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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更像一间青年旅社。屋里塞著上下铺，6块木板搭成的小床，一个挨着一个，紧贴墙和窗户，过道只够一人通过。这里毗邻繁华，透过油腻污浊的玻璃窗，能瞅见筷子般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一公里外，是重庆市地标建筑解放碑。
这里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每天凌晨3点多，闹铃声开始此起彼伏。晚上到了12点，租客才一茬茬回来。电视里嘈杂的声音、爬木梯时的咯吱声、如雷的鼾声交织在一起。
屋里充斥着老人房间特有的潮闷味儿。6个老头占据着这些上下铺，他们中最老的已经81岁，最年轻的也有61岁。年龄加起来差不多400岁。
74岁的房东王甘德不久前才搬出这间屋子。老伴尚在世时，他俩睡中间的下铺。这是所有人都觊觎的床铺，它不仅免去了爬梯的辛苦，整理被子时双臂还能自由舒展。随着老伴病逝，81岁的孔老头搬入，王甘德不舍地腾出了这张床，挪到冷清的客厅。
在这间屋子里，没人能说出其他人的全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一只眼瞎了；有人当过流浪汉；有人去过北京，有人一辈子没迈出过重庆。相同点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无儿无女，许多都是五保户。
在生命的暮年，他们挤进了这个房间。他们会倚在床上摆龙门阵、吹牛，也会为一桶油、一袋洗衣粉闹得脸红脖子粗。命运的风将他们从各个方向吹进这间狭小的屋子后，每个人都有不想走、走不了的理由。
81岁的孔凡中最先被外界注意到。这位房客口中的孔老头，在解放碑一带卖了21年糖葫芦。也正因衰老，和其他竞争者比，他获得了极大优势——从没城管忍心找他的麻烦。
当他皱巴巴的脸和红彤彤的糖葫芦一起被镜头捕捉后，有网友惊叹，“这么老了竟还在卖糖葫芦！”记者跟随他回家，发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事实：在这个黑黢黢的房间里，还住着这么多老头！
在房东王甘德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已有20多年历史。原先是在附近一处14平方米的房子里，两层大通铺，七八个租客和他们老两口横着排开，中间用小木块隔着。
王甘德在街道上拖垃圾车，老伴除了帮忙，也会接零活。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孤寡老人，在他风烛残年之际，王甘德的老伴作为护工照顾了他1年多，每天给他翻身、洗澡、把屎把尿。老人去世后，居委会出面，将房子给了王甘德夫妇。
最终，这个孤老头留下的房子，成了一群孤老头的容身之处。
几年前，房子拆迁，王甘德用补偿款买下一套39.5平方米公房的使用权。出过车祸、落下二级残疾的儿子搬进小房间，租客们搬进大房间。新住处有了厨房，有了厕所，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供吃饭的小客厅。
王甘德对新家甚为满意。他把养老院统称为“幸福院”。去居委会楼上那家“幸福院”考察后，他撅着嘴摇了摇头，“那儿没有阳光”。他得意的是，自己打造的这间宿舍有扇向南的窗，虽然紧靠着的两张木板床将它割得四分五裂。
最关键的是，“幸福院”一个月得交1300元，这儿一个床铺每月租金才150元，水电气全包。算下来，一天只花5元。干了20多年“棒棒儿”的房客罗召福，跑遍了“下里巴人”聚居的中兴路，没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地儿。
王甘德还制订了一些“人性化政策”。“宿舍头三天不收钱”，王甘德想借此考验租客——过去曾有人“手脚不干净”，被他扭送到派出所。房租按实际居住天数算，房客回老家时不收费。不会记账、连日历都不会用的王甘德，全凭脑袋记下日期。
几乎所有房客都奔着极低的房租搬来。在这里，没人需要占用唯一的衣柜，一床发黄的被褥、床头拱起的衣服堆就是大部分行李。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锅碗瓢盆，它们搁在厨房布满污渍的木架上，有些表面比炭还黑。
对大多数房客来说，这个简陋的“家”，就是唯一的家。有几人甚至和王甘德夫妇同住了十几年。
王甘德常打趣，大家冥冥中有种缘分。他掰着手指头笑着说：“看嘛，这里住了两个‘棒棒儿’，两个‘荒儿’，两个‘糖葫芦’，都是刚刚好两个！”
扁担是屋里最重要的物品。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饭，无论是肩挑背扛送货的“瞎子”“罗棒棒”，还是以收废品为生的“覃荒儿”“周三儿”。他们每人都备有两根扁担，因为干活小憩时这件宝贝经常被悄悄顺走。
他们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在这座山城，靠着人力和工具，楼房从石头里蹿出来，向着天空一节节生长，而他们在逐渐老去。曾经扒上一碗大米饭、补上一觉就能重新长出来的气力，正抽离他们的身体。
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廖厚华不得不搁下“象征强者身份”的扁担。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廖厚华的绰号是“廖神头”。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还需要考试——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他几乎大气都没喘，“实在太简单了”。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廖神头成了“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一床铺盖自己用，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同意收他为徒。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廖神头抵押了30元，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孔老头常对人强调，解放前，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地下共产党”。
在房客们看来，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王甘德记得，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对方死活没应。
凌晨3点多，“瞎子”和罗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
发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肉铺和小摊上。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一件50斤的货物，从抬下车到上架，只值2元。背着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楼，值5元。
“瞎子”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不过，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与街边等活的“野棒棒儿”相比，他不算潦倒。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
装满鸡蛋，挎上背篓那刻，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一双全新的解放鞋，穿在他脚上，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
他说，他有种感觉，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因为工钱低，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有时，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晚上又忙到11点。
“瞎子呐，一年挣十几万！”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在大伙眼里，他是最“拼”的一个，但他也“哈得很（重庆话，很傻）”，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他不肯要钱。侄女婿说要买车，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还不打欠条。
大家心知肚明，这位“有钱人”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他已经69岁，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后，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今天找了几块钱？”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问题，它关乎床板下瘪下去的米袋子、兜里2元一包的本地烟。
没人讨论将来的事儿，除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下雨天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棒棒儿和“荒儿”还能想想办法，戴个草帽，脖上系块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门。“糖葫芦们”几乎就手足无措了。毕竟，那一串串浇着蜜糖的果子，比人娇贵多了。
孔老头是宿舍里唯一有儿女的人，但从没人见他们来过。
每当电视里提到“首都”，孔老头总会有些得意地讲起儿子在北京的房子，“足足有100多平”“房价200多万”“沙发大到能睡四个人”。
他去北京时坐的是“大飞机”，儿子买的票。可只待了一年多，他就坐火车回了重庆。票是自个儿偷偷买的，26个小时的硬座，什么行李都没带。
他说自己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太冷了”。进小区要输密码，到了楼下又要输密码，他总是记不住那几个数字，经常在风中一站就是半小时。
“北京太贵了！一斤嫩黄瓜要快20元，一斤四季豆要12元！”孔老头伸手比划价格，摇了摇头，“不想给儿子添负担”。也有人悄悄说，孔老头和儿媳妇合不来。
相比儿子的豪宅，他似乎更习惯这里寒酸的高低铺，没有门禁，没有拘束，“想去哪儿耍就去哪儿耍”。
剩下的房客里只有周三儿曾有过家庭。他沉默寡言，什么话题都不搭腔，只是笑笑。他做事像慢动作录像片，别人抹把脸就能出门，他起码要半个钟头，洗脚要一个钟头，洗衣服简直像朝圣，要两个钟头。碰见他扫公厕的嫂子，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这男人做事太磨叽了，女人受不了。
罗棒棒则是自己甩掉了“姻缘”。他曾在村里趾高气昂，40多岁就盖起了砖瓦房。有中间人带着一个湖北女人来找他，想把女人嫁给他，只是要给4000元的“介绍费”。罗棒棒挥手轰走了她们。后来，女人嫁到邻村，生了两个娃，跑了。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罗棒棒神色黯然。“要是当时舍得出这点钱，就算人跑了，至少还能留下个娃娃啊！”
廖神头不后悔打光棍。19岁时，母亲让他娶一个驼背女人，他性子倔，死活不肯。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发了疯，被送去歌乐山精神病院，关了3年。病好了，出院后，他再没回过家。
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夏天坐轮船，冬天坐火车，靠给乘务员干活免票。第一次去北京时，蓬头垢面的他被当成叫花子抓走，劳动了3个月。第二回去北京，他学乖了，花几块钱理了发，借了铁路职工的制服，混在熙攘的人群中。
至今他仍穿着和身份不相称的制服，一个邮差送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头那样洒脱。在这间拥挤的宿舍里，多数老头还是向往过“爱情”——“找个心意相投的人作伴，平时能说说话，病了能相互照顾”。但这种向往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原则——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瞎子曾带回过两个“女朋友”。一个老太太双目失明，吃饭洗衣都靠他，瞎子左思右想，“不想倒还背包袱”。另一个身体健全，没两天就让他交出银行卡。两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
覃荒儿曾从宿舍消失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两人一起租了房。女方发现他一无所有后，人和铺盖都消失了。覃荒儿打电话过去，对方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他又背着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
这几年开始，几乎没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儿了。
人人都知道，以他们的年纪和条件，就像菜摊上越来越蔫的菜叶，“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
覃荒儿算是宿舍里的“知识分子”。他念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镜。没事时，他会花一块钱买本薄薄的生肖书，坐在小板凳上凑近了看。
预测他会升官发财的段落，他一概跳过。“好事不准，孬事准得很。”他眯着眼笑笑说。那些预测他可能“被狗咬”“被车撞”的内容，他会逐字逐句地读。
为了对抗生活的风险，廖神头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不攒钱。“今天死还是明天死都不晓得，攒下那么多钱，死了还不是归公。”
其他老人也是一样，能管饱肚子，生活就照过。收不到废品时，有人勾着腰在街边看人斗牌。回到宿舍，有人喜欢看讲家庭琐事的调解节目，有人喜欢看《山城棒棒军》，觉得里面演的简直就是自己。看腻了电视，有人用捡来的歌碟放草原歌曲，歌里轻轻唱着“春天来了”“回家吧”……
很少有人讨论最终的归宿。谁都知道，随着年衰力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去更低等的行业，要么彻底退出竞争市场，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回到早已荒芜的田地里。
百货商场倒闭时，廖神头的同事“杆子棍”选择了后者。这个身子如鱼干般精瘦的男人，挑走铺盖时向所有人郑重宣布：“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宿舍里的老头们谈起他时，语气里透着嫉妒，“他享福去了”。大家知道，杆子棍和他们不一样，他在老家有房，有家人，有儿女。
廖神头没有这样的家乡。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铺上自己的被褥，将所有衣物堆上床头。他的糖葫芦稻草棒，静静地倚在客厅靠门的角落里，明天上面又将插满冰糖、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他希望日子越过越甜。
（梁根生荐自《中国青年报》）
责编：小侧
这里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每天凌晨3点多，闹铃声开始此起彼伏。晚上到了12点，租客才一茬茬回来。电视里嘈杂的声音、爬木梯时的咯吱声、如雷的鼾声交织在一起。
屋里充斥着老人房间特有的潮闷味儿。6个老头占据着这些上下铺，他们中最老的已经81岁，最年轻的也有61岁。年龄加起来差不多400岁。
74岁的房东王甘德不久前才搬出这间屋子。老伴尚在世时，他俩睡中间的下铺。这是所有人都觊觎的床铺，它不仅免去了爬梯的辛苦，整理被子时双臂还能自由舒展。随着老伴病逝，81岁的孔老头搬入，王甘德不舍地腾出了这张床，挪到冷清的客厅。
在这间屋子里，没人能说出其他人的全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一只眼瞎了；有人当过流浪汉；有人去过北京，有人一辈子没迈出过重庆。相同点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无儿无女，许多都是五保户。
在生命的暮年，他们挤进了这个房间。他们会倚在床上摆龙门阵、吹牛，也会为一桶油、一袋洗衣粉闹得脸红脖子粗。命运的风将他们从各个方向吹进这间狭小的屋子后，每个人都有不想走、走不了的理由。
比“幸福院”还幸福的家
81岁的孔凡中最先被外界注意到。这位房客口中的孔老头，在解放碑一带卖了21年糖葫芦。也正因衰老，和其他竞争者比，他获得了极大优势——从没城管忍心找他的麻烦。
当他皱巴巴的脸和红彤彤的糖葫芦一起被镜头捕捉后，有网友惊叹，“这么老了竟还在卖糖葫芦！”记者跟随他回家，发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事实：在这个黑黢黢的房间里，还住着这么多老头！
在房东王甘德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已有20多年历史。原先是在附近一处14平方米的房子里，两层大通铺，七八个租客和他们老两口横着排开，中间用小木块隔着。
王甘德在街道上拖垃圾车，老伴除了帮忙，也会接零活。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孤寡老人，在他风烛残年之际，王甘德的老伴作为护工照顾了他1年多，每天给他翻身、洗澡、把屎把尿。老人去世后，居委会出面，将房子给了王甘德夫妇。
最终，这个孤老头留下的房子，成了一群孤老头的容身之处。
几年前，房子拆迁，王甘德用补偿款买下一套39.5平方米公房的使用权。出过车祸、落下二级残疾的儿子搬进小房间，租客们搬进大房间。新住处有了厨房，有了厕所，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供吃饭的小客厅。
王甘德对新家甚为满意。他把养老院统称为“幸福院”。去居委会楼上那家“幸福院”考察后，他撅着嘴摇了摇头，“那儿没有阳光”。他得意的是，自己打造的这间宿舍有扇向南的窗，虽然紧靠着的两张木板床将它割得四分五裂。
最关键的是，“幸福院”一个月得交1300元，这儿一个床铺每月租金才150元，水电气全包。算下来，一天只花5元。干了20多年“棒棒儿”的房客罗召福，跑遍了“下里巴人”聚居的中兴路，没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地儿。
王甘德还制订了一些“人性化政策”。“宿舍头三天不收钱”，王甘德想借此考验租客——过去曾有人“手脚不干净”，被他扭送到派出所。房租按实际居住天数算，房客回老家时不收费。不会记账、连日历都不会用的王甘德，全凭脑袋记下日期。
几乎所有房客都奔着极低的房租搬来。在这里，没人需要占用唯一的衣柜，一床发黄的被褥、床头拱起的衣服堆就是大部分行李。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锅碗瓢盆，它们搁在厨房布满污渍的木架上，有些表面比炭还黑。
对大多数房客来说，这个简陋的“家”，就是唯一的家。有几人甚至和王甘德夫妇同住了十几年。
王甘德常打趣，大家冥冥中有种缘分。他掰着手指头笑着说：“看嘛，这里住了两个‘棒棒儿’，两个‘荒儿’，两个‘糖葫芦’，都是刚刚好两个！”
扁担是屋里最重要的物品。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饭，无论是肩挑背扛送货的“瞎子”“罗棒棒”，还是以收废品为生的“覃荒儿”“周三儿”。他们每人都备有两根扁担，因为干活小憩时这件宝贝经常被悄悄顺走。
他们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在这座山城，靠着人力和工具，楼房从石头里蹿出来，向着天空一节节生长，而他们在逐渐老去。曾经扒上一碗大米饭、补上一觉就能重新长出来的气力，正抽离他们的身体。
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廖厚华不得不搁下“象征强者身份”的扁担。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廖厚华的绰号是“廖神头”。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还需要考试——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他几乎大气都没喘，“实在太简单了”。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廖神头成了“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一床铺盖自己用，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同意收他为徒。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廖神头抵押了30元，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孔老头常对人强调，解放前，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地下共产党”。
在房客们看来，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王甘德记得，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对方死活没应。
鸡蛋追着他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和廖神头相比，宿舍里另外两个棒棒儿相对幸运。因為长期扛上百斤的货物，他们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习惯这种重量。凌晨3点多，“瞎子”和罗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
发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肉铺和小摊上。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一件50斤的货物，从抬下车到上架，只值2元。背着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楼，值5元。
“瞎子”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不过，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与街边等活的“野棒棒儿”相比，他不算潦倒。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
装满鸡蛋，挎上背篓那刻，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一双全新的解放鞋，穿在他脚上，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
他说，他有种感觉，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因为工钱低，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有时，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晚上又忙到11点。
“瞎子呐，一年挣十几万！”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在大伙眼里，他是最“拼”的一个，但他也“哈得很（重庆话，很傻）”，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他不肯要钱。侄女婿说要买车，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还不打欠条。
大家心知肚明，这位“有钱人”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他已经69岁，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后，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今天找了几块钱？”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问题，它关乎床板下瘪下去的米袋子、兜里2元一包的本地烟。
没人讨论将来的事儿，除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下雨天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棒棒儿和“荒儿”还能想想办法，戴个草帽，脖上系块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门。“糖葫芦们”几乎就手足无措了。毕竟，那一串串浇着蜜糖的果子，比人娇贵多了。
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孔老头是宿舍里唯一有儿女的人，但从没人见他们来过。
每当电视里提到“首都”，孔老头总会有些得意地讲起儿子在北京的房子，“足足有100多平”“房价200多万”“沙发大到能睡四个人”。
他去北京时坐的是“大飞机”，儿子买的票。可只待了一年多，他就坐火车回了重庆。票是自个儿偷偷买的，26个小时的硬座，什么行李都没带。
他说自己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太冷了”。进小区要输密码，到了楼下又要输密码，他总是记不住那几个数字，经常在风中一站就是半小时。
“北京太贵了！一斤嫩黄瓜要快20元，一斤四季豆要12元！”孔老头伸手比划价格，摇了摇头，“不想给儿子添负担”。也有人悄悄说，孔老头和儿媳妇合不来。
相比儿子的豪宅，他似乎更习惯这里寒酸的高低铺，没有门禁，没有拘束，“想去哪儿耍就去哪儿耍”。
剩下的房客里只有周三儿曾有过家庭。他沉默寡言，什么话题都不搭腔，只是笑笑。他做事像慢动作录像片，别人抹把脸就能出门，他起码要半个钟头，洗脚要一个钟头，洗衣服简直像朝圣，要两个钟头。碰见他扫公厕的嫂子，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这男人做事太磨叽了，女人受不了。
罗棒棒则是自己甩掉了“姻缘”。他曾在村里趾高气昂，40多岁就盖起了砖瓦房。有中间人带着一个湖北女人来找他，想把女人嫁给他，只是要给4000元的“介绍费”。罗棒棒挥手轰走了她们。后来，女人嫁到邻村，生了两个娃，跑了。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罗棒棒神色黯然。“要是当时舍得出这点钱，就算人跑了，至少还能留下个娃娃啊！”
廖神头不后悔打光棍。19岁时，母亲让他娶一个驼背女人，他性子倔，死活不肯。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发了疯，被送去歌乐山精神病院，关了3年。病好了，出院后，他再没回过家。
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夏天坐轮船，冬天坐火车，靠给乘务员干活免票。第一次去北京时，蓬头垢面的他被当成叫花子抓走，劳动了3个月。第二回去北京，他学乖了，花几块钱理了发，借了铁路职工的制服，混在熙攘的人群中。
至今他仍穿着和身份不相称的制服，一个邮差送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头那样洒脱。在这间拥挤的宿舍里，多数老头还是向往过“爱情”——“找个心意相投的人作伴，平时能说说话，病了能相互照顾”。但这种向往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原则——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瞎子曾带回过两个“女朋友”。一个老太太双目失明，吃饭洗衣都靠他，瞎子左思右想，“不想倒还背包袱”。另一个身体健全，没两天就让他交出银行卡。两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
覃荒儿曾从宿舍消失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两人一起租了房。女方发现他一无所有后，人和铺盖都消失了。覃荒儿打电话过去，对方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他又背着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
这几年开始，几乎没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儿了。
人人都知道，以他们的年纪和条件，就像菜摊上越来越蔫的菜叶，“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
覃荒儿算是宿舍里的“知识分子”。他念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镜。没事时，他会花一块钱买本薄薄的生肖书，坐在小板凳上凑近了看。
预测他会升官发财的段落，他一概跳过。“好事不准，孬事准得很。”他眯着眼笑笑说。那些预测他可能“被狗咬”“被车撞”的内容，他会逐字逐句地读。
为了对抗生活的风险，廖神头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不攒钱。“今天死还是明天死都不晓得，攒下那么多钱，死了还不是归公。”
其他老人也是一样，能管饱肚子，生活就照过。收不到废品时，有人勾着腰在街边看人斗牌。回到宿舍，有人喜欢看讲家庭琐事的调解节目，有人喜欢看《山城棒棒军》，觉得里面演的简直就是自己。看腻了电视，有人用捡来的歌碟放草原歌曲，歌里轻轻唱着“春天来了”“回家吧”……
很少有人讨论最终的归宿。谁都知道，随着年衰力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去更低等的行业，要么彻底退出竞争市场，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回到早已荒芜的田地里。
百货商场倒闭时，廖神头的同事“杆子棍”选择了后者。这个身子如鱼干般精瘦的男人，挑走铺盖时向所有人郑重宣布：“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宿舍里的老头们谈起他时，语气里透着嫉妒，“他享福去了”。大家知道，杆子棍和他们不一样，他在老家有房，有家人，有儿女。
廖神头没有这样的家乡。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铺上自己的被褥，将所有衣物堆上床头。他的糖葫芦稻草棒，静静地倚在客厅靠门的角落里，明天上面又将插满冰糖、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他希望日子越过越甜。
（梁根生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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