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做过很长时间，写了一本名叫《张文襄幕府纪闻》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则，是写曾国藩的。他说，曾国藩最大的过人之处，是不排满。如果他排满，中国势必分裂，列强就会把中国灭了，所以，“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就是说，没有曾国藩，中国人就会跟西方人一样，剪短发，穿短衣。
　　当然，辜鸿铭的这段话，是在清朝还没灭亡时写的。他没有想到，这段文字问世不久，清朝就翘了。中国人，很快就开始剪短发穿短衣。开始剪发还剪得比较少，个个披肩。后来就跟外国人一样了。衣装也是如此，西装和西式礼服，很快就成了官服。名士王闿运民国后依旧清朝衣冠，混进一堆西装人里充民国的官吏，只能自我调侃，说，你们穿的是外国服，我穿的也是外国服。不短发短衣，至少做民国的官，在正式场合，自己都感觉别扭。所以，立场坚定的遗老遗少，只好避居青岛或者大连。在外国人占的地方，坚持自己的文化或者政治立场。
　　进入民国之后，辜鸿铭这个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娶在东洋的怪人，没有做官。却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做了西洋文学的教授。所以，他可以依旧穿清朝的袍褂，留清朝的小辫子。连雇的包月的车夫，都留着一条粗大的辫子。其实，在民国，下层的百姓，留辫子的人很多。而上层的士绅和书生，穿袍褂的也很多，穿不起袍褂，也套一袭长衫，再配上一条围巾，就成了典型的民国书生范儿。至少在民国的北洋时期，上流社会，剪发倒是普及了，但穿西装的人，并没有超过穿长衫的。
　　短衣的推行，是在国民党时期。这一时期，主政者对社会的改造，力度明显加大。国家有了“国服”中山装，一种据说蕴含礼义廉耻、五权宪法的服装。其源头，却无非是日本的学生装，也属于西化的一部分，在日本就是西化的短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政府里混事，不穿中山装，多半是混不下去的。有一段时间，号称要复兴国民党的复兴社，还提倡穿国产蓝布的中山装，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但依旧是西化的短衣。
　　然而，真正的短衣一统天下，还是1949年之后。不仅男人的袍褂彻底绝迹，连女人的旗袍，也变成了短打扮的列宁装。绿军装、改良的中山装，摧枯拉朽，扫荡整个中国，连穷乡僻壤也没有落下。在一个穿衣戴帽象征着人的思想意识的年代，革命的改造，首先意味着衣着的改造。但是，革命衣装改造，却带来了彻底的短衣世界。这样的世界，恰是辜鸿铭辈所忧虑的西化世界。
　　在今天，中国人的穿衣打扮，除了某些细节，大体上已经跟西方人没有任何分别。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上流社会的男女，还拼命追求细节的同步，生怕自己在国外的时髦男女面前有所逊色，被人笑话老土。革命时代的单一，已经被多样化所取代，但这种多样，只是在西化环境下的多样。漫说清朝服饰，就是民国的范儿，也无法重现江湖。偶尔出现几个穿长衫的，也是在舞台上。
　　跟古代不同，现代社会，即使没有被人征服，也一样可以接受别的国家的服饰，不仅接受，而且高度普及。古代蒙古人、女真人和满人用持续和蛮霸的武力才能做到的事情，西方人用“现代”两个字就做到了。涉及人的穿衣戴帽的变革，往往是比思想和观念变革更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种事关人们身体发肤的变革，一旦真的变过来，让人们每日每时习惯之，那就影响巨大。一个民族，底层的思想变革，说说容易，实际上却难以实现。但只消变了他们的服饰，其他相关变革的阻力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消失了。唯余的些许坚持者，在民众眼里，也只有搞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