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血者，尽如草，其美丽和繁荣皆如草上之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德意志安魂曲》勃拉姆斯
　　所罗门教授，您一生都致力于死亡恐惧的研究。您还记得首次感受到这种恐惧是何时吗？
　　具体不记得了。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母亲跟我说：“来跟奶奶告别吧，她不久就要离开我们了。”第二天祖母就去了。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回了房间，翻看了集邮册。我看到一套美国总统的邮票，突然想到：“看，乔治·华盛顿，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还是死了。托马斯·杰弗逊，也死了。还有很多杰出的人也都死了。”那时一个念头就像闪电划过：“哎呀，我也是要死的。我也难逃这样的宿命。”这一认识让我刻骨铭心。
　　这个打击的影响持续到50多年之后的今天吗？
　　可以这么说。我的潜意识中依然充满恐慌。大脑让我们可以抽象、象征性地思考，同时也能明白我们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生命终会结束。这激发了一种深层无力的恐惧。
　　您在这方面受到震动，但是看起来您完全乐观……
　　每个人都要带着这种恐惧生活，至于如何坦然面对死亡，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早就说过：为了承受压力，我们将自己锚定在一个信仰体系中——“文化”。文化给予生命意义和价值，给予我们不死的愿景：它要么让我们期望真正的永生，以天堂、灵魂、重生的形式；要么让我们相信死后可以继续存在，以孩子、作品或财产的形式。尽管如此，没有哪种信仰体系强大到足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您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的恐惧吗？
　　我不觉得。刚刚讲的关于集邮的故事就很典型。5岁到9岁之间，孩子们在认知和情感的发展过程中有了自我意识。他们会突然明白，父母并非如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万能且不会犯错。其实他们会犯错，更糟的是他们会死。此时，孩子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此之前，他们仅从父母的爱中获得自我价值，现在文化将成为他们心理安全感的基础。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好男孩、好女孩，还是一个好美国人、好德国人或者好基督徒，要看他们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中长大。
　　您是何时决定研究“死亡恐惧”这一沉重主题的呢？
　　这完全是偶然，就像科学研究中常见的那样。不管您信不信，这一切都始于我清理图书馆时，被一本书吸引。书的封面上有一个有趣的绿点，作者是欧内斯特·贝克尔。我打开这本书读到第一段：“我想要找出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我立刻被迷住，心想，是的，这也正是我想弄明白的。
　　几百年来，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死亡恐惧？
　　一定程度上是的。在《圣经》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死亡恐惧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我们明白死亡必将到来，这是我们所有行为的心理驱动力的核心。在这方面，从来不缺少哲学家、艺术家、神学家的思想学说。唯独心理学家绕过了这个话题。当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有人觉得：“这家伙是个疯子。”
　　为什么？
　　他们指责我是在研究一个不科学的全靠理论推测的主题。
　　您如何劝服持反对意见的同事？
　　这是我们献身科学原本该做的。我们思考：“如何测试死亡恐惧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一个偶然现象帮助了我们：我们的一个学生说，她在上一门课的时候被问，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如何想象死去。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了这种方式：一组人提出问题，另一组的成员必须设想一些消极的东西，比如看牙医的痛苦经历或者一次严重的事故。然后我们观察，两组成员接下来是否有不同的行为。
　　那么，有效吗？
　　比我们想象的好。在第一次研究中，亚利桑那州的法官判定因卖淫嫌疑（在亚利桑那属于非法）而被收押的女性需要交保证金，一般是50美元。如果我们事先唤起了法官的死亡意识，他们要求的保证金这则平均高达455美元。
　　哇哦，这么多？
　　我们对这个结果也很惊讶，尤其是那些法官其实受过如何正确运用法律的训练。事后，我们告知他们试验的意义。他们当然发誓，我们提出的可笑问题不会对他们的决定造成影响。然而，几百次类似的试验证明：当我们想到会死，就会对违背道德的行为更加无情，对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更有敌意。
　　您在书中甚至认为，希特勒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德国人的死亡恐惧。
　　当然不存在单一的解释。我们在书中特别强调死亡恐惧，是因为它的意义被心理学家完全否定了。关于希特勒的事实是，德国当时输了一场战争，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而且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希特勒也曾承认这个民族变得不知所措、士气低落：他想让它再次伟大。
　　经济危机及受伤的民族情感，这跟死亡恐惧是两码事。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我们认同的文化价值受到威胁，死亡恐惧就会随之产生——哪怕我们对此并无意识。您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更明了了：9·11事件前，人们对乔治·布什的支持空前地低，比任何一任总统都低。不久之后，支持率暴涨。为什么？因为他巧妙地引起了恐慌。恐怖分子不仅狡诈，而且很聪明：他们选择什么做目标？五角大楼、双子塔，也许甚至是白宫，都是象征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强大的事物。民众认为这是在攻击自身认同的文化，因而不仅引发了纽约的，而且还有密歇根和阿拉巴马的死亡恐惧。
　　也许接下来您要跟我们说，特朗普也在煽动这样的恐惧。
　　是这样。如今，美国正经历经济的持续不稳定。一群素质不高的白人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少数集团。于是特朗普替他们说出了心声：我要让美国再度伟大！要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修建一堵墙！禁止穆斯林移民！通过试验我们发现：当受试者得到必死的提醒时，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就会上升。
　　您显然一直在关注死亡恐惧引起的文化认同的阴暗面。它让我们变成民族主义者，让我们排外、不宽容。究竟为什么呢？文化也有积极意义。
　　也是，也许我们只对作恶的天赋有兴趣。但是您说得对：想到必然会死，我们的信仰就更坚定，无论在好的还是和坏的方面。比如，在试验中，受试者的死亡恐惧觉醒后，保守的人会更加抗拒异见者；宽容的人则更宽容。总体上，对死亡的恐惧让人更大方，更乐意为慈善捐助。尽管如此，我仍想说负面效用占了上风：死亡恐惧煽动了我们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的仇恨，让我们成为无脑的消费者，吃更多、喝更多、抽更多烟，唤起我们内心对身体的不适，首先是对性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