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在遭遇危难之时,“爱国主义”的旗帜往往是最能鼓舞人心的,因为只有大家一起来爱国,国家才能不会败落,才能摆脱危难。家与国从来都是唇齿相依,国败落了,家也就不保了,所以人们愿意“投死为国,以义灭身”。
　　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爱国主义的口号再度响起。针对房市的低迷,合肥市的一位官员就提出“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又有北京市一位政协委员提出要“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建设之深,拖累经济发展之重,强调“爱国消费”似乎恰当其时。
　　然而,回首既往,这一所谓的“爱国消费”的号召实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惯性思维。一直以来某些执政者太喜欢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执政手段,想当年粮食严重匮乏之时,家家户户朝不保夕,广大农民被号召交“爱国粮”。一些地方发展生产不走正道,专司烟酒,造成大量低质产品滞销,人们被号召抽“爱国烟”、喝“爱国酒”。在市场进入多样化时代,面对卖不出去的大白菜,人们又被号召买“爱国大白菜”。
　　这些做法,貌似为国家计、为民生计,实际上只不过是治政乏术者的黔驴之技、救命稻草――这些所谓的“爱国之举”其实与爱国并无关系,就像讲不讲卫生与爱不爱国一样。他们不是及时地承认治政的乏术,不是及时地纠正决策的错误,不是从根本上寻求解困良策,而是简单地把问题和矛盾转嫁到民众头上,让民众为他们的低能和决策失误埋单,还美其名曰,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
　　把一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爱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确实是一个很巧妙的链接,因为“爱国是人最高尚的情愫”,“谁不属于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是否爱国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你交不交粮,已不只是你自己是否挨饿受饥的问题,而是对国家的忠诚度问题;你买不买大白菜,也不是你爱不爱吃白菜的问题,而是关不关心国家建设的问题。好响的口号,好大的帽子,这一切已完全由不得你聽不听召唤。于是它不仅将他们的低能和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后果得以消弭,而且还因此堂而皇之地掩饰了他们应当承担的错误。
　　金融危机当然不能说是我们治政者的错误,但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抵制金融危机,不能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则必是一个错误。面对席卷而来、侵入深层的金融危机,作为治政者,重要的是作出科学决策、采取有效手段来积极应对,让人看到希望,树起信心,这才是正道。不错,鼓励人们积极消费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问题在于人们把“一年的收入(甚至所有积蓄)都进行消费”了,是否有后顾之忧?有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多出良策、多出奇招,这要比挥舞“爱国主义”的大旗来忽悠人们奔向楼市、奔向商场要得体得多。
　　当今的民众毕竟不再是当初的民众,他们的科学理性和证伪能力要比我们想象的强得多。积极消费是爱国,适当消费是爱家。国,我所爱也,家,我也爱也;爱国与爱家要两者兼得。如果进行的是一种无谓的爱国,那就不如好好地爱家。国败家不存,家穷国不富。这就是当今人们的思维逻辑。
　　进行什么样的消费既是个人私事,公权不得干预,同时也是由人们的消费能力所决定的。有钱人不爱国也消费,无钱人想爱国却未必消费得起。正像有网友说的,我何尝不想像买个馒头一样当场掏腰包买套住房,但却不可能。倘若以消费论爱国,那么某些深山海滨、北国南疆皆有别墅的偷税漏税的大款大亨们最爱国了,那些挥金如土、养着三房四妾的贪官污吏们最爱国了;相反,那些上街不肯打的而只乘公交,吃饭只吃路边店而从不进五星酒店的平民,恰恰成了最不爱国的人了。爱国与消费的关系脆弱得如此经不起推敲。
　　美国前总统林肯有句名言:“心系大众,万事成功;置之不理,一事无成。因此,怀众于心则行而远,发号施令则行而近。”这可以说是对用爱国主义绑架人民,或者说以爱国主义名义推销“爱国大白菜”和将人们赶向楼市和商场者的最好回答。
　　摘自《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