、整饬），不再是在数出一些知名地点的同时却没有实际进入过;而是一种细微体验（如邻居家的花园、某个小吃店多年前的味道、路边那棵慢慢长大的树），对每一个地方都有感性认识，城市在意识里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存在。
人们要长期关心这种细节，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物理空间是规模适度的。他们不得不移动的距离不会超过感性认知的极限;工作和生活在空间上有一体感，这个空间在经济上足以支撑他们稳定地生活;长时间逗留下，他们对空间内的公共事务有发言的兴趣，而且发言是会得到回应的。
这看上去很难，但在农业社会里，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城市规模快速铺张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原住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后工业化时代，就没有回归的可能性了吗？
特色小镇就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诉求背景下出现了。同时，时代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包括互联网解除了市场的地理限制、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出现了转折点、与自然的亲近在社会上有了更高的价值位置。瑞士达沃斯、法国普罗旺斯、德国梅尔斯堡等先行者的经验被广为崇奉，人们从中看到，现代经济的强大效应未必要通过巨大的城市才能实现，还存在另一条路，它在一种尽力保持社会精神健全的条件下让人发展。
在国家对特色小镇的功能描述中，除了经济、生态功能外，还强调了其文化传承和社区生活功能，这其实就是对人的内在需求的回应。已经成功的乌镇，除了互联网经济功能之外，人们愿意在那里生活，本质上是因为身在其中，能够摆脱大城市“規模挤压”并感受到自我的完整。
通过前面对广州城市特点的分析，可以感知这是一座对人文价值有比较普遍的共识的城市，那么它对特色小镇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就很容易理解—它正试图在城市“规模挤压”集中爆发之前，实现一种平顺的人文接续。
过去30多年的的城镇化路径，本质上是劳动力和智力作为发展资源，被从广大农村地区选择性抽取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社会涌现出的蓬勃“乡愁”，其实是对这一路径制造的一片心灵废墟的凭吊。
故乡的破坏是双向的，城市和农村都未能幸免。正向看，农民进城，农村凋敝，乡村在欲望上与城市一致，而发展上只能捡拾城市遗漏的“面包渣”，使得离开者的故乡变得面目全非;反向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也彻底推倒了原有的城市生态，城市“原住民”记忆中的故乡也已不复存在。
人的城市化，其实是被动接受了一种高楼生活，“邻居”的密度几何级数增大，但人情的浓度则被无限稀释。大部分城市人的生活都可以抽象为“在A点和B点之间以日为单位反复移动”，无心也无从感受外部的风景。
人从自然中来，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大的“乡愁”其实就是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离自然越来越远的过程，自然的面目不断变化，从野蛮状态下“野性自然”，到农业时代“叠加了文明的自然”，再到工业时代“被从城市中隔离出去的自然”。当代背景下的“乡愁”是一种折衷，即力图寻回“叠加了文明的自然”。
广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强调的“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寻回”的努力。广州人对自然的情感从来不曾淡化，一有机会就会本能反应般地把自然拉进生活，为此甚至不惜“挂羊头卖狗肉”。其中一个案例是，2010年亚运会举办之前，这座城市里许多与亚运没有实质性关联的地方都以亚运之名进行了生态重建。如“东濠涌”，从一条典型的工业污河迅速变得澄清，园林式的植物介入恢复了其生态自净功能，沿河鸟语花香;又如新荔枝湾，被整饬一新，成为了广府文化与自然景观结合的休闲去处，人们徜徉其中得到身心休憩、情感互动。
而在今天，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特色小镇，从战略上看它是城镇化的一个新方向，而对个体的意义，则是对“乡愁”的实体性满足。
这就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对城镇化的理想描繪：让人们“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而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过去的城市化，是单向度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而在未来，这个向度还会持续，但出现了另外几条线索。一是农民就地进入自己家乡的城镇;二是农民进入异地的城镇;三是农民从农村进入大中城市，又从大中城市折返城镇。归根到底，特色小镇最值得期待的一面是它可能以一种集体转向的方式，来呼应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共同提出的“诗意地栖居”的人性需求。
而广州具备最大程度完成这一转向的条件，一方面辖区内发展水平相对均衡，因而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对资源、人才的吸引力依然存在，有资质在全国范围内去引导比例不高的兼具人文情怀和现代技能的人口向这里富集。
未来，让人心动。
2016年1月，广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把特色小镇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科学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
4月25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广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前建成30个以上“特色鲜明、产城整合、惠及群众”的特色小镇。
6月24日，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发布了《广州市2016年城市更新项目和资金计划》，其中包括启动5个特色小镇“从化温泉小镇、番禺沙湾古镇、白云航空小镇、花都花山小镇、增城文旅小镇”的计划。
8月4日-5日召开的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市委书记任学锋提出，有农村的区要着力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强化中心镇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特色小镇。
从化温泉小镇：东至温泉村上围社，南至温泉镇景泉大道，西至流溪河，北至流溪河，共84.5公顷。
番禺沙湾古镇：北至西萝路，南至市良路，东至西环路，西至滴水岩公园，共65公顷。
白云航空小镇：北至白云国际机场，南至106国道，西至机场高速，东至方华公路，共393公顷。
花都花山小镇：铜鼓坑以东，乐广高速以西，坪山大道以南，物流大道以北，共15.27公顷。
增城文旅小镇：北至蒙花布村，南至南溪路口，东至九峰山森林公园，西至月亮湾公园，共600公顷。
到2020年，广州将培育30个各具风情、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具体实施已有政策支撑。这既是广州的自主选择，也是全国城镇化棋局中的重要一环。
“特色小镇”这一概念，肇源于浙江，乌镇互联网小镇、梦想小镇、云栖小镇等榜样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其模式的优越性，从而在2016年得到了全国性的推崇。
客观地说，中国早已过了对所谓“成功经验”争先恐后地进行同质化、复制式发展的时代，“因地制宜”已经是一种理性自觉。在此背景下，特色小镇仍能得到举国重视，除了它在新型城镇化、新经济增长点、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已经表现出来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它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上、以一种被认可的方式回应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内在需求。
这个“时间点”，是工业化后期，而这种内在需求，是重建人与城市的关系。作为站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前端的广州，更有回应的主动性。
城市的“规模挤压”
网络空间里，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线城市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提出这种问题，往往实际面对着“要不要进入一线城市”这一选择。许多人可能是一边提问，一边已经在收拾行囊，准备去壮大一线城市的规模。
一线城市只是一个极端代表，事实上，中国城市序列里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快速膨胀。
数十年的人口单向度流动，使得城市体量不断增大，城市人的个体异化趋势不断加深，生活舒适度下降，但因为机会和资源的集中，城市仍然在人的犹疑中持续增大。
那么，生活在一些超级都市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科学史上，从日心说被验证到大爆炸、宇宙膨胀理论提出，人类的宇宙中心意识逐步瓦解，不得不正视和接受自己的渺小。同理，城市的快速铺展，也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造成一种压缩感，感觉自我在日益缩小，个体重要性被不断地稀释。
许多城市已经呈现出单一功能化的特点，经济特色或者某一优势产业成为了一整座城市的招贴，比如“制造业名城”、“世界鞋都”、“纺织之都”、“五金之都”、“稀土之都”，不胜枚举。这些称号代表着一座城市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从经济角度看无疑是积极的，但一听到这些名词，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形象就是数量巨大的产品和一条条的流水线，人的形象非常模糊，人的生活状态更是缺乏想象空间，人是城市的工具。
城市就像一个有自主生命的系统，它可以脱离任何一个人而运转，任何人在其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被某种匿名的力量支配着去完成某一项碎片化的功能。人就像一个元器件，被插入了一台巨大的、无法停止的机器，重复着一个制式动作，比如断路器，它的职责就是断开、闭合、断开……
通勤半径不断拉长、无效时间不断增加、生活成本不断提升、不确定性不断增多，人们用来进行内心观照的时间就不断被挤压。
一篇民国时期经典的小文章写道：“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著花。”
在一个快速自我长大的城市里，看花的“羊”会越来越少，还在看花的“羊”花在看花上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人们甚至无法面对一个价值设问：是城市为人而存在，还是人为城市而存在？
这是工业社会中个体异化的共同趋势，心理学家弗洛姆将之概括为“人和自己失联”，就像和其他人失联一样。
当城市规模和人的承受能力都触及某个阈值时，人们就会有一种“找回自己”的内在需要，从精神根源上说，“特色小镇”其实正是对这种需要的反应。
“北上广”的“广”
在城市的“规模挤压”下，人们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这种“为工作而工作”的状态是值得坚持的。
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理由就是“大城市优越感”—直接用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来平衡那些完全由城市本身造成的自我迷失。
比如不计其数的“北漂”，过着机械而困厄的生活，长途奔袭般的通勤事实上已经让城市变得抽象而远离自身，但民间流行的“帝都”称谓就是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又比如在上海，“魔都”这一百年现代化前沿的概念，也被底层乃至中产作为心理自疗的“万金油”。
这类理由虽不充分，但在需要的时候却往往很有效。其“疗效”是从比较中产生的，一线城市以二线城市为比较对象，二线以三线为参照系，一直比回乡镇、农村，从中获得自我肯定。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具有悠久建城历史的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没有“某都”的称号，人们在指代上还是沿用“羊城”、“花城”等价值中性的名称。这表明广州并没有一种显著的地位优越感—可能和它在地理上离国家政治中心最远有关。其结果就是，这座大城市并没有从社会心理角度提供给人们一种用来进行自我暗示、自我“打鸡血”的无形资源。
那么，面对同样巨大的城市，生活在广州的人是如何在心理上对冲城市的“规模挤压”的呢？
客观而论，在三者之中，广州的城市“规模挤压”来得要晚一些，这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打量。
第一个层次是最直观的—通勤半径。
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房价飙涨引起举国关注，人们发现，广州的房价表现在其中最为温和，结果上看，目前广州也是一线城市中房价最低的一个“另类”，均价甚至低于部分二线城市。房价直接决定着城市底层及中产的通勤半径，而通勤半径则和人在城市中的个体感、现实感和“看花”的可能性成反比。 几年前，广州还是一个在城市核心区域存在大规模的城中村的一线城市，人们可以在其中以低廉的价格租到住所。这对于白领阶层尤其是处于职业起步阶段者而言非常重要，一般白领工作在城市中心，但只能承受近郊乃至远郊的居住成本，核心区城中村的存在，缩小了每天钟摆式生活的振幅。
第二个层次是广州传统的市民文化仍然有强韧的生命力。
这种市民文化的总体特点是对“国是”、“世界和平”等大问题兴味索然，而更加关注生活细节上的享受度。当一个地方的人们热衷于议论自身不能参与、无法直接感受、更左右不了的“大命题”的时候，自我其实是消失于话题之中的，因为“大命题”里不会装着具体的个人。
早茶、美食和花是广州的标志性意象，这其实是市民生活厚度的体现，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城市的食物越美味，花越受欢迎，反映的是这个城市的人们越懂得如何感受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市民文化的强韧度，和广州在城市发展必须的拆迁中没有把本地人士赶出核心区有关，而在某些城市，本地人迅速被边缘化、底层化，这一点备受诟病，甚至引发社会情绪。
第三个层次是“上层建筑”的广州特色。
珠三角城市群在改革开放中得以快速发展，地利因素毫无疑问，然而最重要的，是交易费用低，尤其是与制度相关联的那一部分时间、经济和精神成本很低，而广州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这座城市的治理开明度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大学课堂都以之作为研究比对的标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敢言，行政部门主动追求或被前者“倒逼”出来的效率和风气，都走在国内前列。行政效率与风气深入到最基层，在广州办事的人们会发现，形象刻板的“居委会大妈”，在广州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人。这些观念、事实通过个体感受以及高质量的媒体传递出来，让社会个体间接得到一种被城市所尊重的感觉。
总体而言，广州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更具人文色彩。
当然，“规模挤压”来得是慢一点，但终究无法阻挡，问题必须面对。8月4日，在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市委书记任学锋表示，广州“要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营造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提升适宜居住、适宜创新创业创造的城市品质，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更幸福”。
透过密集的“关键词”，人们发现，这正是在决策层面对“人如何在一座超级城市里完整而健全地生活”的回答。
特色小镇的回应
规模最大的那一批中国城市，都或多或少地采取过一些人口控制措施，但制造了进入的门槛，不等于消灭了进入的欲望。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比中国的工业化早发百年以上的国家，至今也没有彻底的应对措施。比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超级城市，虽然在规模上已经比较稳定，但也不可能通过在现有基础上的萎缩来迁就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只不过在中国，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规模扩张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才越发显出缓解的迫切性。
缓解的出路在于引导人口的均衡分布，这是一个常识。然而知易行难，人口是围绕经济的指挥棒流动的，前提在于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引导经济功能均衡分布的办法。
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的角度来考量新时代下的城镇化的合理性的，即便已经可以有效地对经济资源进行区域布置，还要深究一点：人的内在价值怎样才能实现？
对快乐、和谐、爱与自由的需求，内在于人的本性，这四大方面，是对人的内在价值的概括，也渐渐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潜意识的公认。
这些价值，都要通过互动来实现，包括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互动。一座巨大的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城市，削弱甚至取消了互动的可能性，人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竞争性的环境中（权力竞争、职场生存竞争、公共资源竞争、心理资源竞争等），而很少能够进入一种彼此利益无涉的、纯粹发自内心需求的善意互动情境。
要建立互动的可能性，就要让人们认知中的城市不再抽象。当人们谈及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不再是它的标签性特征（如时尚、大气、现代、华丽、整饬），不再是在数出一些知名地点的同时却没有实际进入过;而是一种细微体验（如邻居家的花园、某个小吃店多年前的味道、路边那棵慢慢长大的树），对每一个地方都有感性认识，城市在意识里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存在。
人们要长期关心这种细节，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物理空间是规模适度的。他们不得不移动的距离不会超过感性认知的极限;工作和生活在空间上有一体感，这个空间在经济上足以支撑他们稳定地生活;长时间逗留下，他们对空间内的公共事务有发言的兴趣，而且发言是会得到回应的。
这看上去很难，但在农业社会里，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城市规模快速铺张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原住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后工业化时代，就没有回归的可能性了吗？
特色小镇就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诉求背景下出现了。同时，时代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包括互联网解除了市场的地理限制、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出现了转折点、与自然的亲近在社会上有了更高的价值位置。瑞士达沃斯、法国普罗旺斯、德国梅尔斯堡等先行者的经验被广为崇奉，人们从中看到，现代经济的强大效应未必要通过巨大的城市才能实现，还存在另一条路，它在一种尽力保持社会精神健全的条件下让人发展。
在国家对特色小镇的功能描述中，除了经济、生态功能外，还强调了其文化传承和社区生活功能，这其实就是对人的内在需求的回应。已经成功的乌镇，除了互联网经济功能之外，人们愿意在那里生活，本质上是因为身在其中，能够摆脱大城市“規模挤压”并感受到自我的完整。
通过前面对广州城市特点的分析，可以感知这是一座对人文价值有比较普遍的共识的城市，那么它对特色小镇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就很容易理解—它正试图在城市“规模挤压”集中爆发之前，实现一种平顺的人文接续。
广式“乡愁”
过去30多年的的城镇化路径，本质上是劳动力和智力作为发展资源，被从广大农村地区选择性抽取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社会涌现出的蓬勃“乡愁”，其实是对这一路径制造的一片心灵废墟的凭吊。
故乡的破坏是双向的，城市和农村都未能幸免。正向看，农民进城，农村凋敝，乡村在欲望上与城市一致，而发展上只能捡拾城市遗漏的“面包渣”，使得离开者的故乡变得面目全非;反向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也彻底推倒了原有的城市生态，城市“原住民”记忆中的故乡也已不复存在。
人的城市化，其实是被动接受了一种高楼生活，“邻居”的密度几何级数增大，但人情的浓度则被无限稀释。大部分城市人的生活都可以抽象为“在A点和B点之间以日为单位反复移动”，无心也无从感受外部的风景。
人从自然中来，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大的“乡愁”其实就是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离自然越来越远的过程，自然的面目不断变化，从野蛮状态下“野性自然”，到农业时代“叠加了文明的自然”，再到工业时代“被从城市中隔离出去的自然”。当代背景下的“乡愁”是一种折衷，即力图寻回“叠加了文明的自然”。
广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强调的“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寻回”的努力。广州人对自然的情感从来不曾淡化，一有机会就会本能反应般地把自然拉进生活，为此甚至不惜“挂羊头卖狗肉”。其中一个案例是，2010年亚运会举办之前，这座城市里许多与亚运没有实质性关联的地方都以亚运之名进行了生态重建。如“东濠涌”，从一条典型的工业污河迅速变得澄清，园林式的植物介入恢复了其生态自净功能，沿河鸟语花香;又如新荔枝湾，被整饬一新，成为了广府文化与自然景观结合的休闲去处，人们徜徉其中得到身心休憩、情感互动。
而在今天，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特色小镇，从战略上看它是城镇化的一个新方向，而对个体的意义，则是对“乡愁”的实体性满足。
这就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对城镇化的理想描繪：让人们“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而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过去的城市化，是单向度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而在未来，这个向度还会持续，但出现了另外几条线索。一是农民就地进入自己家乡的城镇;二是农民进入异地的城镇;三是农民从农村进入大中城市，又从大中城市折返城镇。归根到底，特色小镇最值得期待的一面是它可能以一种集体转向的方式，来呼应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共同提出的“诗意地栖居”的人性需求。
而广州具备最大程度完成这一转向的条件，一方面辖区内发展水平相对均衡，因而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对资源、人才的吸引力依然存在，有资质在全国范围内去引导比例不高的兼具人文情怀和现代技能的人口向这里富集。
未来，让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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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广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把特色小镇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科学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
4月25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广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前建成30个以上“特色鲜明、产城整合、惠及群众”的特色小镇。
6月24日，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发布了《广州市2016年城市更新项目和资金计划》，其中包括启动5个特色小镇“从化温泉小镇、番禺沙湾古镇、白云航空小镇、花都花山小镇、增城文旅小镇”的计划。
8月4日-5日召开的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市委书记任学锋提出，有农村的区要着力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强化中心镇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特色小镇。
从化温泉小镇：东至温泉村上围社，南至温泉镇景泉大道，西至流溪河，北至流溪河，共84.5公顷。
番禺沙湾古镇：北至西萝路，南至市良路，东至西环路，西至滴水岩公园，共65公顷。
白云航空小镇：北至白云国际机场，南至106国道，西至机场高速，东至方华公路，共393公顷。
花都花山小镇：铜鼓坑以东，乐广高速以西，坪山大道以南，物流大道以北，共15.27公顷。
增城文旅小镇：北至蒙花布村，南至南溪路口，东至九峰山森林公园，西至月亮湾公园，共600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