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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人，提到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都知道郭预衡先生。当年他写的《学习鲁迅的杂文》（《文艺学习》一九五六年第十期）、《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一九五九年五月）、《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一九六一年九月）、《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一九六一年十月）、《研究文学遗产，不应脱离实际》（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等，影响都很大。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约郭预衡写一篇评论，他于是写了《从魏晋南北朝一代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读文学研究所新编〈中国文学史〉》。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描述时代背景如何写出时代的特点，一是评论作家作品如何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家的‘全人’。”其立论的主要根据，就是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进入新时期后，郭预衡又写过《鲁迅评论文艺遗产、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一期)、《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八○年十月）、《和同志谈“治学之道”》（一九八八年）、《鲁迅、周作人的晚明情结》（二○○一）等，都涉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另外，近年给人印象较深的，则是写于二○○五年、先后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和《新京报》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此文对“全球祭孔”提出了不同看法，揭示了“尊孔”、“批孔”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他说：“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久而不衰。”（《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二○○七年版，641页）“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得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同上书，645页）“今天看来，全球祭孔，有如儿戏；我发此文，亦可不必。但作为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课题，这样的文章，也收在此自选集里。”（同上书，18页）
读郭预衡的这篇文章，容易让我想到鲁迅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著名的论断，鲁迅曾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七卷，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如果“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269页）。
这些，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是郭预衡晚年对鲁迅的总体评价的一部分，其他的，则仍是郭预衡对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探讨。但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值得单提出来做个讨论。
郭预衡在《郭预衡自选集》的《自序》中说：
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都难免愚蠢。
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9页）
如何理解这话呢？我觉得不妨从郭预衡对自己的评价谈起。大约在上世纪末，郭预衡应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做人和做学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同志给我出了个题目：谈谈做人和做学问。对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就做人而言，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几个年龄阶段，但此时回想，却有些茫然。只觉得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为人如此而谈做人，恰如缺德而讲德育，腐败而讲清廉，脸皮虽厚，也难乎为言。（《郭预衡自选集·自序》，2页）
这段话非常有名，甚至和郭预衡因“年龄问题”而没有评上“博导”一事一般，在学界同样有名，郭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对人讲过这几句话，而且还公开在文章中这样讲。但这段话怎么理解呢？熊宪光的理解是，郭预衡谈到青年时的“骄傲”，举例说自己有一次在讲台上读文章读错了字，还自以为是，郭先生还说：“由于骄傲，也就愚蠢。自作聪明，其实很笨。自以为很有学问，实则空虚得很。”——郭先生“这种敢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坚持讲实话、做真人的气度，依稀可见鲁迅的风采。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先生总是反省自身，体谅他人，宽容大度，充分体现了学者之风、智者之识和仁者之怀”（熊宪光：《郭预衡教授：成就卓著的文学史专家》，《高校理论战线》二○○四年第八期）。
郭预衡的这段话，当然是“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但说“少年时幼稚”、“青年时骄傲”，犹可；而说自己“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甚至于说，“为人如此而谈做人，恰如缺德而讲德育，腐败而讲清廉，脸皮虽厚，也难乎为言”，这些话显然说重了。因为有事实摆着，不是如此。
郭预衡是河北玉田人，生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后来到天津、北京读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曾回家养病一年多。一九四一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一九四五年毕业。与他同一年级在辅仁读书的，还有周汝昌、史树青等。郭预衡在辅仁毕业后留任助教，从余嘉锡治目录学，同时被史学所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陈垣学史源考据之学，一九四七年毕业。一九五○年任辅仁大学讲师。一九五二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即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匈牙利讲学。一九五七年回国后，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一九七九年任教授，他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也当过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一九九○年离休。二○一○年八月四日在北京逝世。
郭预衡青年时所受的学术训练，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训练，根基扎实，文史兼通，与五十年代后上大学的一代学者所受教育，不是一回事。后来，当年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曾将《中国文学史》立项列入了“七五”计划，而郭预衡便承担了“七五”计划中三部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即《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这三部文学史，从编写到出版，从“七五”一直到了“九五”，时间很长。出版后，高校教师反映不错，学术界也有好评。而他本人独立撰写的《中国散文史》，更是他积毕生功力，呕心沥血之作。郭预衡晚年被媒体炒作的一个题目还有，他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作文题的出题者，那题目同样的有名：《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不论从郭预衡生前身后，学界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包括熊宪光的这篇文章在内——但不包括“某些先生”——都承认郭预衡无论道德文章，都堪为一代师表，即使不说是一代宗师（如果按“宗师”、“大师”这些词未贬值的词义而论），但说是一流的大学问家，是无人疑义的。
但为什么郭先生说得这么重呢？
如果把这话理解成是说给“某些先生”听的，也许会好理解一些。
与字面的“自我批判”这层意思相伴的，当然是一种谦虚，但是一种“伟大的谦虚”，就是说，只有道德文章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之人，如钱锺书、郭预衡者，才配有如此的谦虚。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以谦虚的形式表达的自傲；更深一层，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正话反说。因为郭预衡哪里糊涂？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点不糊涂。他的确是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但他同时也是以这种形式在解剖当下，批判他所指的那些现象；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以这种几经反复后的平淡，同时在平淡中又让人感到有点刺耳的语气，来表达他平淡中的不平和超越世俗的不平之后的淡泊。当然，这也是一种自我解嘲。
但是同时，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此暗示，这些自我评价、自我解剖，与他对鲁迅的评价互文。
郭预衡既说鲁迅“不是达人”，那么何谓“达人”呢？所谓“达人”，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一是指通达事理的人，如《左传·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疏：“谓知能通达之人。”）二是指达观的人，如贾谊《鹏鸟赋》：“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左传》中还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说法（《成公十五年》），也是说所谓“达”，就是在熟悉、掌握规范、对象的前提下，又不拘于具体的规范、制度，而超越于它，超越一时一事和某些具体层面的问题。《论语》中讲“君子不器”，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有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看得开，想得开，怎么着都行，超脱通达。
但郭预衡所谓的“达人”，似乎还有别一层意思。他曾说到他青年时的一段经历：
这时又值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环境是不很平静的。有的同窗之友开悟较早，潜往解放区革命去了。我的觉悟甚低，每天埋头在故纸堆里，徘徊而不能去。但也自疑：如此下去，做什么人呢？做什么学问呢？
恰在这时，事出偶然，一位女同学和我初次相见，便倾心而谈。第二天，给我一封短信，劝我“勉为达人”。我很愚蠢，信以为真，也回她一封短信，其中有云：
此心已同秋叶，始丹即殒，情苦无地，夫复何言。唯有敬遵指数（似疑为“指教”——本文作者注），强做其所不能做之达人。
强做达人，也就不免苦闷。（《郭预衡自选集·自序》，5页）
郭预衡做“达人”，或者说被人看做“达人”，主要是自一九五七年后：
（从匈牙利）回到北京师大，正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期间，我好像从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世间。一天到晚，又是开会、讨论、批判。最初一个时期，我是跟不上形势的。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新党员”，我曾是准备接受批判的。却没有料到，在很多前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时，我竟被错认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我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在人家心里，对于我这“又红又专”，也未必释然。（《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
这是时隔三四十年后作者的自述。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是郭预衡公开地对“某些先生”对他的“讨厌”的一个回应。好像也就仅此一回。老先生因为行文简洁，让我读起来，感到好像有一点刚才说的“不平”。而实际上，老先生对人家对他的“讨厌”也好，“未必释然”也好，是抱一种理解的态度的。据郭预衡的学生讲，郭先生曾说，自己当年“受重视”，有过挺风光的一段，而那时，一些老先生却在挨批斗，人家对他郭预衡有看法，那是很正常的，很能理解的。而郭预衡对自己成为“达人”，“错划为”“又红又专”，“一帆风顺”，心情是很矛盾、复杂的，也是有清醒反思的。他说：
因为“又红又专”，也就“一帆风顺”。尽管“文化革命”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运，也曾当过“牛鬼蛇神”；但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谬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如此一来，做人固不容易，做学问也难随心所欲。
但出乎意外的是，这时虽然难于做学问，却似乎增长了学问。（《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
下面就接上刚才引述的那段话了：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我于“世事”虽未“洞明”，对于自己，却有所认识。记得王充曾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我这时发现，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其实既未知古，又未知今，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都难免愚蠢。
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9页）
“似乎增长了学问”的“这时”，与“认识自己愚蠢”的“这时”，是不是同一个时候呢？作者没有明说，好像不是一个。“文革”后期的彼“这时”，与写作这篇《自序》的此“这时”，时间相隔三十余年，但基本观点可以看做大体一致。就是说，作者对于“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字面上看起来是否定的。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否定。因为，那时所写的一些主要文章，作者在编《自选集》时，又都选入了。可见至少对这些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作者本人又是认可的。所以，作者说“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似乎又有别一层意思在。我的揣测，是作者在对自己的当年“被错划为”“又红又专”做一个事实上的说明——当年的事实究竟怎样，他人是否还有另外的说法，姑且不论。在此基础上，经过几轮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他表达出这样几层意思：一、对自己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后期的学术，做一个总体上的反思，虽然过后看，也许“主观上”是“愚蠢”的，但具体文章是立得住的。这两个意思也可以反过来再说，即具体文章虽然是立得住的，但从某种层面看也许是“愚蠢”的。——这也是字面上传达的最容易理解的意思；二、对自己成为“达人”，再次表示一种态度，主观上好像是可悔的，但客观上，又是无可悔的，无奈的，悔也无益的，因为那些都已成为历史，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了。从认识到同为“错划”而言，郭预衡是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因为自己是“错划”而完全坦然，而没有反思，没有自责。这才是超越了当时的他，超越了世俗利害计较的真正的超越；三、兼及对“达人”本身的反思，暗含对《自序》写作时的一些人、事的针砭。这从行文的语气中可明显地感觉出来。与郭预衡早年对鲁迅某些方面的充分肯定相对照，他晚年所说的鲁迅“不是达人”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就是对鲁迅的一个批评。但无论如何，郭预衡对鲁迅的这个评价，以前似乎还未有人如此明确地从这个角度说。他的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这句话，郭预衡晚年曾亲口对本文作者讲过，而且不止一次。但他谈话时的语气，又是认真的。——这“认真”的意思，是说郭预衡好像真的是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不足。所以，我有时又不免疑惑。现在细想，他的意思，至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可以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学者，鲁迅的入世过深，至少对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未必是好事。——我想，这个意思，大致也是符合郭预衡的一部分本意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如果不关注现实，不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所受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如果他不心怀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不是对同胞爱之切责之深，不入世太深，那也就不是鲁迅了。
进入新时期后，郭预衡又写过《鲁迅评论文艺遗产、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一期)、《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八○年十月）、《和同志谈“治学之道”》（一九八八年）、《鲁迅、周作人的晚明情结》（二○○一）等，都涉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另外，近年给人印象较深的，则是写于二○○五年、先后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和《新京报》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此文对“全球祭孔”提出了不同看法，揭示了“尊孔”、“批孔”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他说：“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久而不衰。”（《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二○○七年版，641页）“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得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同上书，645页）“今天看来，全球祭孔，有如儿戏；我发此文，亦可不必。但作为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课题，这样的文章，也收在此自选集里。”（同上书，18页）
读郭预衡的这篇文章，容易让我想到鲁迅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著名的论断，鲁迅曾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七卷，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如果“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269页）。
这些，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是郭预衡晚年对鲁迅的总体评价的一部分，其他的，则仍是郭预衡对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探讨。但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值得单提出来做个讨论。
郭预衡在《郭预衡自选集》的《自序》中说：
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都难免愚蠢。
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9页）
如何理解这话呢？我觉得不妨从郭预衡对自己的评价谈起。大约在上世纪末，郭预衡应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做人和做学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同志给我出了个题目：谈谈做人和做学问。对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就做人而言，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几个年龄阶段，但此时回想，却有些茫然。只觉得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为人如此而谈做人，恰如缺德而讲德育，腐败而讲清廉，脸皮虽厚，也难乎为言。（《郭预衡自选集·自序》，2页）
这段话非常有名，甚至和郭预衡因“年龄问题”而没有评上“博导”一事一般，在学界同样有名，郭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对人讲过这几句话，而且还公开在文章中这样讲。但这段话怎么理解呢？熊宪光的理解是，郭预衡谈到青年时的“骄傲”，举例说自己有一次在讲台上读文章读错了字，还自以为是，郭先生还说：“由于骄傲，也就愚蠢。自作聪明，其实很笨。自以为很有学问，实则空虚得很。”——郭先生“这种敢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坚持讲实话、做真人的气度，依稀可见鲁迅的风采。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先生总是反省自身，体谅他人，宽容大度，充分体现了学者之风、智者之识和仁者之怀”（熊宪光：《郭预衡教授：成就卓著的文学史专家》，《高校理论战线》二○○四年第八期）。
郭预衡的这段话，当然是“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但说“少年时幼稚”、“青年时骄傲”，犹可；而说自己“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甚至于说，“为人如此而谈做人，恰如缺德而讲德育，腐败而讲清廉，脸皮虽厚，也难乎为言”，这些话显然说重了。因为有事实摆着，不是如此。
郭预衡是河北玉田人，生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后来到天津、北京读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曾回家养病一年多。一九四一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一九四五年毕业。与他同一年级在辅仁读书的，还有周汝昌、史树青等。郭预衡在辅仁毕业后留任助教，从余嘉锡治目录学，同时被史学所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陈垣学史源考据之学，一九四七年毕业。一九五○年任辅仁大学讲师。一九五二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即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匈牙利讲学。一九五七年回国后，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一九七九年任教授，他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也当过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一九九○年离休。二○一○年八月四日在北京逝世。
郭预衡青年时所受的学术训练，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训练，根基扎实，文史兼通，与五十年代后上大学的一代学者所受教育，不是一回事。后来，当年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曾将《中国文学史》立项列入了“七五”计划，而郭预衡便承担了“七五”计划中三部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即《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这三部文学史，从编写到出版，从“七五”一直到了“九五”，时间很长。出版后，高校教师反映不错，学术界也有好评。而他本人独立撰写的《中国散文史》，更是他积毕生功力，呕心沥血之作。郭预衡晚年被媒体炒作的一个题目还有，他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作文题的出题者，那题目同样的有名：《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不论从郭预衡生前身后，学界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包括熊宪光的这篇文章在内——但不包括“某些先生”——都承认郭预衡无论道德文章，都堪为一代师表，即使不说是一代宗师（如果按“宗师”、“大师”这些词未贬值的词义而论），但说是一流的大学问家，是无人疑义的。
但为什么郭先生说得这么重呢？
如果把这话理解成是说给“某些先生”听的，也许会好理解一些。
与字面的“自我批判”这层意思相伴的，当然是一种谦虚，但是一种“伟大的谦虚”，就是说，只有道德文章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之人，如钱锺书、郭预衡者，才配有如此的谦虚。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以谦虚的形式表达的自傲；更深一层，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正话反说。因为郭预衡哪里糊涂？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点不糊涂。他的确是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但他同时也是以这种形式在解剖当下，批判他所指的那些现象；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以这种几经反复后的平淡，同时在平淡中又让人感到有点刺耳的语气，来表达他平淡中的不平和超越世俗的不平之后的淡泊。当然，这也是一种自我解嘲。
但是同时，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此暗示，这些自我评价、自我解剖，与他对鲁迅的评价互文。
郭预衡既说鲁迅“不是达人”，那么何谓“达人”呢？所谓“达人”，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一是指通达事理的人，如《左传·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疏：“谓知能通达之人。”）二是指达观的人，如贾谊《鹏鸟赋》：“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左传》中还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说法（《成公十五年》），也是说所谓“达”，就是在熟悉、掌握规范、对象的前提下，又不拘于具体的规范、制度，而超越于它，超越一时一事和某些具体层面的问题。《论语》中讲“君子不器”，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有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看得开，想得开，怎么着都行，超脱通达。
但郭预衡所谓的“达人”，似乎还有别一层意思。他曾说到他青年时的一段经历：
这时又值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环境是不很平静的。有的同窗之友开悟较早，潜往解放区革命去了。我的觉悟甚低，每天埋头在故纸堆里，徘徊而不能去。但也自疑：如此下去，做什么人呢？做什么学问呢？
恰在这时，事出偶然，一位女同学和我初次相见，便倾心而谈。第二天，给我一封短信，劝我“勉为达人”。我很愚蠢，信以为真，也回她一封短信，其中有云：
此心已同秋叶，始丹即殒，情苦无地，夫复何言。唯有敬遵指数（似疑为“指教”——本文作者注），强做其所不能做之达人。
强做达人，也就不免苦闷。（《郭预衡自选集·自序》，5页）
郭预衡做“达人”，或者说被人看做“达人”，主要是自一九五七年后：
（从匈牙利）回到北京师大，正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期间，我好像从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世间。一天到晚，又是开会、讨论、批判。最初一个时期，我是跟不上形势的。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新党员”，我曾是准备接受批判的。却没有料到，在很多前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时，我竟被错认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我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在人家心里，对于我这“又红又专”，也未必释然。（《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
这是时隔三四十年后作者的自述。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是郭预衡公开地对“某些先生”对他的“讨厌”的一个回应。好像也就仅此一回。老先生因为行文简洁，让我读起来，感到好像有一点刚才说的“不平”。而实际上，老先生对人家对他的“讨厌”也好，“未必释然”也好，是抱一种理解的态度的。据郭预衡的学生讲，郭先生曾说，自己当年“受重视”，有过挺风光的一段，而那时，一些老先生却在挨批斗，人家对他郭预衡有看法，那是很正常的，很能理解的。而郭预衡对自己成为“达人”，“错划为”“又红又专”，“一帆风顺”，心情是很矛盾、复杂的，也是有清醒反思的。他说：
因为“又红又专”，也就“一帆风顺”。尽管“文化革命”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运，也曾当过“牛鬼蛇神”；但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谬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如此一来，做人固不容易，做学问也难随心所欲。
但出乎意外的是，这时虽然难于做学问，却似乎增长了学问。（《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
下面就接上刚才引述的那段话了：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我于“世事”虽未“洞明”，对于自己，却有所认识。记得王充曾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我这时发现，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其实既未知古，又未知今，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都难免愚蠢。
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9页）
“似乎增长了学问”的“这时”，与“认识自己愚蠢”的“这时”，是不是同一个时候呢？作者没有明说，好像不是一个。“文革”后期的彼“这时”，与写作这篇《自序》的此“这时”，时间相隔三十余年，但基本观点可以看做大体一致。就是说，作者对于“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字面上看起来是否定的。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否定。因为，那时所写的一些主要文章，作者在编《自选集》时，又都选入了。可见至少对这些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作者本人又是认可的。所以，作者说“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似乎又有别一层意思在。我的揣测，是作者在对自己的当年“被错划为”“又红又专”做一个事实上的说明——当年的事实究竟怎样，他人是否还有另外的说法，姑且不论。在此基础上，经过几轮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他表达出这样几层意思：一、对自己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后期的学术，做一个总体上的反思，虽然过后看，也许“主观上”是“愚蠢”的，但具体文章是立得住的。这两个意思也可以反过来再说，即具体文章虽然是立得住的，但从某种层面看也许是“愚蠢”的。——这也是字面上传达的最容易理解的意思；二、对自己成为“达人”，再次表示一种态度，主观上好像是可悔的，但客观上，又是无可悔的，无奈的，悔也无益的，因为那些都已成为历史，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了。从认识到同为“错划”而言，郭预衡是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因为自己是“错划”而完全坦然，而没有反思，没有自责。这才是超越了当时的他，超越了世俗利害计较的真正的超越；三、兼及对“达人”本身的反思，暗含对《自序》写作时的一些人、事的针砭。这从行文的语气中可明显地感觉出来。与郭预衡早年对鲁迅某些方面的充分肯定相对照，他晚年所说的鲁迅“不是达人”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就是对鲁迅的一个批评。但无论如何，郭预衡对鲁迅的这个评价，以前似乎还未有人如此明确地从这个角度说。他的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这句话，郭预衡晚年曾亲口对本文作者讲过，而且不止一次。但他谈话时的语气，又是认真的。——这“认真”的意思，是说郭预衡好像真的是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不足。所以，我有时又不免疑惑。现在细想，他的意思，至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可以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学者，鲁迅的入世过深，至少对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未必是好事。——我想，这个意思，大致也是符合郭预衡的一部分本意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如果不关注现实，不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所受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如果他不心怀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不是对同胞爱之切责之深，不入世太深，那也就不是鲁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