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驿繁忙，通行天T，所经之地皆有接待站点，看似便捷之极，但实际上古代出行却并不那么方便，一般老百姓是不能随便出门的。
　　凭官方证件乘驿接待
　　秦汉以来，封建王朝就已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户”（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管理统治。从汉代五家为“伍”，10家为“什”，百家为“里”，到清代的10户1牌，10牌1甲，10甲为1保“牌甲制”，都是为严密控制民众，成为户籍管理、催缴赋税、差遣服役、征抽兵丁、维护治安，保证国家财税收入和补充兵源等职能的基层组织。
　　这种过关交验的身份证明，即关照。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牙璋”和“圭璋”可作为凭据。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护照称为“节、符、传”等。唐代则在汉魏“过所”基础上演变出新的称谓“公验”，即通关文牒。宋承唐制又发展为“关引”和“符牌”两种，元朝则以“公验”和“腰牌”为主，明清时期的称谓有“文谍”“关照”“符牌”和“堪合”等，而其作用则大同小异。这种吏民的通行证分公私两种，只有官吏出差才能按等级由驿站供应食宿车马。
　　唐初出国签证很难，唐玄奘等了三年都批不下来，只好冒着被通缉的罪名，孤身偷渡出国，于此可知当年境况。
　　宋代乘驿，使臣须持有官府所颁驿券、牌符。宋初驿券由枢密院发给，名“头子”。后因秦州节度判官之子诈骗乘驿谋乱，遂又废止，复用唐代银牌。后因使臣护边多有遗失，便又取消，恢复驿券之例。
　　宋代文武大臣奉使入朝，除持驿券外，还有给馆券、仓券之制。伴随急脚递设置，还有“金字牌”之制。宋神宗“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驿使持有金牌就可以一路疾行，见者让道，不得阻挠。
　　驿券牌符路引
　　元代使臣乘驿必须有牌面文字，无则给马或有则不给马都要治罪。所谓牌面文字就是指乘驿的凭证，有牌符、驿券、和铺马札子等，是官员职位高低和权力等级的标志。牌符有初期的海青牌和后来的金虎符牌、金圆牌、银圆牌数种。金虎牌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或“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诸字。金、银圆牌形状大小如金虎牌，只刻有文字再无其他图案，故也称“素金牌”和“平银牌”。起初皆发给高层显贵、军官等使臣使用，后来民官和商人也可奏请得到牌符。
　　驿券是纸质凭证，又名驿马券，专供下级官吏持有，由中书省颁发。券面盖有中书省所属官衙之印，后又专盖典瑞院之印。铺马札子《元史》称“铺马圣旨”或“给驿玺书”，系由中书省印发，“书中写明乘传之意”的纸质品。驿站根据这些牌符凭证所表明的官职品级，供给驿马，在驰驿后，均须交回原发官司。对于通讯使臣，驿站特别照顾，要尽量提供方便，以免延误邮递时间。
　　明代驰驿，全凭驿券，否则严禁驰驿。明代驿券在不同时期，各有其名，但大体有符验、看合、火票三种，而黎民百姓外出，则必须持“路引”，违者将被关津擒拿，依律治罪。洪武初，驰驿者发给关文。洪武四年（1370年）颁制三种牌符，其中金牌信符，用于茶马交易，限于和西番诸国往来。牌上刻篆文“皇帝圣旨”四字，左刻“合当差发”，右刻“不信者斩”。
　　同时，还有用黄麻织成的符驗，由各省的都、布、按三司及卫所发给公差人员，持之到各驿站可使乘运输工具，差事完毕，须缴回销号。
　　为不影响军情传递，明代使用“火牌”，亦称“火票”，取其“火速”“火急”之意，专由兵部制发。火票“止许一人一马，给与饭食。凡经由水路与不系军情，不许擅用，例甚严也。”持有火票可领取廪给、口粮，所以使差途中多有停留拖延时日者，反而使军情不能火速递达。
　　路引是明代继承秦汉的“传”、隋代的“公验”、唐代的“过所”、宋代的“公凭”等历代同类凭证演变而来，是出门旅行者所持的身份证明。由本人所在地官衙具写，填明籍贯、年龄、职业、行李多少和旅行目的，重点用于非军籍人员。途中的关津、逆旅、要详细查对引目。如有差异，立即擒捉赴官。若有疏漏，检查人员将处以连坐之罪。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将行人持“路引”定为法律，当时出行没有官府开具的“路引”或不按路线关津走路，都是要严惩的。路引和汉代的传符一样，要付钱买，官吏借机敛财，中饱私囊，贪污引费者不绝，成为明代一大弊害。
　　清代的符牌、文谍、堪合、关照等一如前代，在所谓康乾盛世，驿递运转还较为正常，而到后来随着王朝的腐败没落，义军蜂起内乱不已，外寇侵略打破国门，流民奔徙逃亡不定，官府自顾不暇，对邮传驿站已无力管顾支应，遂致消亡，民众上路才失去约束，日渐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