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各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存在阶段性关联。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原因并非目前盛行的城镇化滞后所积累的追赶效应，而是中国工业化特定阶段的内在要求，随着城镇化发展和进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扩大。因此，在实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并无需刻意提高城镇化水平，而要转变政策导向和财政投入机制，放宽城镇户籍限制，实现进城农村劳动力职业、身份与收入的同时转变，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城镇化　机制　劳动者收入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0)04-0095-05
　　
　　外需与内需失衡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此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结构性问题有所改善；但是，另外一种失衡，即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却有所加剧。对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城镇化建设，进而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从理论上讲，城镇化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连接起来，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我们应当看到，过去10多年的经验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异常迅速，与之相伴的并不是投资与消费协调发展，而是结构性失衡问题趋于严峻。所以，深入探讨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内在关联机制并采取适当应对措施，对于解决我国内需不足和结构性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
　　
　　从世界普遍经验来看，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和集中的乡村城市化阶段，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和集中的以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阶段，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和乡村转移的逆城市化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来看，我国当前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即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阶段。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从文献上来看，中国城镇化滞后的观点主要基于两个经济社会现象：一是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远高于农业产值比重。大量人口滞留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导致城镇化水平低；二是中国人均GDP水平对应的城镇化率要低于某些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人均GDP增长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强。表面上看，这些判断似乎站得住脚，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就业与产值的演变规律和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中国城镇化率明显落后于国外城镇化水平的结论值得商榷。
　　
　　(一)中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并非明显低于其他国家
　　与国外相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中国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比值上升非常明显，从1950年的比值系数35上升到2000的93，由此导致50年代人均GDP与城镇化比值处于较低水平的中国，到20世纪末跃升至较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中国城镇化速度确实相对较慢(见表1)。但即便如此，中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只是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远低于韩国，与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比较接近，不能就此断定中国城镇化长期滞后。
　　
　　
　　
　　(二)城镇化滞后于非农经济发展是工工业过程的一般现象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非农经济的发展是一般性规律。工业化兴起首先促进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产值(以及商业及运输业等)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农部门，两者结合起来导致农业产值的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化初期直到中期t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及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产值比重的差异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见表2)。老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农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农业产业比重的情况。
　　再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看，他们也经历了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产值比重产生差距并逐渐扩大，然后逐渐缩小的过程。新兴工业化国家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区别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产值比重的反差时间相对短，拉美国家经历了30年左右，而韩国仅经历了10多年。1970年以后，拉美国家和韩国大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农业就业与农业产值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点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情况比较类似。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存在较大反差，但差距逐渐缩小的时期，从1970年的46％下降到目前的28％；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总体上也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从工业化阶段与城镇化进程的对应关系来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与产业比重的关系基本符合工业化过程的一般特征：工业化开始之后两者之差逐渐扩大，在到达顶点之后差距又逐渐缩小。
　　
　　二、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联机制探讨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特别是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他们之间的关联建立在一定重要条件的基础上。城镇化过程中各种力量相互影响且互动关系复杂，特别是城镇化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具有脆弱性。理论上讲，城镇化之所有能够持续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城镇化过程中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而如果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无法持续提高，通过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城镇化率、人均收入与消费需求扩张之间存在互动
　　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城镇化阶段。驱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的动力便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城镇化速度和进程的重要参考。推进城镇化，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的主要因素并不是GDP或者人均GDP，而是劳动收入水平。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动力越大，城镇化速度就越快。而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推动力量也越足，即收入水平与城镇化以及扩大内需之间存在明显互动。与城镇化率对应的进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城镇化拉动消费需求力度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劳动收入水平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与收入水平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关联特性。
　　从表3可以看出，如果按照人均劳动收入水平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并没有明显低于人均劳动收入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处于中等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过度城市化迹象。在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均劳动收入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在67～86之间，为所有国家之中最高，说明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而拉美国家1950～1980年间的比值都较低，其城市化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基础上进行的，直接后果就是80年代的拉美经济社会危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1978～1995年之前人均劳动收入水平对应的城镇化与拉美国家大致相当(收入与 城镇化之比相似)，说明中国1978～1995年间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过度城镇化倾向，直到1995年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消失。这说明中国城镇化水平非但没有滞后，反而存在局部的超前，特别是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均劳动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比值逐渐增大，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逐渐从超前逐渐恢复到正常。
　　城镇化与人均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呈“s”关系：在工业化早期，收入增长缓慢推动城镇化进程；自工业化中期开始，收入增长将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即其边际推动力明显上升)，直到工业化结束；而在后工业化社会，收入与城镇化关系明显弱化，甚至出现负相关，逆城市化过程出现。根据“s”曲线，由于人口主要集中在处于工业化后期或中后期阶段的东中部地区，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段时间内，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将逐渐改善，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产业比重之间的差异也将逐渐缩小。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为我们利用城镇化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但是，要确实获得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红利，还必须深入了解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机制和机理，才能找到合适的应对措施。
　　
　　(二)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机制
　　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是当前我国城市净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可以带来居民消费增长。一方面，劳动者从农业转入非农业产业，其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收入水平将得到提高，进而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可能得到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吃穿住行等生活和消费行为，可能增加城镇原住民的收入，进而推动城镇原住民消费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