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晚明湖北作家李维桢和袁宏道的交往影响了晚明复古派作家们和公安派作家们对于彼此文学主张的交融和互通，这也让晚明文学思想上统一了“师古”和“师心”两种文学创作方式分歧，也促使复古派、公安派对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反思、对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进行再认识，加速晚明文学思想的交融，甚至对于引导晚明文学思潮流变的大方向也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晚明时期;湖北作家群;晚明文学思潮
晚明文坛，后七子独撑复古大旗长达半个世纪。其领袖人物王世贞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为了继续让复古文学流派在明代文坛发扬光大，作《末五子篇》，收录了当时文坛负有盛名、有希望继承其复古文学思想衣钵的五位文人，分别为：赵用贤、李维桢、屠隆、胡应麟、魏允中。五子中，王世贞最为器重的就是李维桢，并属意李维桢是接替他执掌复古文学流派的理想人选——“雄飞启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
李维桢（1547-1626），明代文学家，字本宁，号翼轩，湖北京山人。隆庆二年进士，后外放为官，累官至礼部尚书。王世贞在世时曾经教授和提携过李维桢，加上李维桢自身努力和卓越的才华，李维桢成功地在王世贞去世之后成为复古文学流派的领袖之一。明人邹迪光曾说：“弇州（王世贞）、新安（汪道昆）既去，门下（李维桢）独踞齐州，为时盟主”。胡应麟（末五子之一）也慨叹：“两司马（王世贞和汪道昆）相继修文，嘉隆遗老靡孑遗者，惟执事（李维桢）灵光独峙，砒柱江河，一代千秋大统攸集，茫茫震旦不遂沦为长夜，以明公在也。”袁宏道（1560-1600），字伯修，湖广公安人。少年既有文名，弱冠文集问世，公安派的领袖人物。和其兄长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一起领导公安派在晚明文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伐复古派的文学运动。
一、李维桢和袁宏道之间的交游
两派之间的领袖人物李维桢和袁宏道的关系，学界讨论的人不多，即使讨论也多认为两者关系冷淡疏离，互相敌对。如冯小禄在《明代诗文论争》一书考证，袁宏道和李维桢只有书信往来，未曾谋面。“对李维桢这位‘乡里哲人’，袁宏道虽然仰慕，但从未见过。而仅有的一次通信也是李维桢先来信，宏道作答，其称李‘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是就其浮沉外僚而言，也是普通的安慰之辞。同居楚地，又皆大有声于文坛，可他们之间的交往实在不多，这是否也暗示了两派的关系？作为后辈的公安派对李维桢表示尊敬，但并不亲近。在他们肆无忌惮地发表关于文坛现状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移家和主张时，他们也根本没有把这位文坛前辈放在眼里。”冯小禄认为袁宏道和李维桢之间的交往仅仅只是礼节性的，两人之间无深交，互相也不了解，再加上彼此领导的文学流派之间的敌对，二人之间疏淡冷漠。
但是通过详细阅读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和袁宏道的文集，发现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关系是非常密切和友好的。袁氏三兄弟中，大哥宗道和小弟中道均见过李维桢。“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本宁先生。乃家伯（袁宗道）季（袁中道）俱得亲侍杖履，而不肖独抱空怀，何缘悭之甚也！”这是袁宏道写给李维桢的书信中提到的。
虽然李维桢和袁宏道没有见过面，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毫无瓜葛，彼此陌生且隔阂。从袁宏道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袁宏道和李维桢的弟弟李维标关系很好，他和李维桢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弟维标身上的。
李维标，字本建，李维桢之三弟，“李维桢于明隆庆戊辰年（1568年）罗万化榜考取进士，维标于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唐文献榜考取进士。”李维标万历十四年考取进士之后，任国子监典簿。李维标仕途坎坷，李维桢的《六歌》诗中曾提到过其弟的遭遇。“我有季弟时相左，离骚不得留灵璅，小邑栖栖典簿曹，长裾曳向王门亸，二十余子大夫囊，粟侏儒腹不果，四歌歌季兮愁坎坷。”这里的“季弟”就是指李维标。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写信给李维标：
连日奔波，百倍牛马，片刻少闲，又为睡魔所尼。思仁兄时与士安先生（这里的士安先生指李维桢，李维桢号士安。）婆娑绿叶荫下，不啻仙矣。腰肢作恶，无缘得对二先生谈锋，奈何？
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入京谒选，授吴县县令，万历的二十三年二月赴任，万历二十四年多次上书请辞，未获批准。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信中提到的连日奔波，即指就任和辞官之事，信中的语气颇为亲昵，先是对李维标抱怨奔波劳累之苦楚，对李维标向自己描述过的，和李维桢一起在大树下乘凉交谈的悠闲场景表达艳羡之意，最后感叹没有机会和李氏兄弟“谈锋”，甚为遗憾。在万歷二十五年时，袁宏道又写信给李维标：
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已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俭于书生。至于劳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机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亦若此耳。
小修在家中应考，那得闲工夫到白下？传言甚可笑。旧说吴语可信一半，如此看来，那一半也是虚的。然则阿婆盖尽与人亦，安得一毛属自己邪？笑不尽，叹不尽。
这是李维标听说袁小修（袁中道）要到南京，去信问询，袁宏道写回信告知袁小修的行踪。并借机又和李维标抱怨：曾经以为作官是多么让人敬仰的事情，等到自己作官了，才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难以为外人所察也，就如同小婴儿见到蜡做的糖人，以为很好吃，哭喊着要吃，等拿到手中一口咬下，才觉得难吃得不得了，“唯恐唾之不尽”。因李维标之文集不存，故无法看到李维标写给袁宏道的信笺。从这两封信的措辞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和李维标交好，且见过面，“比前会兄时”。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信中毫无客套矫饰之语，直接出言尽述心中郁闷之情，可见两人并非萍水之交。且袁宏道信中自称为“弟”，称呼李维标为“兄”也足证两人关系之亲密。
万历三十五年，李维桢写信给袁宏道，袁宏道回信曰：
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李本宁先生。乃家伯季俱得亲侍杖履，而不肖独抱空怀，何缘悭之甚也！先生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此亦何重轻？然乡里有哲人，而不能为之先后，此亦后生之耻也。远辱翰贶，愧感交集，既已再拜叔氏，复因使者致谢。 袁宏道给李维桢的这封信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文提到，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两份信分别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和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袁宏道和李维桢通信和交游是在其和李维桢之弟交往已经十几年之后的事情，袁宏道在和李维标的通信中提到李维桢，是非常恭敬和仰慕的。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从袁宏道给李维标写信时提到李氏兄弟树下纳凉的场景，足证李维标和袁宏道在交往中一定会提及其兄李维桢的相关事宜。袁宏道对于李维桢不会陌生，虽然两人没有直接见面和实质性的交流，袁宏道作为后生晚辈，对于李维桢在文坛的地位、李维桢的才华却多次流露出敬仰之情，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客套之语，应该是发自内心对于李维桢的认可。
再来看袁宏道写给李维桢的信的全文，这封信通篇的语气和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开篇写自己年幼时就听说了李维桢的大名，并且袁氏兄弟中，袁中道和袁宗道都和李维桢见过面，唯独袁宏道没有见过李维桢，故袁宏道对于不能侍候在李维桢表示非常遗憾，接着又对李维桢的才华、仕途坎坷境遇表示出理解和同情，并为李维桢的际遇打抱不平。后文还特意交代了自己和“叔氏”即李维标的关系，对李维桢的来信表达谢意。冯小禄所说的袁宏道对李维桢仅仅是客套和礼节性的尊重，我认为不太妥当，仅仅从信中“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两句就作此判断，有断章取义之嫌。袁宏道和李维标交好，从两人通信中提及小修（袁中道），可推断李维标和袁中道也有交往且相熟，李维标才会在意小修是否要去南京，两人是否能见面。李维桢在《鴈字诗跋》中还特意提及“小修诗，邱长儒许寄未至”，也证明李维桢和袁中道之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故袁氏兄弟和李维桢兄弟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李维桢和袁宏道字之间虽然没有见面，但是神交已久，并且通过其兄弟彼此之间的联系，两人对对方的诗文和文学思想都是非常了解的。
二、两派交往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晚明文坛中，复古和公安派的文学分歧的矛盾点在于对诗歌创作的方式上，公安派主张“性灵”，其实是传统是诗文创作中对于“师心”的继承和发展。“师心”则指“以心为师”，诗歌创作以自我为中心，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复古派的诗文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师古”，所谓“师古”，是指向古人的诗文进行学习，按照古人诗文传统进行诗文创作。“师古与师心，不仅是文学创作源泉的问题，也涉及到文学创作方法、学习遗产和艺术独创性等问题。它们各自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偏向，因此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作家们，往往为着理论的需要各执一端。
但是，李维桢为人正派，始终未因派别的不同而狭隘指责公安派，反而能公正看待公安派的文学创作思想。公安派是以批判复古派的姿态出现在明代文坛的，但是在李维桢的文集里，始终未因文学思想不同而诋毁袁宏道，相反，李维桢甚至对袁宏道其人其才还颇为欣赏，多次称赞袁宏道的文采：
袁中郎、苏潜父皆香山分身，中郎《潇碧堂集》出，如鸡林贾人，以百金易白诗一篇，如女子诵得白学士长恨歌索价数十万。龙君御寄余鴈字诗，藻瞻新奇，余以为无可复措手处已。费国聘寄余十二章，沉雄典丽，使人骇瞩……后见袁中郎《潇碧堂集》中，高华清远，信为妍倡……三君自成一家言，而才情、学力、韵致、调格，无不尽美……诗道于今极盛，而后进好事或渐兆衰相，三君振之功，自非小语。曰诗亡而诗在楚斯一征也。
李维桢对袁宏道的《潇碧堂集》高度赞赏，认为其文风有白居易的风采。《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于文章精切，……鸡林（古国名）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白居易的诗当年曾经得到鸡林国国相的追捧，该国相通过商贾高价收购白居易的诗文。后用“诗入鸡林”指诗名远扬。李维桢在这里也借用“诗入鸡林”的典故来展示时人对袁宏道的追捧。李还认为袁宏道的《潇碧堂集》中的诗文风格对于纠正当时文坛的“时弊”大有裨益。对于袁宏道别具一格的诗文风格，李维桢也持肯定的态度。他在《董文岳诗序》中说：“夫中郎诗自为一格，不祖述而亲风雅，方为天下标志。”当时的文风“祖述而亲风雅”，意即时人模拟和效仿前人的作品。袁宏道的作品能够打破消极模仿前人作品的陋习，是值得天下人学习的。
此外，公安派和复古派两派诗文创作的矛盾集中在明代诗文创作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师古”还是“师心”上，但是由于李维桢和袁宏道两人的交好，晚明这两大对立的文学流派，在师古和师心的分歧上并没有出现激烈对立，斗争的你死我活的局面，相反，两人的惺惺相惜也促进了他们对对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采用更加客观和公正的方式看待。比如袁宏道曾经对公安派率意写作的方式进行反思，李维桢则肯定“师心”的进步意义。
李维桢从公安派的诗歌主张里看到了“师心”的优点，故将“师心”和“师古”相融合，形成折衷的理论。这一观点被学术界所认可，至今几乎成为认定李维桢是晚明文坛复古和公安派的折衷者的重要论据。很多学者都持有与此相类似的看法：
“前后七子倡导的明代复古运动尊崇汉、唐，主张摹拟古人格调;继之而起的公安派则宣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两派理论针锋相对，同时又在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显露其弊端。不少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调和两派间存在的矛盾来克服这些弊端。例如李维桢《董元仲集序》……王世贞在《重纪五子篇》《末五子篇》中曾将李、汪两人视为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后劲，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不能再继续固守门户之见，而希望对师古和师心这两种不同倾向加以折中调和。”
李维桢总结有明一代诗歌的变化，指出“师古”与“师心”的交替和通变，可以见出他的调和用心。
笔者认为，学术界这种认为李维桢将“师古”和“师心”统一是对两派文学主张的折衷或是调和的观点，实际上给予了一种假设：复古派坚持“师古”，排斥“师心”;公安派坚持“师心”，否定“师古”，“师心”和“师古”的矛盾是两派文学思想对立的核心。但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呢？
如何这种假设成立，必然会在复古派的文学思想中看到对于“师心”的猛烈攻击和批评，但是从以上所列举的王世贞和李维桢两代复古派领袖人物对于“师心”的观点中，并没有看到对于“师心”的否定和评判，反而看到的是对于“师古”和“师心”能够互为补充的论断。并对“师心”的积极作用以及它能纠正“复古”中的盲目模拟的功效也给予了肯定。
关于“师古”与“师心”统一的讨论，其实也是基于这样“动态平衡”的理念和视角来探讨两派之间的关系，因为两派的文学思想不是固化的，是流动和变化的，这样的尝试也是理解就解读晚明文学思想碰撞的一种新的尝试。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面对公安派提出以“师心”来革除“师古”之弊时，李维桢欣然接受，因为李维桢和两派在“师心”功能上的认知本来就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分析。所以他对公安派和竟陵派采取了开放性接纳的态度，这也让复古派得以继续和两派相峙在晚明文坛中，统一“师古”和“师心”两种文学创作方式分歧，也促使复古派、公安派、对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反思、对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进行再认识，加速两派文学思想的交融，甚至对于引导晚明文学思潮流变的大方向也有积极的作用。
李维桢对于公安派的这种开放的、友善的态度，也是有助于公安派顺利在晚明文坛推进他们的文学思想。所以，公安派在和复古派的激烈对抗中，对于其领袖李攀龙和王世貞多有攻击，但始终未曾对李维桢个人有任何攻击，这和两派之间领袖之间这种能摈弃门户之见的平等交往也有关系，两人之间关系的梳理也为考察明末公安派和复古派文学论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也为两派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史料。
参考文献：
[1]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齐鲁书社1997，153-568.
[2]袁宏道.袁宏道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60.
[3]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76.
基金项目：湖北省2019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晚明时期湖北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9G118）阶段性研究成果。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中晚明时期;湖北作家群;晚明文学思潮
晚明文坛，后七子独撑复古大旗长达半个世纪。其领袖人物王世贞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为了继续让复古文学流派在明代文坛发扬光大，作《末五子篇》，收录了当时文坛负有盛名、有希望继承其复古文学思想衣钵的五位文人，分别为：赵用贤、李维桢、屠隆、胡应麟、魏允中。五子中，王世贞最为器重的就是李维桢，并属意李维桢是接替他执掌复古文学流派的理想人选——“雄飞启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
李维桢（1547-1626），明代文学家，字本宁，号翼轩，湖北京山人。隆庆二年进士，后外放为官，累官至礼部尚书。王世贞在世时曾经教授和提携过李维桢，加上李维桢自身努力和卓越的才华，李维桢成功地在王世贞去世之后成为复古文学流派的领袖之一。明人邹迪光曾说：“弇州（王世贞）、新安（汪道昆）既去，门下（李维桢）独踞齐州，为时盟主”。胡应麟（末五子之一）也慨叹：“两司马（王世贞和汪道昆）相继修文，嘉隆遗老靡孑遗者，惟执事（李维桢）灵光独峙，砒柱江河，一代千秋大统攸集，茫茫震旦不遂沦为长夜，以明公在也。”袁宏道（1560-1600），字伯修，湖广公安人。少年既有文名，弱冠文集问世，公安派的领袖人物。和其兄长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一起领导公安派在晚明文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伐复古派的文学运动。
一、李维桢和袁宏道之间的交游
两派之间的领袖人物李维桢和袁宏道的关系，学界讨论的人不多，即使讨论也多认为两者关系冷淡疏离，互相敌对。如冯小禄在《明代诗文论争》一书考证，袁宏道和李维桢只有书信往来，未曾谋面。“对李维桢这位‘乡里哲人’，袁宏道虽然仰慕，但从未见过。而仅有的一次通信也是李维桢先来信，宏道作答，其称李‘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是就其浮沉外僚而言，也是普通的安慰之辞。同居楚地，又皆大有声于文坛，可他们之间的交往实在不多，这是否也暗示了两派的关系？作为后辈的公安派对李维桢表示尊敬，但并不亲近。在他们肆无忌惮地发表关于文坛现状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移家和主张时，他们也根本没有把这位文坛前辈放在眼里。”冯小禄认为袁宏道和李维桢之间的交往仅仅只是礼节性的，两人之间无深交，互相也不了解，再加上彼此领导的文学流派之间的敌对，二人之间疏淡冷漠。
但是通过详细阅读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和袁宏道的文集，发现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关系是非常密切和友好的。袁氏三兄弟中，大哥宗道和小弟中道均见过李维桢。“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本宁先生。乃家伯（袁宗道）季（袁中道）俱得亲侍杖履，而不肖独抱空怀，何缘悭之甚也！”这是袁宏道写给李维桢的书信中提到的。
虽然李维桢和袁宏道没有见过面，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毫无瓜葛，彼此陌生且隔阂。从袁宏道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袁宏道和李维桢的弟弟李维标关系很好，他和李维桢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弟维标身上的。
李维标，字本建，李维桢之三弟，“李维桢于明隆庆戊辰年（1568年）罗万化榜考取进士，维标于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唐文献榜考取进士。”李维标万历十四年考取进士之后，任国子监典簿。李维标仕途坎坷，李维桢的《六歌》诗中曾提到过其弟的遭遇。“我有季弟时相左，离骚不得留灵璅，小邑栖栖典簿曹，长裾曳向王门亸，二十余子大夫囊，粟侏儒腹不果，四歌歌季兮愁坎坷。”这里的“季弟”就是指李维标。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写信给李维标：
连日奔波，百倍牛马，片刻少闲，又为睡魔所尼。思仁兄时与士安先生（这里的士安先生指李维桢，李维桢号士安。）婆娑绿叶荫下，不啻仙矣。腰肢作恶，无缘得对二先生谈锋，奈何？
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入京谒选，授吴县县令，万历的二十三年二月赴任，万历二十四年多次上书请辞，未获批准。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信中提到的连日奔波，即指就任和辞官之事，信中的语气颇为亲昵，先是对李维标抱怨奔波劳累之苦楚，对李维标向自己描述过的，和李维桢一起在大树下乘凉交谈的悠闲场景表达艳羡之意，最后感叹没有机会和李氏兄弟“谈锋”，甚为遗憾。在万歷二十五年时，袁宏道又写信给李维标：
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已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俭于书生。至于劳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机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亦若此耳。
小修在家中应考，那得闲工夫到白下？传言甚可笑。旧说吴语可信一半，如此看来，那一半也是虚的。然则阿婆盖尽与人亦，安得一毛属自己邪？笑不尽，叹不尽。
这是李维标听说袁小修（袁中道）要到南京，去信问询，袁宏道写回信告知袁小修的行踪。并借机又和李维标抱怨：曾经以为作官是多么让人敬仰的事情，等到自己作官了，才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难以为外人所察也，就如同小婴儿见到蜡做的糖人，以为很好吃，哭喊着要吃，等拿到手中一口咬下，才觉得难吃得不得了，“唯恐唾之不尽”。因李维标之文集不存，故无法看到李维标写给袁宏道的信笺。从这两封信的措辞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和李维标交好，且见过面，“比前会兄时”。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信中毫无客套矫饰之语，直接出言尽述心中郁闷之情，可见两人并非萍水之交。且袁宏道信中自称为“弟”，称呼李维标为“兄”也足证两人关系之亲密。
万历三十五年，李维桢写信给袁宏道，袁宏道回信曰：
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李本宁先生。乃家伯季俱得亲侍杖履，而不肖独抱空怀，何缘悭之甚也！先生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此亦何重轻？然乡里有哲人，而不能为之先后，此亦后生之耻也。远辱翰贶，愧感交集，既已再拜叔氏，复因使者致谢。 袁宏道给李维桢的这封信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文提到，袁宏道给李维标的两份信分别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和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袁宏道和李维桢通信和交游是在其和李维桢之弟交往已经十几年之后的事情，袁宏道在和李维标的通信中提到李维桢，是非常恭敬和仰慕的。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从袁宏道给李维标写信时提到李氏兄弟树下纳凉的场景，足证李维标和袁宏道在交往中一定会提及其兄李维桢的相关事宜。袁宏道对于李维桢不会陌生，虽然两人没有直接见面和实质性的交流，袁宏道作为后生晚辈，对于李维桢在文坛的地位、李维桢的才华却多次流露出敬仰之情，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客套之语，应该是发自内心对于李维桢的认可。
再来看袁宏道写给李维桢的信的全文，这封信通篇的语气和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开篇写自己年幼时就听说了李维桢的大名，并且袁氏兄弟中，袁中道和袁宗道都和李维桢见过面，唯独袁宏道没有见过李维桢，故袁宏道对于不能侍候在李维桢表示非常遗憾，接着又对李维桢的才华、仕途坎坷境遇表示出理解和同情，并为李维桢的际遇打抱不平。后文还特意交代了自己和“叔氏”即李维标的关系，对李维桢的来信表达谢意。冯小禄所说的袁宏道对李维桢仅仅是客套和礼节性的尊重，我认为不太妥当，仅仅从信中“道高而位不称，才丰而遇啬”两句就作此判断，有断章取义之嫌。袁宏道和李维标交好，从两人通信中提及小修（袁中道），可推断李维标和袁中道也有交往且相熟，李维标才会在意小修是否要去南京，两人是否能见面。李维桢在《鴈字诗跋》中还特意提及“小修诗，邱长儒许寄未至”，也证明李维桢和袁中道之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故袁氏兄弟和李维桢兄弟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李维桢和袁宏道字之间虽然没有见面，但是神交已久，并且通过其兄弟彼此之间的联系，两人对对方的诗文和文学思想都是非常了解的。
二、两派交往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晚明文坛中，复古和公安派的文学分歧的矛盾点在于对诗歌创作的方式上，公安派主张“性灵”，其实是传统是诗文创作中对于“师心”的继承和发展。“师心”则指“以心为师”，诗歌创作以自我为中心，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复古派的诗文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师古”，所谓“师古”，是指向古人的诗文进行学习，按照古人诗文传统进行诗文创作。“师古与师心，不仅是文学创作源泉的问题，也涉及到文学创作方法、学习遗产和艺术独创性等问题。它们各自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偏向，因此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作家们，往往为着理论的需要各执一端。
但是，李维桢为人正派，始终未因派别的不同而狭隘指责公安派，反而能公正看待公安派的文学创作思想。公安派是以批判复古派的姿态出现在明代文坛的，但是在李维桢的文集里，始终未因文学思想不同而诋毁袁宏道，相反，李维桢甚至对袁宏道其人其才还颇为欣赏，多次称赞袁宏道的文采：
袁中郎、苏潜父皆香山分身，中郎《潇碧堂集》出，如鸡林贾人，以百金易白诗一篇，如女子诵得白学士长恨歌索价数十万。龙君御寄余鴈字诗，藻瞻新奇，余以为无可复措手处已。费国聘寄余十二章，沉雄典丽，使人骇瞩……后见袁中郎《潇碧堂集》中，高华清远，信为妍倡……三君自成一家言，而才情、学力、韵致、调格，无不尽美……诗道于今极盛，而后进好事或渐兆衰相，三君振之功，自非小语。曰诗亡而诗在楚斯一征也。
李维桢对袁宏道的《潇碧堂集》高度赞赏，认为其文风有白居易的风采。《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于文章精切，……鸡林（古国名）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白居易的诗当年曾经得到鸡林国国相的追捧，该国相通过商贾高价收购白居易的诗文。后用“诗入鸡林”指诗名远扬。李维桢在这里也借用“诗入鸡林”的典故来展示时人对袁宏道的追捧。李还认为袁宏道的《潇碧堂集》中的诗文风格对于纠正当时文坛的“时弊”大有裨益。对于袁宏道别具一格的诗文风格，李维桢也持肯定的态度。他在《董文岳诗序》中说：“夫中郎诗自为一格，不祖述而亲风雅，方为天下标志。”当时的文风“祖述而亲风雅”，意即时人模拟和效仿前人的作品。袁宏道的作品能够打破消极模仿前人作品的陋习，是值得天下人学习的。
此外，公安派和复古派两派诗文创作的矛盾集中在明代诗文创作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师古”还是“师心”上，但是由于李维桢和袁宏道两人的交好，晚明这两大对立的文学流派，在师古和师心的分歧上并没有出现激烈对立，斗争的你死我活的局面，相反，两人的惺惺相惜也促进了他们对对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采用更加客观和公正的方式看待。比如袁宏道曾经对公安派率意写作的方式进行反思，李维桢则肯定“师心”的进步意义。
李维桢从公安派的诗歌主张里看到了“师心”的优点，故将“师心”和“师古”相融合，形成折衷的理论。这一观点被学术界所认可，至今几乎成为认定李维桢是晚明文坛复古和公安派的折衷者的重要论据。很多学者都持有与此相类似的看法：
“前后七子倡导的明代复古运动尊崇汉、唐，主张摹拟古人格调;继之而起的公安派则宣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两派理论针锋相对，同时又在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显露其弊端。不少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调和两派间存在的矛盾来克服这些弊端。例如李维桢《董元仲集序》……王世贞在《重纪五子篇》《末五子篇》中曾将李、汪两人视为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后劲，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不能再继续固守门户之见，而希望对师古和师心这两种不同倾向加以折中调和。”
李维桢总结有明一代诗歌的变化，指出“师古”与“师心”的交替和通变，可以见出他的调和用心。
笔者认为，学术界这种认为李维桢将“师古”和“师心”统一是对两派文学主张的折衷或是调和的观点，实际上给予了一种假设：复古派坚持“师古”，排斥“师心”;公安派坚持“师心”，否定“师古”，“师心”和“师古”的矛盾是两派文学思想对立的核心。但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呢？
如何这种假设成立，必然会在复古派的文学思想中看到对于“师心”的猛烈攻击和批评，但是从以上所列举的王世贞和李维桢两代复古派领袖人物对于“师心”的观点中，并没有看到对于“师心”的否定和评判，反而看到的是对于“师古”和“师心”能够互为补充的论断。并对“师心”的积极作用以及它能纠正“复古”中的盲目模拟的功效也给予了肯定。
关于“师古”与“师心”统一的讨论，其实也是基于这样“动态平衡”的理念和视角来探讨两派之间的关系，因为两派的文学思想不是固化的，是流动和变化的，这样的尝试也是理解就解读晚明文学思想碰撞的一种新的尝试。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面对公安派提出以“师心”来革除“师古”之弊时，李维桢欣然接受，因为李维桢和两派在“师心”功能上的认知本来就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分析。所以他对公安派和竟陵派采取了开放性接纳的态度，这也让复古派得以继续和两派相峙在晚明文坛中，统一“师古”和“师心”两种文学创作方式分歧，也促使复古派、公安派、对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反思、对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进行再认识，加速两派文学思想的交融，甚至对于引导晚明文学思潮流变的大方向也有积极的作用。
李维桢对于公安派的这种开放的、友善的态度，也是有助于公安派顺利在晚明文坛推进他们的文学思想。所以，公安派在和复古派的激烈对抗中，对于其领袖李攀龙和王世貞多有攻击，但始终未曾对李维桢个人有任何攻击，这和两派之间领袖之间这种能摈弃门户之见的平等交往也有关系，两人之间关系的梳理也为考察明末公安派和复古派文学论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也为两派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史料。
参考文献：
[1]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齐鲁书社1997，153-568.
[2]袁宏道.袁宏道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60.
[3]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76.
基金项目：湖北省2019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晚明时期湖北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9G118）阶段性研究成果。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