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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新的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战略互信的保障，这是最大成果
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实际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暖春之旅”？
金熙德(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的再次访日，是对2006年以来中日关系回暖过程的总结，为两国关系重新定位，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双方签署了第四个联合声明，正确认识对方的国家诉求，把战略互惠确定为双方奋斗目标，这是访问的最大亮点。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此次访日，标志中日已彻底摆脱小泉当政造成的紧张关系，回到小泉上台初期，关系甚至还有所提升。
陈洁华(华东师范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对日本而言，目前中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定、繁荣、强大的时期，该如何认识这个“新邻居”，日本社会有不同看法，同样，我们对日本的评价也未必不存在偏差。所以，访问的最大成果，至少在联合声明层次上，两国形成了对对方的正确认识。但两国国民在心理上能够真正理性对待对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联合声明》？
陈洁华：胡主席访日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了战略互惠的实际内容，这是最实在的作用。简单地讲，就是双方都给对方积极的评价，日方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中方也肯定日方“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第一次以历史性文件的形式，在战略认识上达成一致，正式相互承认，很不容易。这也是双方避免猜忌的基础。
刘江永：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中国威胁论”时常兴风作浪；在中国民间，对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警惕也很敏感。在此背景下，联合声明确认、形成的共识有利于双方决策层在重大战略判断上消除误解。
联合声明既在战略认知上有新的重要发展，又体现了历史继承性，声明第二条重申继续恪守中日“三个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是必要的，这是两国今日走过曲折、实现“暖春”的基础和保证。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联合声明是现实主义的杰作，是中日关系新的起点。中国正在从政治大国迈向经济大国，日本也以经济大国的身份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格。近10年来，这对有太多故事的邻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两强”格局正在出现，战略性猜疑随之产生。
签署新的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战略互信的保障，这是最大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有关“历史问题”的表述？
金熙德：所谓“历史问题”，其实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因为事实只有一个。两国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分歧，这恐怕才是历史“出问题”的根源。“历史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决定因素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及两国舆论，要共同面对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这“四角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历史问题，中日进入磨合期，感情碰撞相当激烈，消耗了大量精力，双方也都付出代价，现在，中日决策层达成默契，控制历史问题带来的影响，不让历史成为包袱。但最终找到好的解决出口，需要时间和方法。
刘江永：如何让对方也能真正了解、理解你对那段战争历史的感受，应该说中日双方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至少，在两国政府和学界中逐渐形成共识，就是历史问题应该是历史认知问题。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怎么看那段战争岁月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关于“东海问题”的表述？
黄大慧：在《联合声明》中涉及东海问题的只有一句话，“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我认为它的解决不会拖很长时间，不会成为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大问题，中日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问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决心已经下了，大的框架已经确定，技术或者事务层面的细节可能还要继续磋商，共同开发的范围逐渐要取得共识，谈判结果的发布时机也要好好考虑……最乐观地看，今天7月在日本举行八国峰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结果了。
金熙德：不能把“东海问题”严重化。去年福田访华，和温总理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这次双方首脑同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表示，解决东海共同开发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东海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划界问题，涉及领海领土主权、国际法和民族感情等很多方面，通过理性谈判，确定共同开发的范围——这是问题关键，以此打开突破口，可解除两国政治上的矛盾。
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入常”问题，有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对‘入常’点头”。而中方分析人士却强调，中国对该问题的表态比较稳定，“点头说”只是日方“一厢情愿”的理解？
金熙德：中方对日本“入常”的态度其实一直很稳定。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中日有不同的关切点。比如，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支持日本“入常”，而中国政府在做出政治判断的时候，考虑民间情感、国际主流舆论以及中日氛围等因素。联合国改革问题涉及很多国家，取决于某些时候的国际政治气候，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态度。两三年前，日本就要冲击“入常”，但当时中日关系处于最低谷。
陈洁华：日本不会停止“入常”努力，也会继续要求中国不要成为阻力，客观地讲，日本还有能力，也有机会，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制实现目标。
其实，在《联合声明》中，多次强调“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等意思，就是表明中方愿意看到日本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这是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
此外，日本希望中国理解支持“入常”，但目前双方恐怕还没有找到与支持“入常”等价值的对日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有日本媒体提出，不久前，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奥运圣火在一些国家传递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因此，此次胡主席访日含有“外交突破”的意味？
刘江永：去年12月福田访华的时候，就向胡主席发出邀请。福田政府特别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能早些去日本访问，这也体现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当时，媒体不也都在关注“樱花之旅”吗？关于胡主席访日的计划和行程，两国外交等部门可能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磋商和设计了，本来是要去看樱花的，最后到5月终于成行了。其实从小泉后期开始，日方要求与中方对话的心情就特别迫切，而不是中国要“突破”。
陈洁华：媒体有些杂音也不奇怪，日本舆论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时间，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存在担忧，这些并不能靠领导人一两次访问就能完全化解。
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实际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暖春之旅”？
金熙德(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的再次访日，是对2006年以来中日关系回暖过程的总结，为两国关系重新定位，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双方签署了第四个联合声明，正确认识对方的国家诉求，把战略互惠确定为双方奋斗目标，这是访问的最大亮点。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此次访日，标志中日已彻底摆脱小泉当政造成的紧张关系，回到小泉上台初期，关系甚至还有所提升。
陈洁华(华东师范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对日本而言，目前中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定、繁荣、强大的时期，该如何认识这个“新邻居”，日本社会有不同看法，同样，我们对日本的评价也未必不存在偏差。所以，访问的最大成果，至少在联合声明层次上，两国形成了对对方的正确认识。但两国国民在心理上能够真正理性对待对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联合声明》？
陈洁华：胡主席访日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了战略互惠的实际内容，这是最实在的作用。简单地讲，就是双方都给对方积极的评价，日方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中方也肯定日方“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第一次以历史性文件的形式，在战略认识上达成一致，正式相互承认，很不容易。这也是双方避免猜忌的基础。
刘江永：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中国威胁论”时常兴风作浪；在中国民间，对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警惕也很敏感。在此背景下，联合声明确认、形成的共识有利于双方决策层在重大战略判断上消除误解。
联合声明既在战略认知上有新的重要发展，又体现了历史继承性，声明第二条重申继续恪守中日“三个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是必要的，这是两国今日走过曲折、实现“暖春”的基础和保证。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联合声明是现实主义的杰作，是中日关系新的起点。中国正在从政治大国迈向经济大国，日本也以经济大国的身份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格。近10年来，这对有太多故事的邻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两强”格局正在出现，战略性猜疑随之产生。
签署新的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战略互信的保障，这是最大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有关“历史问题”的表述？
金熙德：所谓“历史问题”，其实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因为事实只有一个。两国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分歧，这恐怕才是历史“出问题”的根源。“历史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决定因素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及两国舆论，要共同面对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这“四角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历史问题，中日进入磨合期，感情碰撞相当激烈，消耗了大量精力，双方也都付出代价，现在，中日决策层达成默契，控制历史问题带来的影响，不让历史成为包袱。但最终找到好的解决出口，需要时间和方法。
刘江永：如何让对方也能真正了解、理解你对那段战争历史的感受，应该说中日双方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至少，在两国政府和学界中逐渐形成共识，就是历史问题应该是历史认知问题。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怎么看那段战争岁月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关于“东海问题”的表述？
黄大慧：在《联合声明》中涉及东海问题的只有一句话，“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我认为它的解决不会拖很长时间，不会成为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大问题，中日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问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决心已经下了，大的框架已经确定，技术或者事务层面的细节可能还要继续磋商，共同开发的范围逐渐要取得共识，谈判结果的发布时机也要好好考虑……最乐观地看，今天7月在日本举行八国峰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结果了。
金熙德：不能把“东海问题”严重化。去年福田访华，和温总理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这次双方首脑同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表示，解决东海共同开发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东海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划界问题，涉及领海领土主权、国际法和民族感情等很多方面，通过理性谈判，确定共同开发的范围——这是问题关键，以此打开突破口，可解除两国政治上的矛盾。
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入常”问题，有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对‘入常’点头”。而中方分析人士却强调，中国对该问题的表态比较稳定，“点头说”只是日方“一厢情愿”的理解？
金熙德：中方对日本“入常”的态度其实一直很稳定。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中日有不同的关切点。比如，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支持日本“入常”，而中国政府在做出政治判断的时候，考虑民间情感、国际主流舆论以及中日氛围等因素。联合国改革问题涉及很多国家，取决于某些时候的国际政治气候，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态度。两三年前，日本就要冲击“入常”，但当时中日关系处于最低谷。
陈洁华：日本不会停止“入常”努力，也会继续要求中国不要成为阻力，客观地讲，日本还有能力，也有机会，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制实现目标。
其实，在《联合声明》中，多次强调“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等意思，就是表明中方愿意看到日本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这是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
此外，日本希望中国理解支持“入常”，但目前双方恐怕还没有找到与支持“入常”等价值的对日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有日本媒体提出，不久前，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奥运圣火在一些国家传递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因此，此次胡主席访日含有“外交突破”的意味？
刘江永：去年12月福田访华的时候，就向胡主席发出邀请。福田政府特别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能早些去日本访问，这也体现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当时，媒体不也都在关注“樱花之旅”吗？关于胡主席访日的计划和行程，两国外交等部门可能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磋商和设计了，本来是要去看樱花的，最后到5月终于成行了。其实从小泉后期开始，日方要求与中方对话的心情就特别迫切，而不是中国要“突破”。
陈洁华：媒体有些杂音也不奇怪，日本舆论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时间，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存在担忧，这些并不能靠领导人一两次访问就能完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