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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
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某些政策体制仍然带有
鼓励工业和重化工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一些突出特征”
带着四份提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参加了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65岁的迟福林始终为服务业市场的开放鼓与呼。
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服务业的开放目前还存在哪些障碍？国有企业如何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进行转型？全国两会期间，迟福林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你多次提到服务业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迟福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就是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提供有效的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
全社会需求的变化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在明显提升，如健康、养老，甚至包括制造业的服务化，都对服务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能不能以服务业为重点来推进市场的开放，形成最大的市场空间，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
未来几年，我认为中国有三个大的趋势：第一个是中国制造有可能在“互联网 ”下，由生产型制造开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第二，我们的城镇化有可能从规模的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规模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人口城镇化率可能从现在的40%，提高到52%;第三，消费结构由物质性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变。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将由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
在此基础上，中改院曾经提出当前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六大任务：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以加快金融监管转型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三是以提升公共性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四是以着力解决雾霾为重点的环境治理转型与改革;五是以开放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六是由传统市场监管方式向市场治理创新的监管转型。
银行业务技能比赛，当前金融领域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还较低。
我这次带来的4个提案，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第二，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三，以金融监管为重点的政府监管体系的变革;第四，以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我简要地概括为“三低一高”。
第一，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现在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程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
第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比如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应该说服务业开放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在金融开放方面走在了前列，但即使是上海自贸区，现在它所出台的负面清单122项，其中83项是服务贸易领域，也就是说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
第三，服务型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应当说房地产从规模上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现在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问题。如果我们的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服务水平可以提高，就会大大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
第四，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仅为韩国的15%。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到5倍。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问题，是否就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迟福林：我们服务业市场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我总的看法是，现有的某些政策体制仍然带有鼓励工业和重化工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一些突出特征。
有的服务业领域还存在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有的领域还存在价格管制，无法公平竞争;有的领域市场准入机制不尽完善，如银行、证券、保险等，还存在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还有的领域对社会资本仍有限制，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
比如我们现在的土地，服务业用地跟工业用地至少差5到9倍，比如税收，营改增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现在还没有推出，这个对于我们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严重不相适应，所以走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和挑战，不解决这些矛盾，形成以服务业为主题的产业结构激发我们市场活力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同地同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年提出了，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改革？
迟福林：地方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首先要改变做大GDP的思路。工业项目的GDP盘子大，服务业则不一样。另外，地方政府也要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从根上扭转这个理念，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自贸区。自贸区应该如何率先开放服务业？
迟福林：我对自贸区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国家设立自贸区，和过去建立保税区有所不同，是为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的实践经验，推动国家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进程，有利于我国实施自由贸易战略。
自贸区的发展，不是区域发展问题，更不是自身建设问题，而起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作用。自贸区在服务贸易的开放方面限制较多，优势尚未完全显现。我认为，自贸区应该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领域开放。
比如，金融领域可以率先试点。其次，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服务化领域，以及适合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的健康、教育、医疗、文化产业领域，也可以研究开放。
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某些政策体制仍然带有
鼓励工业和重化工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一些突出特征”
带着四份提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参加了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65岁的迟福林始终为服务业市场的开放鼓与呼。
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服务业的开放目前还存在哪些障碍？国有企业如何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进行转型？全国两会期间，迟福林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你多次提到服务业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迟福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就是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提供有效的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
全社会需求的变化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在明显提升，如健康、养老，甚至包括制造业的服务化，都对服务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能不能以服务业为重点来推进市场的开放，形成最大的市场空间，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
未来几年，我认为中国有三个大的趋势：第一个是中国制造有可能在“互联网 ”下，由生产型制造开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第二，我们的城镇化有可能从规模的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规模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人口城镇化率可能从现在的40%，提高到52%;第三，消费结构由物质性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变。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将由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
在此基础上，中改院曾经提出当前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六大任务：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以加快金融监管转型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三是以提升公共性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四是以着力解决雾霾为重点的环境治理转型与改革;五是以开放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六是由传统市场监管方式向市场治理创新的监管转型。
我这次带来的4个提案，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第二，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三，以金融监管为重点的政府监管体系的变革;第四，以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我简要地概括为“三低一高”。
第一，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现在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程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
第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比如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应该说服务业开放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在金融开放方面走在了前列，但即使是上海自贸区，现在它所出台的负面清单122项，其中83项是服务贸易领域，也就是说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
第三，服务型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应当说房地产从规模上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现在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问题。如果我们的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服务水平可以提高，就会大大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
第四，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仅为韩国的15%。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到5倍。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问题，是否就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迟福林：我们服务业市场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我总的看法是，现有的某些政策体制仍然带有鼓励工业和重化工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一些突出特征。
有的服务业领域还存在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有的领域还存在价格管制，无法公平竞争;有的领域市场准入机制不尽完善，如银行、证券、保险等，还存在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还有的领域对社会资本仍有限制，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
比如我们现在的土地，服务业用地跟工业用地至少差5到9倍，比如税收，营改增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现在还没有推出，这个对于我们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严重不相适应，所以走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和挑战，不解决这些矛盾，形成以服务业为主题的产业结构激发我们市场活力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同地同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年提出了，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改革？
迟福林：地方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首先要改变做大GDP的思路。工业项目的GDP盘子大，服务业则不一样。另外，地方政府也要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从根上扭转这个理念，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自贸区。自贸区应该如何率先开放服务业？
迟福林：我对自贸区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国家设立自贸区，和过去建立保税区有所不同，是为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的实践经验，推动国家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进程，有利于我国实施自由贸易战略。
自贸区的发展，不是区域发展问题，更不是自身建设问题，而起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作用。自贸区在服务贸易的开放方面限制较多，优势尚未完全显现。我认为，自贸区应该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领域开放。
比如，金融领域可以率先试点。其次，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服务化领域，以及适合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的健康、教育、医疗、文化产业领域，也可以研究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