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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已经长得高大，但毕竟还没有成年。让他一个人独自远行，你会怎么想？
“是的，很危险。”这是长虹与APEX的“贸易欺诈案”曝光后，另一家国内家电企业老总的感慨。
1月7日，四川长虹发布公告称，目前账面上仍有46750万美元欠款未能收回。四川长虹第三季季报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32.15亿元人民币，这4.6亿美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30%。
与跨国公司相比，刚刚涉足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显得十分幼嫩。如果不小心谨慎，恐怕会招来灭顶之灾。
回顾长虹与APEX的贸易过程，我们发现，风险并非不可预见。但问题在于，即使已经预见到风险，并事先设置了种种风险保障机制，却并不能真正防范风险
1月4日，美国电子产品进口商APEX数码公司（APEX Digital Inc.）向美国洛杉矶联邦高等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使长虹与APEX的贸易欺诈案笼上了一层更深的迷雾。
此前的2004年12月14日，四川长虹集团向洛杉矶联邦高院提起诉讼，指控APEX拖欠货款48427.2万美元，要求APEX偿还拖欠的巨额债务。但APEX向法庭提交的文件表明，2003年，他们共向长虹和代表长虹的第三方支付了近3.5亿美元货款。
APEX同时证实，公司董事长季龙粉2004年10月底访问中国时被拘。APEX称，长虹涉嫌软禁和施压APEX总裁季龙粉，强迫季龙粉签署了向长虹移交资产的协议。
针对APEX的声明，1月7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00839）发布公告，称APEX欠款余额是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为基础，其已支付的货款与其欠款并不矛盾。这份公告承认，公司2003年确实收到APEX公司付款34332.88万美元，但是APEX对长虹仍存在欠款余额46750万美元。
截至1月11日，APEX并未对此再做回应，似乎4.6亿美元欠款已成事实。
此时，四川省国资委宣传处处长陈继烈继续对记者否认季龙粉的被捕“系四川省国资委与四川警方联合部署”的传闻。有消息称，四川省政府部门目前已经派员进驻长虹，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对于“责任是否会分担到个人”的问题，陈继烈表示，四川省国资委也正处于观望状态。
而几十年来与长虹关系密切的绵阳市政府似乎正在远离倪润峰。年前刚刚出任绵阳市主管工业副市长一职的杨文杰对《商务周刊》明确表示，绵阳市政府不会过问倪润峰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承担问题，“相信省国资委会依法办事”。
整个事件背后的谜团远未解开。对于这桩欺诈案，有太多的疑问至今无法解答。
在三年多前长虹董事长倪润峰决定与APEX总裁季龙粉合作时，APEX在中国早已“劣迹斑斑”，此前几年与其合作的企业至今仍有几千万美金的欠款无法追回。甚至中国五矿集团下属的中国五金制品进出口公司2001年初就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与其打官司，APEX拖欠五矿的2200万美元货款至今仍未偿还。
APEX的受害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几乎所有与之有贸易往来的供应商无一幸免。而在这种情形下，为何长虹仍“义无反顾”与APEX携手？事发后，为何长虹精心设计的风险保障机制毫无作用？在APEX多次欠款未还清时，长虹为何仍频频发货，最后导致欠款高达4.6亿美金之巨？
这桩贸易显然存在巨大漏洞，但更显然的是，问题不仅限于贸易本身。
谁为风险打开大门
10年中，季龙粉的足迹遍布全国，而与APEX相关的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各种纠纷。每当双方决裂后，一般APEX会搬出种种不付款的理由，例如运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并以贸易纠纷为由，拒绝按合同履行付款责任。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贸易纠纷。“国际贸易发生各种纠纷是十分正常的。”1981年即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志芳已有20多年的相关经验，他对《商务周刊》表示，一桩跨国交易涉及运输、提货、产品质量、数量、销售、返款等无数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
但陆志芳同时强调，发生纠纷与不还款没有必然的联系。“商业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包括质量、技术、运输上的问题，这都是很常见的。”他举例说，就算真的出现质量问题，也不能成为欠款的借口，完全可以退货，顶多是赔上来回的运费，而运费在整个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而且，陆志芳认为，在国外一般贸易伙伴都是几十年的长期合作，不可能贸易环节中没有出现过问题，总会有些磕磕碰碰，但有了问题就会妥善地解决，都会考虑到双方的要求和利益。
因此，产品质量等被季龙粉拿来“说事”的纠纷，并不是APEX不还款的真正原因。一位对外贸易专家指出，导致这么大金额的不还款，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一方的诚信出了问题。
“斩仓！”其中一位被骗的高层回忆与APEX的合作仍心有余悸，APEX的惯用手法是头几批小金额的货款都能及时返款，但数额增加后，既不回款，同时又催促供货方继续发货，且数量越来越大。一般这时供货方都已经心中起疑，但是如果不再发货，则意味着与APEX的决裂，前面的货款也就打了水漂。因此他的经验之谈是，越早“斩仓”损失越小。
但问题是，无论是前期来自季龙粉老家江苏的企业星球、江奎，还是后来的新科、长虹，与APEX的贸易都是十分正规地签署了合作协议，为什么协议会允许APEX多次拖欠货款？该贸易专家指出，虽然外人无法看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但从贸易的结果看，显然是交易结构设置出现了漏洞。
其中最大的漏洞应该是延期付款。APEX的贸易无一例外采用的都是延期付款的交易方式。陆志芳认为，这种交易结构设置使得众多供货商在一开始就“上了贼船”。
厦华电子（600870）海外营销总部总经理李永告诉记者，在对外贸易中，一般大型公司都用信用证，“只有烂公司才会要求放款，也就是延期付款”。因此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不必依赖代理商进行大额贸易，国内厂商完全可以直接与连锁超市谈判。
厦华几年前进入法国家乐福超市，甚至只有总工王玉良一个人参与谈判。王玉良当时是公司国际业务的负责人，他对记者回忆说，自己当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一个人去了法国，包里面有各种文件，家乐福不同部门谈了价格、质量、服务等等，虽然家乐福方面每天都是不同的人，但厦华这边始终只有他一个人。
“也有一些特殊的市场，我们是有中间代理商的，如果对方要求延期付款，一般我们都会预先想到贸易风险，”李永说，这时自己通常会找保险公司担保，否则货物发出后他就会睡不着觉。
看起来，在协议中同意对方延期付款，是长虹等供应方交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陆志芳指出，这种贸易漏洞的后果是交易的返款与否完全依赖对方的诚信，“如果是一个诚实的商人，他应该按期付款；如果是不诚实的商人，欠款是必然的”。
事实上，一位曾与APEX打过几年交道的知情人认为，这正是季龙粉的发家之路，“一般季龙粉都会向供应商要求延期付款，时间从45天到90天不等”。而这等于是供货商为季提供了类似出口信贷额度的资金，使APEX能够实现滚动发展。
保障机制形同虚设
当然，长虹们不可能对与APEX的交易中的风险完全没有考虑。在对外贸易中，一般都会为预期的风险设置保障机制，长虹与APEX的交易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但出事后双方直接打上了法庭，并没有看到机制的运转。
2003年，当“被骗”事件曝光后不久，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倪润峰描述了长虹与APEX的贸易结构。倪润峰称，长虹产品出口美国的信用销售中包含长虹、APEX、零售商及保理公司4个环节。
按倪润峰的描述，这宗交易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在长虹与APEX的交易中，凡赊销均走保理程序，APEX、保理公司、长虹三家签订协议后，保理公司将会通知零售商如沃尔玛，不得向APEX直接支付货款，而是把货款交给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将钱按10％和90％的比例在APEX和长虹之间分账。甚至其中还为了防范沃尔玛可能倒闭带来的风险，由长虹和APEX双方另外向保险公司投保。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安排。
不久前，四川长虹副总经理、董秘谭明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这一交易中保障机制的细节。
谭明献介绍说，公司与APEX公司的贸易原本有“极其严密的风险防范制度安排”。首先，尽管货物发到了美国，但在转移给APEX公司手中前，所有权属于四川长虹；而货物经APEX公司销售后，货款进入保理公司账户，10％归APEX公司，90％归四川长虹。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套看似严密的机制却形同虚设？据记者查知，长虹与APEX交易中的保理公司是美国商业应收账款保证及财务公司(CIT)。CIT是美国著名的保理公司，2002年在美国公开上市。但从结果看，CIT的作用并没有体现。时至今日，长虹和APEX已经打上法庭，也难在其中找到CIT的身影。
CIT相关人士对《商务周刊》证实，该公司一名叫Edward Holub的人士具体操作了长虹与APEX之间的保理项目。但CIT在长虹与APEX的交易中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截止发稿日，记者始终没有得到该人士的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CIT还以类似方式保理了APEX与宏图高科（600122）的贸易业务。1月8日，宏图高科发表公告称，2002年4月公司与APEX公司及CIT公司签订了保理协议，所有货款结算通过 CIT公司完成。当APEX将货物销售给超市并售出以后，货款将由CIT公司直接向超市收取，并按协议规定的回款比例由CIT公司直接电汇给公司，货款的结算期为18个月。
陆志芳对记者分析到，任何一个交易都存在风险，再细密的协议也不能完全没有漏洞，因此，大额的国际贸易中风险保证机制十分必要，虽然风险保障机制并没有固定的模式，都是根据交易的特性来设计的，但一般某一行业内都有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模式。
而在同样是国内大型彩电厂商、且较早走出国门的厦华看来，由保理公司充当交易的保障机制简直就是在开玩笑。“厦华肯定不用保理方式，在对外贸易中，有保理公司存在一般都是个别现象。”李永解释说，一旦出现贸易风险，实际上很难从保理公司手中拿到赔偿，因为一般保理公司的条件都会订得十分苛刻。
他拿航空意外险打比方说，如果有99种理由导致飞机失事，基本上其中50种以上原因保险公司都会赔偿；但保理公司完全不同，“保理公司会在协议中注明，有人劫机不赔，天气原因不赔，机械故障不赔，驾驶员醉酒不赔等等，可能99种原因中，只有一种他可以赔”。
李永认为，这是由保理公司的性质决定的，“保理公司是金融性质的，一般只是交易在资金困难时可以为你预先垫款，也就是说保理业务是保证你能够上飞机，而并非为事故提供风险保证”。
而且，长虹与APEX交易中，即使是这个并不有效的保障机制也是千疮百孔。
谭明献称，“保理费分两种，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和没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后一种仅代替企业回收货款，由于没有保证回款约定，因此收费较低，大约3.5‰。家电产品毛利率低，基于成本考虑，四川长虹采用后一种居多”。而且，谭明献同时承认，当货物大量销售时，有些账款根本就没有进入保理账户。
依照这种解释，那么这种保理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看起来CIT所做的只是为长虹催款。“自己找一个人催款和找保理公司没有什么区别，何况还要付保理费。”一位业内专家指出。
李永认为，风险保障机制对于贸易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交易结构不太合理时。“在一些新市场，我们也可能会找代理商，但当代理商要求放账时，就一定要设置合理的保障机制。”李永介绍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般是国内企业首选的，因为与保理公司不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一家偏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扶持国内企业的出口，而保理公司则是商业性质的，以赚钱为目的。
李永透露，实际上季龙粉在与长虹接触前，曾与国内多家大型彩电厂商联系，其中也包括厦华。
“我们立即就找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求调查APEX的信用额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报告让李永立即打消了与APEX交易的念头，“报告的结论是APEX的信用额度为零，也就是说，无论你交纳多少保费，保险公司都不会为这家企业的交易保险。”
有意思的是，与厦华及其他几家企业一样，长虹也委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了同样的调查，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倪润峰仍做出了与季龙粉合作的决定，由于找不到愿意一同冒险的保险公司，因此才设计了以上的“保障机制”。
一场脱轨的豪赌
围绕长虹与APEX欺诈案的各种疑问中，外人最无法理解的，恐怕就是为什么倪润峰会在与APEX的交易中给予对方这么大额的信用额度——2003年当APEX已拖欠货款近5亿美元时，倪润峰仍表示该交易一切正常。在漏洞百出的保障体系下，为什么倪润峰会如此冒险，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国际贸易中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强调，长虹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它选择的付款方式，而是对信用额度的超额运用。
“专业的金融服务商通过评估实际已经给长虹划了一个风险度，而企业由于极度扩张的需要，把金融服务商提供的专业评判弃之不顾，超出划定的风险度去追求市场规模，这一恶果当然得由长虹自己承担。”柴海涛对《商务周刊》表示。
其中缘由也许只有倪润峰本人才说得明白。2004年年底以来，本刊曾多次试图联系倪润峰，但均告失败。
事实上，在连续三年对APEX的应收账款高居不下的情况下，长虹方面却一直否认受到APEX的欺诈，直到2004年末的一纸公告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问题暴露的大背景是长虹的人事更迭。2004年7月8日，倪润峰彻底结束了作为四川长虹董事长兼总裁的19年职业生涯，于2001年倪润峰复出后离任的前长虹集团CEO赵勇再度出山。赵勇上任以后不久，长虹就终止了与APEX公司的合作。一位业内分析师指出，新旧管理层交替已成为清理企业呆坏账的最佳时机。
倪润峰终于彻底的离开了长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倪润峰对于长虹以及长虹对于中国彩电行业的重大贡献。正是长虹首先采用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并用价格战将中国彩电的成本压到最低，确立了中国传统彩电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国家信息产业部经运司原副司长林元芳曾说，长虹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对中国彩电工业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长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彩电工业竞争力的提升。
而长虹也在1990年代中期确立了国内市场的霸主地位。但当时间来到1998年，国内彩电市场已趋于饱和，而且随着价格战的深入，国内一批新体制的彩电企业TCL、创维、康佳成长迅速，长虹靠价格战打下来的市场份额被逐渐蚕食。
据一位接近长虹的人士称，倪润峰不是没有想过产品升级，继续引进高端产品，但是被中国企业夺走CRT彩电优势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在1990年代后期，国外高端产品尤其是东芝的背投电视进入中国时，倪润峰已经洞察到传统产品的势微。曾在2003年对长虹做过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胜博士对记者说，1998年，在决定上背投产品前，倪润峰为此曾经亲自到日本东芝拜访，在会谈中提出希望引进背投技术，但遭到了东芝的断然拒绝。
此后，长虹开始走自主研发之路，虽然在背投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却受制于企业内外各种因素，无法立即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
无奈中，长虹又走上了依靠规模的老路。也是在这一年，基于对农村市场即将启动的判断，长虹启动了“红太阳计划”。在长虹之前，TCL也发动了“千村工程”，提出要彩电进村。但正如后来人们所看见的那样，中国农村市场的实际增长并未如长虹、TCL所愿。当然，“红太阳计划”的失败并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然而，在这个计划中，与李东升不同，倪润峰真正的错误是做出了囤积彩管的决定。
倪润峰想通过囤积彩管，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掐住竞争对手的喉咙，进而达到限制整个彩电行业产量的目的。大手笔的倪润峰拿出10个亿的6个月银行承兑，控制了200万只21英寸彩管。但长虹的囤积计划在业内其他企业的围攻下终告失败。
1998年的“长虹囤积彩管事件”成为长虹由盛至衰的转折点。此后，长虹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四川省政府出面，第一次出手调整长虹高层，赵勇第一次接替了倪润峰的工作。尽管赵勇第一任内时间仅10个月，但他还是在任内作了两项决策，一是走技术路线，向高端产品领域拓展；二是跳出本土彩电市场，与国际巨头角逐海外市场。
这时走向国际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只有海外的低端市场，才能解决长虹积压的彩管。10个月后倪润峰再次回到长虹时，也必须将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而此时的倪润峰面临的压力比赵勇更大。压力既来自于企业经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
2005年1月10日，当记者问起绵阳新任副市长杨文杰对长虹与APEX在美国的官司的看法时，杨文杰表示：“长虹的事是企业的事，我们地方政府不会插手，但如果需要，我们会为其提供任何帮助。”
然而，2001年时情况似乎与此不同。复出后，倪润峰十分清楚，赵勇下课的主要原因是拉动GDP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那时的长虹是一家企业，长期以来，长虹支撑了整个绵阳的经济，其产值占绵阳整个GDP70%以上，长虹的盛衰直接影响绵阳甚至整个四川省的GDP增长。
与政府的关系给倪润峰带来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像的。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当时省市政府领导三天两头到长虹视察，要求长虹上规模、走出去。从本刊辗转得到的一份2002年倪润峰内部讲话稿中，可以清晰感觉到长虹的压力。倪润峰在讲话中说：“目前来看，今年以来长虹的形势还算是好的。今年以来政府不来找我们，也就是说长虹的数据不管是出口创汇还是我们的产值销售额，对于政府的GDP都有了一个支撑。”
政府的压力，再加上倪润峰自己一向的竞争路线——靠规模取胜，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顺理成章。恰在此时，季龙粉出现在内外交困的倪润峰面前，此后长虹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也就成为必然。
幕后导演
倪润峰的险招带给中国彩电业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2004年美国对中国彩电提起反倾销，长虹难辞其咎。当然，对于中国彩电企业，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它一方面紧缩了传统彩电的生存年限，另一方面也对于高端产品——特别是数字电视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APEX长达两个月的抵制后，今年1月4日，一支由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查账小组，代表长虹终于进驻APEX。四川长虹1月7日的公告证实，APEX已主动提供了部分财务及经营资料,公司聘请的美国律师和会计师正对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在此情况下，美国加州洛杉矶高等法院已决定延期听审长虹要求对APEX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进行核实的申请令。
由此，有人从产权的角度去猜测倪润峰与APEX合作的真实用意。产权改革一直是倪润峰心中的隐痛，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但一直没有结果。2001年，倪润峰曾就TCL率先改制发言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他再次指斥地方国资委对长虹改制插手太多。
这不禁引人联想。当APEX的欠款明朗化后，去年年底即有媒体指“倪润峰去向之迷与MBO有关”。1月3日，更有报道直指倪润峰有“直系亲属在APEX公司担任高管”。同时有消息称，倪润峰目前已经被四川省有关部门重点“关注”，并开始接受调查。但长虹的公告对此予以了否认。
记者在APEX网站上没有找到相关公司高层的介绍。但中华数据广播2002年年报显示，公司确有一位倪姓高管。目前尚不能确认该人士与倪润峰是否有亲戚关系。
尽管如此，一位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的人士对本刊指出：“APEX是干什么的？美国谁不知道，就是帮助国有高管资金外逃的。”
确实，APEX在美国的市场表现令人十分生疑，虽然没有APEX销售长虹彩电的具体数据，但从DVD中可见一斑：中国五矿供给APEX的一款DVD是112美元一台，但APEX卖给商场仅85美元一台。如此赔本低价，使得长虹欠款的收回希望相当渺茫。倪润峰对APEX的信任与宽容，用一位已经离开长虹的职业经理人的话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样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曾经持续了3年。
在国际市场上的幼稚、自身发展的瓶颈、政企不分的体制、甚至是产权难题，长虹或者说是中国制造业的种种潜在问题，都在这难以收回的4.6亿多美元欠款上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既是倪润峰决策的心魔，也可以说是这出“贸易欺诈”闹剧的真正导演。
在倪润峰离任的同时，四川省审计厅曾经表示即将对长虹展开审计，审前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而对于长虹的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将依据调查结果确定，其中对长虹实行全面收支审计、对倪润峰的离任审计都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但这项工作此后一直没有下文。在绵阳确定的改制国有企业中，当地的7家国有企业已进行资产审核，只有长虹的资产审核没有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4.6亿多美元欠款的直接受害者除了长虹，还有千千万万的股民。2004年12月28日，长虹发布年度预亏公告，将预计最大计提金额有3.1亿美元左右坏账，也就是说，长虹95140.23万股流通股，每股价值缩水约2.5元人民币。
其中的受益者，似乎不像是晚节不保的倪润峰，甚至不能说是被抛出来在国内已为千夫所指的季龙粉。在地球的另一端，千千万万享受着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的美国家庭，可能才是这个“欺诈案”的最大受益者。
长虹APEX纠纷大事记
2001年2月10日，引退10个月的倪润峰复出。
2001年7月16日，满载着长虹价值200多万的各类彩电“直通美国”专列缓缓驶出绵阳车站，此时距离倪润峰复出仅5个月时间。
2001年11月，长虹与APEX签署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由APEX从长虹购买彩电，贴上APEX的品牌后卖给沃尔玛、Best Buy等零售商。协议签署前，倪润峰曾亲往美国，对APEX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考察，此后其副总王朝凤也曾赴美考察了58天。
2002年3月26日，四川长虹(600839)2002年年报显示，四川长虹在主业收入比上年减少12亿元的情形下，应收款增加10.6亿元，比上年应收款增加了58.2%。
2002年5月22日，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倪润峰放言：长虹为实现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发展目标已找到了突破口，要成为世界级彩电大王。倪润峰称，2003年初将达到年产1700万台的规模。届时长虹产能将居世界第一，占据全球1.2亿台总份额的13％到14％。
2003年3月5日，《深圳商报》发表《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一文，指APEX对长虹的高额欠款无法收回。该文一出，6日，长虹股价应声下跌4%以上，公司市值损失超过了6亿元。
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倾销成立，倾销幅度为45.87%。
2003年底，长虹总部专门派出高层去美国与APEX和季龙粉就应收账款问题进行交涉，但季龙粉撇下这些到美国的长虹高管，直接到四川长虹总部与原长虹高层商谈，导致2004年初长虹又发了3000多万美元的货给季龙粉。
2004年3月23日，长虹2003年年度报告披露，截至2003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49.85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美国APEX公司的应收款为44.46亿元。
2004年7月8日，时任绵阳市副市长的赵勇二次出山，接任长虹董事长职务，倪润峰彻底引退。
2004年7月，四川省审计厅表示即将对长虹展开审计，审前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而对于长虹的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将依据调查结果确定，其中对长虹实行全面收支审计，对倪润峰的离任审计都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2004年10月底，长虹高层到深圳开会，以加强进一步合作为名再次邀请季龙粉参加。季龙粉到深圳后，先是表示还长虹3亿美元，后来又说只还9000万美元。季龙粉作为董事局主席的中华数据广播开给长虹的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支票不能兑现，四川省经侦总队以涉嫌票据诈骗的理由把季“请”回了成都。在此之前的7月，长虹高层到上海出差，邀请在美国的季龙粉前来参加，但被季龙粉以种种理由推掉。
2004年12月14日,APEX被长虹在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在起诉书中，长虹称APEX公司2003年初开了大约7000万美元的空头支票。两家公司在该年10月末曾达成一个解决计划，其中APEX以在洛杉矶附近Compton的20万平方英尺仓库、商标和版权等资产的所有权作为还款担保。APEX未能履行最初两笔总计1.5亿美元款项的支付，导致长虹提起法律诉讼。
2005年1月4日，长虹获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综合授信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1月4日，APEX向美国洛杉矶法庭提交一份文件，证明其在2003年间已向四川长虹支付了总额近3.5亿美元的款项及其董事长季龙粉2004年10月份在中国被拘留的消息。
2005年1月4日，长虹查账小组进驻APEX。
2005年1月5日，长虹公告，前董事长倪润峰并未接受有关调查，公司目前尚无收购美国APEX计划。并称2003年长虹收到APEX约3.4亿美元付款，但APEX仍有欠款余额4.6亿美元。
2005年1月6日，赵勇出席长虹在绵阳举行的“供销双方恳谈会”，为上游供应商“定军心”。
“是的，很危险。”这是长虹与APEX的“贸易欺诈案”曝光后，另一家国内家电企业老总的感慨。
1月7日，四川长虹发布公告称，目前账面上仍有46750万美元欠款未能收回。四川长虹第三季季报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32.15亿元人民币，这4.6亿美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30%。
与跨国公司相比，刚刚涉足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显得十分幼嫩。如果不小心谨慎，恐怕会招来灭顶之灾。
回顾长虹与APEX的贸易过程，我们发现，风险并非不可预见。但问题在于，即使已经预见到风险，并事先设置了种种风险保障机制，却并不能真正防范风险
1月4日，美国电子产品进口商APEX数码公司（APEX Digital Inc.）向美国洛杉矶联邦高等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使长虹与APEX的贸易欺诈案笼上了一层更深的迷雾。
此前的2004年12月14日，四川长虹集团向洛杉矶联邦高院提起诉讼，指控APEX拖欠货款48427.2万美元，要求APEX偿还拖欠的巨额债务。但APEX向法庭提交的文件表明，2003年，他们共向长虹和代表长虹的第三方支付了近3.5亿美元货款。
APEX同时证实，公司董事长季龙粉2004年10月底访问中国时被拘。APEX称，长虹涉嫌软禁和施压APEX总裁季龙粉，强迫季龙粉签署了向长虹移交资产的协议。
针对APEX的声明，1月7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00839）发布公告，称APEX欠款余额是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为基础，其已支付的货款与其欠款并不矛盾。这份公告承认，公司2003年确实收到APEX公司付款34332.88万美元，但是APEX对长虹仍存在欠款余额46750万美元。
截至1月11日，APEX并未对此再做回应，似乎4.6亿美元欠款已成事实。
此时，四川省国资委宣传处处长陈继烈继续对记者否认季龙粉的被捕“系四川省国资委与四川警方联合部署”的传闻。有消息称，四川省政府部门目前已经派员进驻长虹，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对于“责任是否会分担到个人”的问题，陈继烈表示，四川省国资委也正处于观望状态。
而几十年来与长虹关系密切的绵阳市政府似乎正在远离倪润峰。年前刚刚出任绵阳市主管工业副市长一职的杨文杰对《商务周刊》明确表示，绵阳市政府不会过问倪润峰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承担问题，“相信省国资委会依法办事”。
整个事件背后的谜团远未解开。对于这桩欺诈案，有太多的疑问至今无法解答。
在三年多前长虹董事长倪润峰决定与APEX总裁季龙粉合作时，APEX在中国早已“劣迹斑斑”，此前几年与其合作的企业至今仍有几千万美金的欠款无法追回。甚至中国五矿集团下属的中国五金制品进出口公司2001年初就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与其打官司，APEX拖欠五矿的2200万美元货款至今仍未偿还。
APEX的受害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几乎所有与之有贸易往来的供应商无一幸免。而在这种情形下，为何长虹仍“义无反顾”与APEX携手？事发后，为何长虹精心设计的风险保障机制毫无作用？在APEX多次欠款未还清时，长虹为何仍频频发货，最后导致欠款高达4.6亿美金之巨？
这桩贸易显然存在巨大漏洞，但更显然的是，问题不仅限于贸易本身。
谁为风险打开大门
10年中，季龙粉的足迹遍布全国，而与APEX相关的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各种纠纷。每当双方决裂后，一般APEX会搬出种种不付款的理由，例如运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并以贸易纠纷为由，拒绝按合同履行付款责任。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贸易纠纷。“国际贸易发生各种纠纷是十分正常的。”1981年即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志芳已有20多年的相关经验，他对《商务周刊》表示，一桩跨国交易涉及运输、提货、产品质量、数量、销售、返款等无数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
但陆志芳同时强调，发生纠纷与不还款没有必然的联系。“商业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包括质量、技术、运输上的问题，这都是很常见的。”他举例说，就算真的出现质量问题，也不能成为欠款的借口，完全可以退货，顶多是赔上来回的运费，而运费在整个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而且，陆志芳认为，在国外一般贸易伙伴都是几十年的长期合作，不可能贸易环节中没有出现过问题，总会有些磕磕碰碰，但有了问题就会妥善地解决，都会考虑到双方的要求和利益。
因此，产品质量等被季龙粉拿来“说事”的纠纷，并不是APEX不还款的真正原因。一位对外贸易专家指出，导致这么大金额的不还款，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一方的诚信出了问题。
“斩仓！”其中一位被骗的高层回忆与APEX的合作仍心有余悸，APEX的惯用手法是头几批小金额的货款都能及时返款，但数额增加后，既不回款，同时又催促供货方继续发货，且数量越来越大。一般这时供货方都已经心中起疑，但是如果不再发货，则意味着与APEX的决裂，前面的货款也就打了水漂。因此他的经验之谈是，越早“斩仓”损失越小。
但问题是，无论是前期来自季龙粉老家江苏的企业星球、江奎，还是后来的新科、长虹，与APEX的贸易都是十分正规地签署了合作协议，为什么协议会允许APEX多次拖欠货款？该贸易专家指出，虽然外人无法看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但从贸易的结果看，显然是交易结构设置出现了漏洞。
其中最大的漏洞应该是延期付款。APEX的贸易无一例外采用的都是延期付款的交易方式。陆志芳认为，这种交易结构设置使得众多供货商在一开始就“上了贼船”。
厦华电子（600870）海外营销总部总经理李永告诉记者，在对外贸易中，一般大型公司都用信用证，“只有烂公司才会要求放款，也就是延期付款”。因此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不必依赖代理商进行大额贸易，国内厂商完全可以直接与连锁超市谈判。
厦华几年前进入法国家乐福超市，甚至只有总工王玉良一个人参与谈判。王玉良当时是公司国际业务的负责人，他对记者回忆说，自己当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一个人去了法国，包里面有各种文件，家乐福不同部门谈了价格、质量、服务等等，虽然家乐福方面每天都是不同的人，但厦华这边始终只有他一个人。
“也有一些特殊的市场，我们是有中间代理商的，如果对方要求延期付款，一般我们都会预先想到贸易风险，”李永说，这时自己通常会找保险公司担保，否则货物发出后他就会睡不着觉。
看起来，在协议中同意对方延期付款，是长虹等供应方交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陆志芳指出，这种贸易漏洞的后果是交易的返款与否完全依赖对方的诚信，“如果是一个诚实的商人，他应该按期付款；如果是不诚实的商人，欠款是必然的”。
事实上，一位曾与APEX打过几年交道的知情人认为，这正是季龙粉的发家之路，“一般季龙粉都会向供应商要求延期付款，时间从45天到90天不等”。而这等于是供货商为季提供了类似出口信贷额度的资金，使APEX能够实现滚动发展。
保障机制形同虚设
当然，长虹们不可能对与APEX的交易中的风险完全没有考虑。在对外贸易中，一般都会为预期的风险设置保障机制，长虹与APEX的交易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但出事后双方直接打上了法庭，并没有看到机制的运转。
2003年，当“被骗”事件曝光后不久，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倪润峰描述了长虹与APEX的贸易结构。倪润峰称，长虹产品出口美国的信用销售中包含长虹、APEX、零售商及保理公司4个环节。
按倪润峰的描述，这宗交易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在长虹与APEX的交易中，凡赊销均走保理程序，APEX、保理公司、长虹三家签订协议后，保理公司将会通知零售商如沃尔玛，不得向APEX直接支付货款，而是把货款交给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将钱按10％和90％的比例在APEX和长虹之间分账。甚至其中还为了防范沃尔玛可能倒闭带来的风险，由长虹和APEX双方另外向保险公司投保。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安排。
不久前，四川长虹副总经理、董秘谭明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这一交易中保障机制的细节。
谭明献介绍说，公司与APEX公司的贸易原本有“极其严密的风险防范制度安排”。首先，尽管货物发到了美国，但在转移给APEX公司手中前，所有权属于四川长虹；而货物经APEX公司销售后，货款进入保理公司账户，10％归APEX公司，90％归四川长虹。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套看似严密的机制却形同虚设？据记者查知，长虹与APEX交易中的保理公司是美国商业应收账款保证及财务公司(CIT)。CIT是美国著名的保理公司，2002年在美国公开上市。但从结果看，CIT的作用并没有体现。时至今日，长虹和APEX已经打上法庭，也难在其中找到CIT的身影。
CIT相关人士对《商务周刊》证实，该公司一名叫Edward Holub的人士具体操作了长虹与APEX之间的保理项目。但CIT在长虹与APEX的交易中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截止发稿日，记者始终没有得到该人士的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CIT还以类似方式保理了APEX与宏图高科（600122）的贸易业务。1月8日，宏图高科发表公告称，2002年4月公司与APEX公司及CIT公司签订了保理协议，所有货款结算通过 CIT公司完成。当APEX将货物销售给超市并售出以后，货款将由CIT公司直接向超市收取，并按协议规定的回款比例由CIT公司直接电汇给公司，货款的结算期为18个月。
陆志芳对记者分析到，任何一个交易都存在风险，再细密的协议也不能完全没有漏洞，因此，大额的国际贸易中风险保证机制十分必要，虽然风险保障机制并没有固定的模式，都是根据交易的特性来设计的，但一般某一行业内都有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模式。
而在同样是国内大型彩电厂商、且较早走出国门的厦华看来，由保理公司充当交易的保障机制简直就是在开玩笑。“厦华肯定不用保理方式，在对外贸易中，有保理公司存在一般都是个别现象。”李永解释说，一旦出现贸易风险，实际上很难从保理公司手中拿到赔偿，因为一般保理公司的条件都会订得十分苛刻。
他拿航空意外险打比方说，如果有99种理由导致飞机失事，基本上其中50种以上原因保险公司都会赔偿；但保理公司完全不同，“保理公司会在协议中注明，有人劫机不赔，天气原因不赔，机械故障不赔，驾驶员醉酒不赔等等，可能99种原因中，只有一种他可以赔”。
李永认为，这是由保理公司的性质决定的，“保理公司是金融性质的，一般只是交易在资金困难时可以为你预先垫款，也就是说保理业务是保证你能够上飞机，而并非为事故提供风险保证”。
而且，长虹与APEX交易中，即使是这个并不有效的保障机制也是千疮百孔。
谭明献称，“保理费分两种，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和没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后一种仅代替企业回收货款，由于没有保证回款约定，因此收费较低，大约3.5‰。家电产品毛利率低，基于成本考虑，四川长虹采用后一种居多”。而且，谭明献同时承认，当货物大量销售时，有些账款根本就没有进入保理账户。
依照这种解释，那么这种保理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看起来CIT所做的只是为长虹催款。“自己找一个人催款和找保理公司没有什么区别，何况还要付保理费。”一位业内专家指出。
李永认为，风险保障机制对于贸易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交易结构不太合理时。“在一些新市场，我们也可能会找代理商，但当代理商要求放账时，就一定要设置合理的保障机制。”李永介绍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般是国内企业首选的，因为与保理公司不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一家偏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扶持国内企业的出口，而保理公司则是商业性质的，以赚钱为目的。
李永透露，实际上季龙粉在与长虹接触前，曾与国内多家大型彩电厂商联系，其中也包括厦华。
“我们立即就找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求调查APEX的信用额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报告让李永立即打消了与APEX交易的念头，“报告的结论是APEX的信用额度为零，也就是说，无论你交纳多少保费，保险公司都不会为这家企业的交易保险。”
有意思的是，与厦华及其他几家企业一样，长虹也委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了同样的调查，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倪润峰仍做出了与季龙粉合作的决定，由于找不到愿意一同冒险的保险公司，因此才设计了以上的“保障机制”。
一场脱轨的豪赌
围绕长虹与APEX欺诈案的各种疑问中，外人最无法理解的，恐怕就是为什么倪润峰会在与APEX的交易中给予对方这么大额的信用额度——2003年当APEX已拖欠货款近5亿美元时，倪润峰仍表示该交易一切正常。在漏洞百出的保障体系下，为什么倪润峰会如此冒险，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国际贸易中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强调，长虹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它选择的付款方式，而是对信用额度的超额运用。
“专业的金融服务商通过评估实际已经给长虹划了一个风险度，而企业由于极度扩张的需要，把金融服务商提供的专业评判弃之不顾，超出划定的风险度去追求市场规模，这一恶果当然得由长虹自己承担。”柴海涛对《商务周刊》表示。
其中缘由也许只有倪润峰本人才说得明白。2004年年底以来，本刊曾多次试图联系倪润峰，但均告失败。
事实上，在连续三年对APEX的应收账款高居不下的情况下，长虹方面却一直否认受到APEX的欺诈，直到2004年末的一纸公告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问题暴露的大背景是长虹的人事更迭。2004年7月8日，倪润峰彻底结束了作为四川长虹董事长兼总裁的19年职业生涯，于2001年倪润峰复出后离任的前长虹集团CEO赵勇再度出山。赵勇上任以后不久，长虹就终止了与APEX公司的合作。一位业内分析师指出，新旧管理层交替已成为清理企业呆坏账的最佳时机。
倪润峰终于彻底的离开了长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倪润峰对于长虹以及长虹对于中国彩电行业的重大贡献。正是长虹首先采用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并用价格战将中国彩电的成本压到最低，确立了中国传统彩电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国家信息产业部经运司原副司长林元芳曾说，长虹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对中国彩电工业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长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彩电工业竞争力的提升。
而长虹也在1990年代中期确立了国内市场的霸主地位。但当时间来到1998年，国内彩电市场已趋于饱和，而且随着价格战的深入，国内一批新体制的彩电企业TCL、创维、康佳成长迅速，长虹靠价格战打下来的市场份额被逐渐蚕食。
据一位接近长虹的人士称，倪润峰不是没有想过产品升级，继续引进高端产品，但是被中国企业夺走CRT彩电优势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在1990年代后期，国外高端产品尤其是东芝的背投电视进入中国时，倪润峰已经洞察到传统产品的势微。曾在2003年对长虹做过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胜博士对记者说，1998年，在决定上背投产品前，倪润峰为此曾经亲自到日本东芝拜访，在会谈中提出希望引进背投技术，但遭到了东芝的断然拒绝。
此后，长虹开始走自主研发之路，虽然在背投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却受制于企业内外各种因素，无法立即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
无奈中，长虹又走上了依靠规模的老路。也是在这一年，基于对农村市场即将启动的判断，长虹启动了“红太阳计划”。在长虹之前，TCL也发动了“千村工程”，提出要彩电进村。但正如后来人们所看见的那样，中国农村市场的实际增长并未如长虹、TCL所愿。当然，“红太阳计划”的失败并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然而，在这个计划中，与李东升不同，倪润峰真正的错误是做出了囤积彩管的决定。
倪润峰想通过囤积彩管，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掐住竞争对手的喉咙，进而达到限制整个彩电行业产量的目的。大手笔的倪润峰拿出10个亿的6个月银行承兑，控制了200万只21英寸彩管。但长虹的囤积计划在业内其他企业的围攻下终告失败。
1998年的“长虹囤积彩管事件”成为长虹由盛至衰的转折点。此后，长虹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四川省政府出面，第一次出手调整长虹高层，赵勇第一次接替了倪润峰的工作。尽管赵勇第一任内时间仅10个月，但他还是在任内作了两项决策，一是走技术路线，向高端产品领域拓展；二是跳出本土彩电市场，与国际巨头角逐海外市场。
这时走向国际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只有海外的低端市场，才能解决长虹积压的彩管。10个月后倪润峰再次回到长虹时，也必须将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而此时的倪润峰面临的压力比赵勇更大。压力既来自于企业经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
2005年1月10日，当记者问起绵阳新任副市长杨文杰对长虹与APEX在美国的官司的看法时，杨文杰表示：“长虹的事是企业的事，我们地方政府不会插手，但如果需要，我们会为其提供任何帮助。”
然而，2001年时情况似乎与此不同。复出后，倪润峰十分清楚，赵勇下课的主要原因是拉动GDP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那时的长虹是一家企业，长期以来，长虹支撑了整个绵阳的经济，其产值占绵阳整个GDP70%以上，长虹的盛衰直接影响绵阳甚至整个四川省的GDP增长。
与政府的关系给倪润峰带来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像的。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当时省市政府领导三天两头到长虹视察，要求长虹上规模、走出去。从本刊辗转得到的一份2002年倪润峰内部讲话稿中，可以清晰感觉到长虹的压力。倪润峰在讲话中说：“目前来看，今年以来长虹的形势还算是好的。今年以来政府不来找我们，也就是说长虹的数据不管是出口创汇还是我们的产值销售额，对于政府的GDP都有了一个支撑。”
政府的压力，再加上倪润峰自己一向的竞争路线——靠规模取胜，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顺理成章。恰在此时，季龙粉出现在内外交困的倪润峰面前，此后长虹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也就成为必然。
幕后导演
倪润峰的险招带给中国彩电业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2004年美国对中国彩电提起反倾销，长虹难辞其咎。当然，对于中国彩电企业，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它一方面紧缩了传统彩电的生存年限，另一方面也对于高端产品——特别是数字电视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APEX长达两个月的抵制后，今年1月4日，一支由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查账小组，代表长虹终于进驻APEX。四川长虹1月7日的公告证实，APEX已主动提供了部分财务及经营资料,公司聘请的美国律师和会计师正对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在此情况下，美国加州洛杉矶高等法院已决定延期听审长虹要求对APEX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进行核实的申请令。
由此，有人从产权的角度去猜测倪润峰与APEX合作的真实用意。产权改革一直是倪润峰心中的隐痛，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但一直没有结果。2001年，倪润峰曾就TCL率先改制发言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他再次指斥地方国资委对长虹改制插手太多。
这不禁引人联想。当APEX的欠款明朗化后，去年年底即有媒体指“倪润峰去向之迷与MBO有关”。1月3日，更有报道直指倪润峰有“直系亲属在APEX公司担任高管”。同时有消息称，倪润峰目前已经被四川省有关部门重点“关注”，并开始接受调查。但长虹的公告对此予以了否认。
记者在APEX网站上没有找到相关公司高层的介绍。但中华数据广播2002年年报显示，公司确有一位倪姓高管。目前尚不能确认该人士与倪润峰是否有亲戚关系。
尽管如此，一位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的人士对本刊指出：“APEX是干什么的？美国谁不知道，就是帮助国有高管资金外逃的。”
确实，APEX在美国的市场表现令人十分生疑，虽然没有APEX销售长虹彩电的具体数据，但从DVD中可见一斑：中国五矿供给APEX的一款DVD是112美元一台，但APEX卖给商场仅85美元一台。如此赔本低价，使得长虹欠款的收回希望相当渺茫。倪润峰对APEX的信任与宽容，用一位已经离开长虹的职业经理人的话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样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曾经持续了3年。
在国际市场上的幼稚、自身发展的瓶颈、政企不分的体制、甚至是产权难题，长虹或者说是中国制造业的种种潜在问题，都在这难以收回的4.6亿多美元欠款上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既是倪润峰决策的心魔，也可以说是这出“贸易欺诈”闹剧的真正导演。
在倪润峰离任的同时，四川省审计厅曾经表示即将对长虹展开审计，审前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而对于长虹的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将依据调查结果确定，其中对长虹实行全面收支审计、对倪润峰的离任审计都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但这项工作此后一直没有下文。在绵阳确定的改制国有企业中，当地的7家国有企业已进行资产审核，只有长虹的资产审核没有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4.6亿多美元欠款的直接受害者除了长虹，还有千千万万的股民。2004年12月28日，长虹发布年度预亏公告，将预计最大计提金额有3.1亿美元左右坏账，也就是说，长虹95140.23万股流通股，每股价值缩水约2.5元人民币。
其中的受益者，似乎不像是晚节不保的倪润峰，甚至不能说是被抛出来在国内已为千夫所指的季龙粉。在地球的另一端，千千万万享受着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的美国家庭，可能才是这个“欺诈案”的最大受益者。
长虹APEX纠纷大事记
2001年2月10日，引退10个月的倪润峰复出。
2001年7月16日，满载着长虹价值200多万的各类彩电“直通美国”专列缓缓驶出绵阳车站，此时距离倪润峰复出仅5个月时间。
2001年11月，长虹与APEX签署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由APEX从长虹购买彩电，贴上APEX的品牌后卖给沃尔玛、Best Buy等零售商。协议签署前，倪润峰曾亲往美国，对APEX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考察，此后其副总王朝凤也曾赴美考察了58天。
2002年3月26日，四川长虹(600839)2002年年报显示，四川长虹在主业收入比上年减少12亿元的情形下，应收款增加10.6亿元，比上年应收款增加了58.2%。
2002年5月22日，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倪润峰放言：长虹为实现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发展目标已找到了突破口，要成为世界级彩电大王。倪润峰称，2003年初将达到年产1700万台的规模。届时长虹产能将居世界第一，占据全球1.2亿台总份额的13％到14％。
2003年3月5日，《深圳商报》发表《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一文，指APEX对长虹的高额欠款无法收回。该文一出，6日，长虹股价应声下跌4%以上，公司市值损失超过了6亿元。
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倾销成立，倾销幅度为45.87%。
2003年底，长虹总部专门派出高层去美国与APEX和季龙粉就应收账款问题进行交涉，但季龙粉撇下这些到美国的长虹高管，直接到四川长虹总部与原长虹高层商谈，导致2004年初长虹又发了3000多万美元的货给季龙粉。
2004年3月23日，长虹2003年年度报告披露，截至2003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49.85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美国APEX公司的应收款为44.46亿元。
2004年7月8日，时任绵阳市副市长的赵勇二次出山，接任长虹董事长职务，倪润峰彻底引退。
2004年7月，四川省审计厅表示即将对长虹展开审计，审前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而对于长虹的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将依据调查结果确定，其中对长虹实行全面收支审计，对倪润峰的离任审计都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2004年10月底，长虹高层到深圳开会，以加强进一步合作为名再次邀请季龙粉参加。季龙粉到深圳后，先是表示还长虹3亿美元，后来又说只还9000万美元。季龙粉作为董事局主席的中华数据广播开给长虹的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支票不能兑现，四川省经侦总队以涉嫌票据诈骗的理由把季“请”回了成都。在此之前的7月，长虹高层到上海出差，邀请在美国的季龙粉前来参加，但被季龙粉以种种理由推掉。
2004年12月14日,APEX被长虹在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在起诉书中，长虹称APEX公司2003年初开了大约7000万美元的空头支票。两家公司在该年10月末曾达成一个解决计划，其中APEX以在洛杉矶附近Compton的20万平方英尺仓库、商标和版权等资产的所有权作为还款担保。APEX未能履行最初两笔总计1.5亿美元款项的支付，导致长虹提起法律诉讼。
2005年1月4日，长虹获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综合授信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1月4日，APEX向美国洛杉矶法庭提交一份文件，证明其在2003年间已向四川长虹支付了总额近3.5亿美元的款项及其董事长季龙粉2004年10月份在中国被拘留的消息。
2005年1月4日，长虹查账小组进驻APEX。
2005年1月5日，长虹公告，前董事长倪润峰并未接受有关调查，公司目前尚无收购美国APEX计划。并称2003年长虹收到APEX约3.4亿美元付款，但APEX仍有欠款余额4.6亿美元。
2005年1月6日，赵勇出席长虹在绵阳举行的“供销双方恳谈会”，为上游供应商“定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