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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孤零零地一个人，她的妈妈出去玩儿了，丑小鸭在河里游呀游呀找妈妈。‘妈妈，你在哪儿？’没有人回答她，河里都是大大的石头，丑小鸭没有越过大大的石头，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妈妈”。
藏族女孩央金终于愿意和王梅说话，但王梅给她讲的《丑小鸭找妈妈》，却被央金讲出了另一个结局，王梅知道大大的石頭有着怎样的隐喻。
5·12震后两天，邻居才在一块巨石下，发现4岁的央金，她坐在母亲的尸体上，一动不动，嘴里悄声念叨：我妈死了我妈死了。
混乱、无力，透不过气，第一批进入灾区进行心理救援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医生王梅，触摸到了灾后心理救援的复杂和迫切。
在地震后第六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进入灾区，路上遇到“自称为心理咨询师的志愿者就有几百人”。
“一般来讲，灾后一个月，如果还是出现严重的回避和麻木类症状、高警觉性类似的症状，有可能就是PTSD，但是更有把握的诊断需要在灾后三个月才能确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正奎教授解释，在灾后第一个月，很多人都会出现严重的闪回、回避、高警觉和躯体不适等症状，这种早期的症状会被判断为急性应激障碍（ASD），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出现ASD症状的人群有很大可能性会转化为PTSD。
筛选风险人群被心理救援者视为重要的一步，创伤暴露程度高的人、失能老人、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有创伤经历的女性等都可能是PTSD的高风险人群。
大面积的受灾人口，使得专业心理干预的需求很大，但初期的心理救援无序而缺乏方法。有个小朋友找到刘正奎，跟他抱怨说，“叔叔，他们为什么老是要问我这个事，我是不愿意回答的，我真得不想再讲了。”在那之前，小朋友已经被反复问了十几遍创伤事件，每谈一次哭一次。
刘正奎意识到，震后民间心理救援队伍的大量涌入对灾区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即便是有一点心理学基础的人，没有经过专业化的实践训练，到了灾区他也会乱的。”
当时，在地震救援方面经验较多的日本心理学界给张侃写信，建议重视灾后的创伤心理援助，并提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的治疗方法在亚洲国家可能并不适用，甚至起反作用。
“1995年神户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曾对受灾人群采用过暴露治疗法，这是西方国家主推的干预方法之一，但是日本用了最后反而使得情绪失控，并加重了病情，并且台湾的经验也表明这个方法不行。所以，我们在汶川做心理救援的时候，就不推荐使用暴露疗法。”刘正奎说。
台湾的高级心理咨询师苏和，5·12发生时她正住在成都，震后一个多月，她和团队受邀进入了重灾区。
过去在安置点的经验，当孩子们在课上被安排用蜡笔随心画画时，苏和发现“孩子们这时候的画是非常害怕的，画的都是昆虫或是有攻击性的动物，一开始我们看不出来，要跟孩子交流才知道，甚至有孩子画一层一层的洞穴，最里面坐着一个人，就好像是他自己躲在洞穴里。”
孩子们一开始依旧封闭自己，不管唱歌还是画画，似乎苏老师和志愿者们做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这让他们几乎要放弃了。
直到有一天课上，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唱歌，唱着唱着，一个孩子开始嚎啕大哭，所有的孩子们也开始大哭，志愿者们抱着孩子为他们祝福，在那之后，孩子们就慢慢开始恢复了之前孩子本该有的天真。
到达灾区后，刘正奎很快明白过来，这次的灾后心理援助不能只像西方国家那样，找个地方、坐在小桌子前面等着被咨询就行了。
“在西方，他们叫‘see doctor’，也就是‘看医生’，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叫‘行医’，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中喜欢你走进他的家门。”于是，“专业人员 志愿者”模式的二人走访调查小组成立了。
5·12地震为我国建设灾后应急处理体系留下的遗产不容小觑。“从之前完全空白，照搬西方方法到开创出属于中国的本土化经验，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王梅说。
十年过去了，对于地震中的一部分幸存者而言，走出PTSD的阴影仍在路上。根据现有数据，刘正奎团队对受灾严重的北川地区地震所致的失独妈妈做了10年后的PTSD预测，得到的比例仍旧高达40%。
除了受灾群众的心理救援，较少为人关注的是，前去救援的医务人员、士兵、志愿者等，也曾在一段时间或很长的时间内经受着心理折磨。
地震发生时，19岁的唐毅正在重庆某部队的宿舍午休。突然，宿舍在剧烈地摇晃着，唐毅赶紧从床上蹦了起来。余震不断，整个部队都被集合了起来，参谋们跑来跑去，部队食堂也没有做饭，凭着直觉，唐毅能感觉到命令随时会来。
在操场上静坐等待了一夜，凌晨，集合哨响起，团长带来“开赴地震灾区”的命令，唐毅在连长严厉的眼神下，乖乖地交了一份遗书。他不能确定，19岁的生命会不会在这场灾难中结束。
东风1118G军用卡车沿着成渝高速公路奔驰，透过帆布罩缝隙射进来的光，唐毅看到，车上所有人都神情焦虑。天亮后，部队达到都江堰市龙池镇，那里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山川移位，唐毅随部队先遣队徒步前进，“最有经验的侦察兵都很难行进”，唐毅在大雨和狂风夹杂的大山黑夜中冷得瑟瑟发抖。到达震中已是13日晚上。
虽然路上已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到达震中区域时，眼前的画面还是唐毅始料不及的。
“那像是人间地狱！”呈现在这位年轻士兵眼前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对于现场的惨烈画面，唐毅都不忍回忆。
很多时候，这位当年还不够20岁的新兵不敢上前，也不敢直视遇难者的遗体。但救援还得继续。
幸运的是，回到部队以后，唐毅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但在救援过程中常遭遇不良刺激的士兵们确实是PTSD的风险人群。“他们受到的不良刺激很多，比如挖掘、搬运和掩埋各种死亡类型人的尸体，救助各种受伤的人员，自身经历地震余震带来的危险等。”心理学研究教授何昱解释。
何昱在地震后2年对当时第一批进入重灾区映秀镇的某支部队做了调查，发现PTSD呈阳性的比例达到了16.7%，而作为对照组的未参与救援的士兵中，只有1%。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群是医生，包括心理医生。
“医务人员的心理韧性不一定比其他人高，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面对惨死情境和伤亡环境，出现替代创伤，因此，很多时候他们反而是个高风险人群。”刘正奎解释。
“她当时跟我们说，‘我快不行了，我要疯了’。”向刘正奎诉说的是一位女护士。救援时，一个被困在废墟下的小女孩刚好看到这位护士，便开始向她求救，“姐姐，姐姐，救救我。”当时，这位护士一直忙着给其他伤员做救援，令她想不到的是，不久，小孩的声音开始变弱，最后竟不幸死去了。
在那以后，小孩的求救声开始不停地在护士的耳边出现。刘正奎对她进行紧急的心理干预。
台湾心理咨询师苏和在2012年9月回去时还没有症状，等到2013年要复工时，她发现自己没办法上班了。
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地方，所有赈灾的压力全部浮现出来。“只要睡觉的时候就会一直做噩梦，梦到自己还在灾区，还会忍不住想自我伤害，就像重度抑郁……”经过长达五年的治疗，住帐篷留下的风湿和心理都慢慢康复。
心理学研究者刘伟志曾对经历汶川地震中处于重灾区的近2000人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地震后1-3年，PTSD的发生率为24.2%。
刘伟志介绍，在汶川地震之前，关于PTSD，国家层面支持的研究课题很少，到目前为止，临床上还没有专门治疗PTSD的药物，即便被诊断，还是症状用药，“PTSD，从研究到临床还有很长的过程。”
（应受访者要求，唐毅、何昱为化名。文中出现的数据均为学界调查研究数据，并非PTSD的临床诊断数据）
藏族女孩央金终于愿意和王梅说话，但王梅给她讲的《丑小鸭找妈妈》，却被央金讲出了另一个结局，王梅知道大大的石頭有着怎样的隐喻。
5·12震后两天，邻居才在一块巨石下，发现4岁的央金，她坐在母亲的尸体上，一动不动，嘴里悄声念叨：我妈死了我妈死了。
混乱、无力，透不过气，第一批进入灾区进行心理救援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医生王梅，触摸到了灾后心理救援的复杂和迫切。
需要本土化处理的治疗方法
在地震后第六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进入灾区，路上遇到“自称为心理咨询师的志愿者就有几百人”。
“一般来讲，灾后一个月，如果还是出现严重的回避和麻木类症状、高警觉性类似的症状，有可能就是PTSD，但是更有把握的诊断需要在灾后三个月才能确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正奎教授解释，在灾后第一个月，很多人都会出现严重的闪回、回避、高警觉和躯体不适等症状，这种早期的症状会被判断为急性应激障碍（ASD），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出现ASD症状的人群有很大可能性会转化为PTSD。
筛选风险人群被心理救援者视为重要的一步，创伤暴露程度高的人、失能老人、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有创伤经历的女性等都可能是PTSD的高风险人群。
大面积的受灾人口，使得专业心理干预的需求很大，但初期的心理救援无序而缺乏方法。有个小朋友找到刘正奎，跟他抱怨说，“叔叔，他们为什么老是要问我这个事，我是不愿意回答的，我真得不想再讲了。”在那之前，小朋友已经被反复问了十几遍创伤事件，每谈一次哭一次。
刘正奎意识到，震后民间心理救援队伍的大量涌入对灾区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即便是有一点心理学基础的人，没有经过专业化的实践训练，到了灾区他也会乱的。”
当时，在地震救援方面经验较多的日本心理学界给张侃写信，建议重视灾后的创伤心理援助，并提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的治疗方法在亚洲国家可能并不适用，甚至起反作用。
“1995年神户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曾对受灾人群采用过暴露治疗法，这是西方国家主推的干预方法之一，但是日本用了最后反而使得情绪失控，并加重了病情，并且台湾的经验也表明这个方法不行。所以，我们在汶川做心理救援的时候，就不推荐使用暴露疗法。”刘正奎说。
台湾的高级心理咨询师苏和，5·12发生时她正住在成都，震后一个多月，她和团队受邀进入了重灾区。
过去在安置点的经验，当孩子们在课上被安排用蜡笔随心画画时，苏和发现“孩子们这时候的画是非常害怕的，画的都是昆虫或是有攻击性的动物，一开始我们看不出来，要跟孩子交流才知道，甚至有孩子画一层一层的洞穴，最里面坐着一个人，就好像是他自己躲在洞穴里。”
孩子们一开始依旧封闭自己，不管唱歌还是画画，似乎苏老师和志愿者们做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这让他们几乎要放弃了。
直到有一天课上，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唱歌，唱着唱着，一个孩子开始嚎啕大哭，所有的孩子们也开始大哭，志愿者们抱着孩子为他们祝福，在那之后，孩子们就慢慢开始恢复了之前孩子本该有的天真。
十年不是结束
到达灾区后，刘正奎很快明白过来，这次的灾后心理援助不能只像西方国家那样，找个地方、坐在小桌子前面等着被咨询就行了。
“在西方，他们叫‘see doctor’，也就是‘看医生’，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叫‘行医’，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中喜欢你走进他的家门。”于是，“专业人员 志愿者”模式的二人走访调查小组成立了。
5·12地震为我国建设灾后应急处理体系留下的遗产不容小觑。“从之前完全空白，照搬西方方法到开创出属于中国的本土化经验，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王梅说。
十年过去了，对于地震中的一部分幸存者而言，走出PTSD的阴影仍在路上。根据现有数据，刘正奎团队对受灾严重的北川地区地震所致的失独妈妈做了10年后的PTSD预测，得到的比例仍旧高达40%。
除了受灾群众的心理救援，较少为人关注的是，前去救援的医务人员、士兵、志愿者等，也曾在一段时间或很长的时间内经受着心理折磨。
地震发生时，19岁的唐毅正在重庆某部队的宿舍午休。突然，宿舍在剧烈地摇晃着，唐毅赶紧从床上蹦了起来。余震不断，整个部队都被集合了起来，参谋们跑来跑去，部队食堂也没有做饭，凭着直觉，唐毅能感觉到命令随时会来。
在操场上静坐等待了一夜，凌晨，集合哨响起，团长带来“开赴地震灾区”的命令，唐毅在连长严厉的眼神下，乖乖地交了一份遗书。他不能确定，19岁的生命会不会在这场灾难中结束。
东风1118G军用卡车沿着成渝高速公路奔驰，透过帆布罩缝隙射进来的光，唐毅看到，车上所有人都神情焦虑。天亮后，部队达到都江堰市龙池镇，那里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山川移位，唐毅随部队先遣队徒步前进，“最有经验的侦察兵都很难行进”，唐毅在大雨和狂风夹杂的大山黑夜中冷得瑟瑟发抖。到达震中已是13日晚上。
虽然路上已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到达震中区域时，眼前的画面还是唐毅始料不及的。
“那像是人间地狱！”呈现在这位年轻士兵眼前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对于现场的惨烈画面，唐毅都不忍回忆。
很多时候，这位当年还不够20岁的新兵不敢上前，也不敢直视遇难者的遗体。但救援还得继续。
幸运的是，回到部队以后，唐毅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但在救援过程中常遭遇不良刺激的士兵们确实是PTSD的风险人群。“他们受到的不良刺激很多，比如挖掘、搬运和掩埋各种死亡类型人的尸体，救助各种受伤的人员，自身经历地震余震带来的危险等。”心理学研究教授何昱解释。
何昱在地震后2年对当时第一批进入重灾区映秀镇的某支部队做了调查，发现PTSD呈阳性的比例达到了16.7%，而作为对照组的未参与救援的士兵中，只有1%。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群是医生，包括心理医生。
“医务人员的心理韧性不一定比其他人高，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面对惨死情境和伤亡环境，出现替代创伤，因此，很多时候他们反而是个高风险人群。”刘正奎解释。
“她当时跟我们说，‘我快不行了，我要疯了’。”向刘正奎诉说的是一位女护士。救援时，一个被困在废墟下的小女孩刚好看到这位护士，便开始向她求救，“姐姐，姐姐，救救我。”当时，这位护士一直忙着给其他伤员做救援，令她想不到的是，不久，小孩的声音开始变弱，最后竟不幸死去了。
在那以后，小孩的求救声开始不停地在护士的耳边出现。刘正奎对她进行紧急的心理干预。
台湾心理咨询师苏和在2012年9月回去时还没有症状，等到2013年要复工时，她发现自己没办法上班了。
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地方，所有赈灾的压力全部浮现出来。“只要睡觉的时候就会一直做噩梦，梦到自己还在灾区，还会忍不住想自我伤害，就像重度抑郁……”经过长达五年的治疗，住帐篷留下的风湿和心理都慢慢康复。
心理学研究者刘伟志曾对经历汶川地震中处于重灾区的近2000人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地震后1-3年，PTSD的发生率为24.2%。
刘伟志介绍，在汶川地震之前，关于PTSD，国家层面支持的研究课题很少，到目前为止，临床上还没有专门治疗PTSD的药物，即便被诊断，还是症状用药，“PTSD，从研究到临床还有很长的过程。”
（应受访者要求，唐毅、何昱为化名。文中出现的数据均为学界调查研究数据，并非PTSD的临床诊断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