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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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号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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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5—7日,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办、以“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与政治”为主题的国内高级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0年4月17—18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0年年会在兰州大学召开。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成员,并就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展开了学术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0年7月9日,辽东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了“鸭绿江学术论坛2010暨第三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会议”。
针对目前流行的新兴超级大国要挑战美国单极体系的论点,作者提出了地区化世界秩序的观点。19世纪以来,西方赖以在失衡的全球权力分布状态下称霸全球及后来造就诸超级大国崛起的特殊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难以为继,而其他大国也无法获得必要的物质和社会优势去谋求全球统治地位。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英国学派解释了为何权力在彼时可以集中于某一方,而此时却不可能。同时,英国学派还解释了权力分布更均衡的地区化世界秩序为何在当前趋势下最有可能出现。对主权、民族主义、领土、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等制度的共同承诺意味
外交决策研究领域中的多元启发理论假定了一个双阶段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首先基于一个或几个维度用非补偿性的方式对方案进行筛选(第一阶段),然后再对剩余的方案进行成本一收益的理性比较(第二阶段)。尽管多元启发理论非常重视解释领导者如何评估方案,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方案是如何产生的?在理性选择阶段中,这些方案在关键维度上是如何获得各自相对的吸引力的?作者认为,可以拓展多元启发的框架,将问题表征研究和意象理论中的要素纳入其中,从而来解释第一阶段之前的方案产生和第二阶段决策方案吸引力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问
通过对中国和美国多种文明传统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世界是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这一论点,并深刻批判了一元论文明观。文明间交往和跨文明接触是常态,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则属于例外。在过去的30年里,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用来评判行为和进步的文明标准只有一种。由于世界存有多种现代化模式,所以,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暴露出严重的偏见,无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更为多样化的世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困际政治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0年10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1个省市40余家单位的106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近一时期,有关“北京共识”的议论值得我们重视。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解释,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尚存分歧。由于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几乎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所垄断,故战争及专制恐怖行为常常被忽视。在国际社会中,反什么“恐”、用什么“反恐”、怎样“反恐”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如何看待战争恐怖行为则是重要分歧所在。包括战争在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打击恐怖主义单独依赖军事手段难以成功。总体上看,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恐怖主义这一世纪难题。
近些年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FIA)的议论也不绝于耳。文章根据FFA对日本GDP拉动效果的估算,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贸易互补性、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以及三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无须强调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而更有必要关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