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俄国灾荒赈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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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长编》第364页记有“按:1922年初,俄国涅瓦河两岸发生了重大旱灾,熊希龄、李大钊、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173人为此发起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为董事长)。随后,该会给北京大学总务处送去了赈济捐册,嘱为代募,总务处遂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此信。”这是该书对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所作的简短说明。重读李曙新先生发表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的《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考证文章和陆续发布的相关资料,引发我们对“李大钊与俄国灾荒赈济会”问题的探究与思考。
  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于1921年10月26日
  2016年第7期《炎黄春秋》中,闻一先生发表《乌克兰的三次大饥荒》一文,对1920―1923年席卷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大饥荒有着详细的描述:“这次饥荒是从1920年夏天开始,1921年大旱大灾,22%的粮田绝收,192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13年的43%。1922年,虽然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却持续发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23年夏天。1921年秋到1922年春,有4000万居民处于饥荒之中。”
  依闻一先生的分析:1920年并不是饥荒年,但是由于这一年苏俄执行的余粮征集制并且征集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18年7月流通的货币量437.12亿卢布,至1920年7月猛增到5118.16亿卢布,而在1921年6月已达到11685.97亿卢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卢布的流通量增加了20余倍。如此,国家按规定价格付给粮食交售者是贬了值的纸币,征集范围开始是粮食,后来扩大到肉类、油脂、马铃薯、麻、毛等农副产品。产粮地区的农民抗议此政策而减少播种面积,从而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使农村处于破产的状态。1921年的大灾荒发展和深化了1920年的人为的粮食短缺现象,演变成了席卷俄国中部地区的大灾荒。当时,我国驻莫斯科记者瞿秋白也报道:“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
  1921年10月26日,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对此,北京《晨报》在1921年10月27日以《国人筹赈俄灾第一声》进行报道。1921年10月29日《申报》的报道犹为详细:
  “俄国灾荒情形,迭见于中外各报,欧美人士群起组织救灾团体、募集巨资、致俄施放。而我国人则寂然无闻,近者张英华、王景春、刘芳三人,集合同志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连日奔走联络己得各方面之赞同。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在西城毛家湾潘宅开成立会。到者凡二十二人,由张英华起立演述开会旨趣。略谓此次俄国灾情奇重为·君所共知,吾人为敦睦邻邦之友情,发扬国际人道之主义,似应筹资赈济云云。次由王景春报告连日筹备赈济会之经过,并推王葆真将所拟之临时简章对众宣读。简章计十三条,会名定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内分总务、文书、会计、庶务、游艺、募捐、妇女募捐七股,各股置干事若干人。干事之外尚有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四人、董事若干人、及名誉会长、副会长等职员。简章通过后,当即由众推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冯耿光等七人为董事、又推在座之张、王、刘及格林、艾德敷五人为董事。至会所亦已决定暂设在大方家胡同国际救灾会内。”
  俄国灾荒赈济会提出“敝会为此恳求:诸公大发慈悲,一面对于本国的灾荒,急谋救济,一面对于俄人的痛苦,更当加以援助。须知恤邻,即为爱国,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
  1922年2月17日,北洋政府拨款2万元赈济俄国灾荒,并向全国各省发出号召开展为俄国灾荒捐款的电文。俄国灾荒赈济会为募集捐款,采用印制赈济灾民的慈善纪念票、发行欧俄赈灾有奖证券等多种方式方法,共计收入捐款:大洋约8万多元;小洋92角;铜元9100多枚;日币61元;俄币1000元。并先后派出赈灾调查队,赴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慰问灾民。募捐结束后,上海部派职员携带善款与北京代表汇合后,前往黑龙江省采办小米、高粱及各种杂粮分装90节火车车厢,约9万普特(合147.5万公斤)分别于1922年7月、10月,1923年2月分三批运往俄国。
  俄国灾荒赈济会1921年10月26日成立,歷时四个年头,至1924年初,完成使命而宣布解散。
  李大钊曾任俄国灾荒赈济会文书股副主任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俄国灾荒赈济会1922年、1923年编印的《救灾恤邻》档案汇刊(档号J181-018-15729)。这两册《救灾恤邻》中多处提到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的史事,可以补充对李大钊与1921年俄国灾荒赈济会叙述的不足。
  据《救灾恤邻》档案汇刊记载:1921年10月27日,俄国灾荒赈济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赈济会共设立总务股、文书股、会计股、交际股、游艺股、募捐股、新闻股7个办事机构。其中,“文书股主任张庸池,副主任李大钊、王冷斋、陆少游、胥性荃、耿匡(耿济之)、贺云厦、吴厚培、张晋、邵景雍。”文书股随即在1921年11月10日,召开工作会议,议决了办事规则:“一、办公时间: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二、轮流办公日期:星期一、四陆少游、贺云厦、王冷斋;星期二、五张庸池、吴厚培;星期三、六耿济之、胥性荃、李守常(李大钊)。”即是说,李大钊在每周的三、六下午,必须到俄国灾荒赈济会从事赈济会的日常工作。加之,主任张庸池在1921年及1922年初,为开展工作需要去天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洽谈赈务,主持文书股工作就落在了第一名副主任李大钊的身上。李大钊作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发起人之一,从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就被推举为文书股副主任,一直不间断地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日常工作,参与轮流办公,拟写函件,回复来函和电文。此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还有多项社会任职,且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作异常繁忙,能够坚持参加轮流办公,实属不易。对此,在李大钊生平史事的记述中不应有所忽略。   据李曙新先生著《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考证,现留存在俄国灾荒赈济会《救灾恤邻》上的诸多文稿,其中数篇很有可能是出自李大钊的文笔:
  《本会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稿》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此次俄国大旱,灾民至数千万人,饥饿待毙,惨不忍闻。各国输捐巨款力与赈济,载于报章。我国南北,近虽连年大旱,自顾为艰,然以英美日法各国,对于上年大灾,捐助赈款,至二千余万元之巨。我之受于人者,如此其厚,无论如何艰窘,亦应节衣缩食竭力救援,庶合亲仁善邻,彼此互助之义。同人等,特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于北京,设法筹募捐款,购办赈物,运济俄国,夙仰我公仁慈在抱,胞与为怀,高瞻远瞩,尤具眼光。敬恳鼎力提倡,赐捐巨款,俾得追随各国之后,同布义声,永铭慈谊,不胜感祷之至。”
  《致各处分送捐册函》
  “敬启者: 久仰。仁风远播,钦肌溺之关怀; 德泽宏施,引痌瘝于在抱。顷因欧俄旱灾,日益惨烈,沿窝瓦河两岸,灾民三千五百万人,每日冻饿而死者,平均达七百人以上,较之年来国内灾情,倍极凄酸。被灾以来,欧美各国,早已派员赍送粮款,前往救济,可见慈善事业,无分畛域,民族互助,国际攸关。上年我国华北旱灾,受领外人赈款,致二千余万之巨。今值邻邦岁饥,岂能作秦越之视,况旅俄华侨,因灾失业者,待赈尤急,救人即所以救己。敝会倡办俄赈,不敢自辞绵薄,众擎易举,端赖鼎力匡襄。除另派代表趋聆教益外,兹先奉上捐册本。尚祈查收,赞助捐募。庶期集腋成裘,运粮济俄,本亲仁善邻之主义,以发扬国际大同之精神,功德无量,曷胜盼祷。专此顺颂善祺。”
  《致太原转张庸池先生电》
  “太原阎督军鉴: 张代表赴晋接洽筹赈事宜,谅已晤面。敝会同人才力绵薄,端赖大力提倡,荩筹所及,务请临时赐教。刻因鄂豫代表急待出发,张君事竣,盼速归京同往,并乞转达。俄国灾荒赈济会叩。”
  《谢总统夫人捐款并收戏券启》
  “敬启者: 人道互助,可剂生存竞择之平; 国际大同,实肇中外和平之福。本会抱兹志愿,拯彼俄灾。仰赖夫人,慨解义囊,盼来度牒。洒功德勺波之水,都是甘霖; 分菩提万树之荫,遍成福地。前荷收受剧券,并助义捐,流激楚于阳阿。法说现在,散天花于劫海,福造无量。挟纩皆温,慈航普渡。周急是痌瘝之流露,巾帼不让须眉; 恤邻即亲睦之胜因,坤化当远闻寰宇。专伸谢悃,虔颂懿绥。俄国灾荒赈济会谨启。”
  引荐高君宇、彭泽湘等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
  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和开展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俄国灾荒赈济活动增加了一条加强了解和联系俄国的渠道,多了一个输送进步青年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这是李大钊分外关注的事情。为此,他引荐高尚德(高君宇)、彭泽湘等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活动,谋求更多进步青年前往苏俄的机遇。1921年10月27日赈济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时,高尚德被推举为募捐股副主任,彭泽湘被推举为总务股的干事。
  高尚德(高君宇)是北京大学学生,在李大钊引导下最早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921年11月12日,在苏俄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作为团体代表出席过会议,对苏联有所了解。彭泽湘是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李大钊引荐他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活动,具语言专长有前往苏俄机遇。果然,1922年秋,俄国灾荒赈济会赈粮筹齐之后,组织赴俄运送赈粮的代表团,组成人员“代表五人:彭昭贤、张四维、刘绍周、吴鸿猷、施景仁;办事员五人:杨寿镛、吕汉杰、彭泽湘、吴克、杨贤椿。”负责运粮到苏联的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彭泽湘赴苏俄前,李大钊帮助他得到优林的介绍,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取得联系,彭泽湘在那里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你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彭泽湘赴苏联学习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彭泽湘在他的《自述》中说:“1922年秋,我以中国国民俄灾赈济会运粮赴俄代表的身份到苏联。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割后,就到莫斯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并把在北京的与我有关系的可靠的革命学生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就脱离了赈灾代表团,进了东大。12月,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年谱长编》中相关按语需订正
  由于史料的匮乏,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工作内容繁多等史实,在诸多李大钊生平史事的叙述中少有提及。现在已经出版的朱成甲:《李大钊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朱文通:《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传记所述李大钊一生,对上述史实均没有记录。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文集》(5卷本)(1999年版)中没有相关记录;1999年10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0-52页中,以“‘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为题,全文刊发了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俄国灾荒赈济会呼吁为俄国灾荒捐款的启事,并在文末详列了俄国灾荒赈济会173人的名单。
  现在依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救灾恤邻》相关史料的比对分析,《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对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所作的按语出现了明显需要订正的地方。
  一是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于1921年10月26日而不是如按语所讲的1922年初。依据是1921年10月27日北京《晨报》报道“俄国灾荒赈济会昨已成立”,“推王葆真将所拟之临时简章对众宣读。……简章通过后,当即由众推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冯耿光等七人为董事。”王葆真的《赈济俄灾商榷书》写道:“今岁俄国,雨量缺乏,田禾歉收,粮食不敷供给,煮野草以为食,和木屑以代食,啼饥号寒,父母子女不相保,遗弃流离,死亡满目,其影响及于旅俄华侨。”落款是“10年10月21日。”
  二是熊希龄、李大钊、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173人发起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人民出版社2016版《李大钊全集》收入了河北教育出版社《李大钊全集》第4卷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改题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但省略了全部签名人名单。而在《蔡元培全集》(第4卷)收入此函时,是题为《俄國灾荒赈济会募捐启事》。
  三是1921年俄国的灾荒重点地区是“窝瓦河(Волга)流域”,“窝瓦河”不是“涅瓦河”。俄国灾荒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写有:“民国10年,俄国沿窝瓦河修改流域,大旱奇灾,赤地千里。”也说灾情是发生“窝瓦河流域”。“窝瓦河(Волга)现译为“伏尔加河”。201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重新修订的《中华民国人物传》中,收录的张小曼写的《张西曼传》中也有:“当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旱灾时,张西曼联络友人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董事长,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民众募捐,自总统以下重要官吏和各界民众纷纷捐款,为灾荒中的苏俄灾民送去救济物资和粮食。”
  随着更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出来,李大钊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史实,必将日臻完善和清晰。
  (作者单位:中共唐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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