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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引进外国人才有利于提升国际化水平并提升经济，但中国对外籍人士的政策相对保守，国际移民比例位于全球末端，未来可考虑对出入境等政策进行优化
对法国人杰夫而言，现在的北京是个挺好的地方。他骑着随处可见的共享自行车抵达办公室，接起电话，熟练地用中文告诉物业人员，刚到的包裹需要暂存，并计划第二天预订一辆七座的商务车送几个孩子去顺义区的国际学校。由于要抚养五个孩子，他常常一次性购买100升牛奶，让快递送上门。
从1999年被一家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算起，杰夫在中国居住了18年。“在美国你必须有车，哪个地方有这里这么方便呢？住在这个城市效率很高，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去年起，杰夫離开原来长期工作的通信行业，尝试创业开发空气检测和预报设备。尽管严重的雾霾已成为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他却显得颇为淡定，对他而言，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转好，相比中东、非洲、印度等地区也没那么糟糕。
中国不是杰夫的第一站。在法国出生的他，毕业后即选择到芬兰工作，他抗拒当时法国公司内部的普遍氛围：花时间熬成经理、高级经理，过分论资排辈，年轻人缺乏机会。“在中国，如果你很不错，‘咻一声’就能上升。”他说。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都以人口输出国的面貌示人，前往海外是一些精英的努力方向，但如今故事迎来了不同的走向。大国间的人才流动是常态，像杰夫一样为了机会来华的外籍人士不在少数，中国的各級政府也竞相推出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单向流出的格局正在改变。不过，大门打开得还不够。
29岁的尼泊尔人Buddhi是来华留学生中的一员，借助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四个月前才首次来到中国，由于当过大学教师和记者，他对中国情况了解颇多。
在Buddhi观察中，中国是尼泊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几年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大幅增加，也有许多同胞在中国从事商贸工作。他计划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归教职，并成立一所智库，帮助尼泊尔人和南亚人一同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方法。
对外籍人士而言，长期居住在中国无外乎是学习、工作、作为专家被政府引入，或随家属一同迁移等。其中，与Buddhi类似的留学生群体相对庞大。2015年来华的留学生总计近40万人，多数来自亚洲。不过，学历生占比46%，更多人前来参加短期语言培训。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5年有24万外籍人士在中国持有就业证，这一数据不包含短期来华出差和非法就业的人口。由政府引入的专家数量并不确切，从出入境的数据看，2015年约有62万余人次的外籍专家来华。
绝大多数外籍人士扎根在大城市中。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中国境内居住最多的外籍人士来自韩国，其次为美国、日本、缅甸、越南等。这些外籍人口最常居住在广州、上海和北京。
2000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仍不算多。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大多超过10%，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超过20%。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偏少，日本和韩国的比例均低于3%。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06%，属于全球后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
近五年，外国人出入中国的人次有所下滑，从2012年的5435万人次降低到了2015年的5192万人次。2010年至今，在华拿到就业证的外籍人口数量始终徘徊在24万左右。
相关政策在收紧。外国人求职招聘APP“老外快线”的创始人杨星称，市场对外教的需求始终在上升，月均工资从1.2万元左右涨到2万元左右，就业人数却没有增加，原因是就业审批很严，2015年起更为严格。
2016年，湖北规定来华外籍语言教师原则上应来自母语国家。湖北省外国专家局人士解释称，来华工作的外籍语言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来自非母语国家的外教影响了聘外单位的语言教育水平和质量，新规将使外教引进工作更加规范。
“对外籍人口最集中的需求在教育行业，此外餐饮、酒店等服务业的需求也偏多，物以稀为贵，这造成很多老外靠‘刷脸’在中国兼职，但这几类服务业受到严格控制，实际就业是最少的。”杨星说，制造业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也需要不少外国人才，但由于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在中国经营的成本高，一些跨国公司把外籍员工调回了总部。
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的美国人艾伦有类似感觉。一些外资公司由于发展不好或撤离中国、或裁撤部分员工，身边的外国朋友比过去少了。
距离艾伦初到中国已经过去30多年，此前7年，他供职于上海的一家事业单位。他曾向新公司咨询过是否能在上海的分公司工作，那里空气质量较好，但被拒绝了。“我不愿意来北京，但工作机会在这里，才能让我再次回归市场。”
艾伦说，在中国获得一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要在中国工作，临时来应聘并不受欢迎。根据现有政策，外籍人士往往在国外时就需要联系上合意的公司，随后由公司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为外国人办理就业许可，外国员工再凭着就业许可到中国驻外使馆申领工作签证。入境后，公司出面为其办理就业证，员工本人持就业证前往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
这些步骤要求公司和员工个人前往多个部门提交不同类别的材料，对于一些不熟悉中国的外籍人士，颇令其挠头。得到就业证后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就业证最长为五年，但和劳动合同期限挂钩，多为一年期，许多工作者需要每年办续期手续。
2015年夏天，拥有11年工作经验的古巴计算机工程师安东尼奥被一家网络公司发掘，受邀请来中国工作。这份工作的薪水实际上比别处低一些，但他认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益。8月，他参加了公司的远程面试，随后准备资料、申请许可，12月初才来到中国。 安东尼奥曾在南非、赞比亚、博茨瓦纳工作，他在这些国家的经历相对简单：公司计划雇佣外国员工后，提交资料即可获得一张临时工作许可，这能使员工在国内最多停留6个月，随后再申请3年-10年的长期签证。
在艾伦看来，中国一些需要提交的材料不太能让人理解，如2013年起，他被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艾伦所在的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他请朋友去洛杉矶为自己开了证明。然而，他离开美国已有15年，一纸证明无法完全说明他在全美国、全球都没有犯过罪。此外，毕业多年的他被要求提交大学毕业证，所幸他开了一张就读证明，也被认可了。
他在上海的事业单位工作時，所持的是文教类的外国专家证，将于2017年3月到期。外国专家证实行属地管理，在2016年11月工作变更后，他需要在北京重新办理就业证。由于证件还没办下来，他实际上成了“无证工作”。
“我们没有‘裸辞’的本钱，只有找好下一家公司，就业证的事才好处理。”来自马来西亚的机械工程师方胜明说。
每年都要续办就业证和居留许可对法国人杰夫来说，意味着要花两周到三周时间跑几个办事部门，在这期间出差成了困难。他有些沮丧：“我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交的税不少，还不能长时间住在这里。我从事的也算高技术行业，但没有专家证。如果政府的绿卡政策再开放一点就好了。”
杰夫所说的绿卡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推出的永久居留許可制度，要求在中国符合政策地投资50万美元以上，或要求具有副总经理、副厂长、副教授以上的职位，或为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等，此外还需要满足一些纳税和居留方面的条件，这使许多国际移民望而却步。2011年底，中国“绿卡”累计仅发出了4752张。
对于已经获得就业和居留许可、在中国生活多年、习惯这里的行事风格、熟练使用中文的外籍人士来说，还有别的顾虑。刚从上海来到北京的艾伦吃惊地发现，他医保卡内的五六千元没有办法转移到北京使用。艾伦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也缺乏信心。
如果没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退休后他可能难以留在中国。由于北京和上海的社保并不是一个基金，准备离开时他将到上海、北京两处办理手续，一次性取出多年缴纳的养老金，依据政策他只能领走自己缴纳的8%的个人账户部分，不包括20%的统筹账户部分。
“我4年前认识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只能回国。但他在中国的时间那么长，意大利已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杰夫说。
最近几个月，艾伦若要看病、买药都得自己掏钱。与他不同，由于不习惯中国医院的排队挂号，许多外籍人士都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杰夫就购买了3000美元一年的全球保险，有需求时向国际医院预约就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日本专家铃木每三个月回国一次，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每次还会顺便为海外医疗保险续费。铃木在中国待了20年，看到这里物价上升、汇率贬值，下一站去哪儿是未知数。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居全撰文指出，当前对外籍在华工作的人士强制征收五险的政策，可能会带来双重征收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购买商业保险，或在本国缴纳同种类险种。同时，在他们失业后，其就业及居留证件将被注销，难以在中国长期合法地居留以寻找新的工作，也难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2015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的一项调查中，在希望改善的选项中，56.9%的外国专家钩选了“薪酬和福利待遇”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称，中高端的外国人在全球拥有很大的选择权，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环境、教育、医疗等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在争取人才上处于不利位置。但是，引进外国人才能够帮助公司开拓业务，从而也能增加工作岗位，对中国的经济下行具有提升作用，如同外商投资能够拉动就业一样。
“哪些措施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一是对人才给予重金，但对于政府给出的奖励和补助需要进行考评，注重效率；二是发挥制度红利，优化出入境的措施，将之变得更加开放和宽松。”刘国福说。
中国当前采用的外国人才行政管理模式仍具有计划经济色彩，将外国人在华就业、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留学生回国和在华留学生等分类管理，主要的管理手段是通过行政许可审批用人单位和外国人的资格。
不过，一些向好的信号出现了。2016年2月，《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称将调整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的门槛，扩大聘雇单位类型范围，取消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
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的限制也部分放开。2017年1月13日，人社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允许部分无工作经历的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要求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或在B级以上。过去，两年工作经验是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的一道硬门槛。在杨星的观察中，国内80%-90%的留学应届生都会被这道门槛卡住，这也使得在中国留学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许多留学生仅冲着低价的学费而来。
“还有一个短期内有效的措施是努力引进外籍华人回国工作，他们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接受度更高。”刘国福说。当前，中国约53%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签发给外籍华人，70%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由海外华商创办，60%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自海外华人。
对法国人杰夫而言，现在的北京是个挺好的地方。他骑着随处可见的共享自行车抵达办公室，接起电话，熟练地用中文告诉物业人员，刚到的包裹需要暂存，并计划第二天预订一辆七座的商务车送几个孩子去顺义区的国际学校。由于要抚养五个孩子，他常常一次性购买100升牛奶，让快递送上门。
从1999年被一家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算起，杰夫在中国居住了18年。“在美国你必须有车，哪个地方有这里这么方便呢？住在这个城市效率很高，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去年起，杰夫離开原来长期工作的通信行业，尝试创业开发空气检测和预报设备。尽管严重的雾霾已成为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他却显得颇为淡定，对他而言，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转好，相比中东、非洲、印度等地区也没那么糟糕。
中国不是杰夫的第一站。在法国出生的他，毕业后即选择到芬兰工作，他抗拒当时法国公司内部的普遍氛围：花时间熬成经理、高级经理，过分论资排辈，年轻人缺乏机会。“在中国，如果你很不错，‘咻一声’就能上升。”他说。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都以人口输出国的面貌示人，前往海外是一些精英的努力方向，但如今故事迎来了不同的走向。大国间的人才流动是常态，像杰夫一样为了机会来华的外籍人士不在少数，中国的各級政府也竞相推出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单向流出的格局正在改变。不过，大门打开得还不够。
取得就业证不易
29岁的尼泊尔人Buddhi是来华留学生中的一员，借助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四个月前才首次来到中国，由于当过大学教师和记者，他对中国情况了解颇多。
在Buddhi观察中，中国是尼泊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几年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大幅增加，也有许多同胞在中国从事商贸工作。他计划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归教职，并成立一所智库，帮助尼泊尔人和南亚人一同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方法。
对外籍人士而言，长期居住在中国无外乎是学习、工作、作为专家被政府引入，或随家属一同迁移等。其中，与Buddhi类似的留学生群体相对庞大。2015年来华的留学生总计近40万人，多数来自亚洲。不过，学历生占比46%，更多人前来参加短期语言培训。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5年有24万外籍人士在中国持有就业证，这一数据不包含短期来华出差和非法就业的人口。由政府引入的专家数量并不确切，从出入境的数据看，2015年约有62万余人次的外籍专家来华。
绝大多数外籍人士扎根在大城市中。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中国境内居住最多的外籍人士来自韩国，其次为美国、日本、缅甸、越南等。这些外籍人口最常居住在广州、上海和北京。
2000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仍不算多。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大多超过10%，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超过20%。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偏少，日本和韩国的比例均低于3%。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06%，属于全球后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
近五年，外国人出入中国的人次有所下滑，从2012年的5435万人次降低到了2015年的5192万人次。2010年至今，在华拿到就业证的外籍人口数量始终徘徊在24万左右。
相关政策在收紧。外国人求职招聘APP“老外快线”的创始人杨星称，市场对外教的需求始终在上升，月均工资从1.2万元左右涨到2万元左右，就业人数却没有增加，原因是就业审批很严，2015年起更为严格。
2016年，湖北规定来华外籍语言教师原则上应来自母语国家。湖北省外国专家局人士解释称，来华工作的外籍语言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来自非母语国家的外教影响了聘外单位的语言教育水平和质量，新规将使外教引进工作更加规范。
“对外籍人口最集中的需求在教育行业，此外餐饮、酒店等服务业的需求也偏多，物以稀为贵，这造成很多老外靠‘刷脸’在中国兼职，但这几类服务业受到严格控制，实际就业是最少的。”杨星说，制造业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也需要不少外国人才，但由于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在中国经营的成本高，一些跨国公司把外籍员工调回了总部。
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的美国人艾伦有类似感觉。一些外资公司由于发展不好或撤离中国、或裁撤部分员工，身边的外国朋友比过去少了。
距离艾伦初到中国已经过去30多年，此前7年，他供职于上海的一家事业单位。他曾向新公司咨询过是否能在上海的分公司工作，那里空气质量较好，但被拒绝了。“我不愿意来北京，但工作机会在这里，才能让我再次回归市场。”
就业也不易
艾伦说，在中国获得一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要在中国工作，临时来应聘并不受欢迎。根据现有政策，外籍人士往往在国外时就需要联系上合意的公司，随后由公司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为外国人办理就业许可，外国员工再凭着就业许可到中国驻外使馆申领工作签证。入境后，公司出面为其办理就业证，员工本人持就业证前往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
这些步骤要求公司和员工个人前往多个部门提交不同类别的材料，对于一些不熟悉中国的外籍人士，颇令其挠头。得到就业证后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就业证最长为五年，但和劳动合同期限挂钩，多为一年期，许多工作者需要每年办续期手续。
2015年夏天，拥有11年工作经验的古巴计算机工程师安东尼奥被一家网络公司发掘，受邀请来中国工作。这份工作的薪水实际上比别处低一些，但他认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益。8月，他参加了公司的远程面试，随后准备资料、申请许可，12月初才来到中国。 安东尼奥曾在南非、赞比亚、博茨瓦纳工作，他在这些国家的经历相对简单：公司计划雇佣外国员工后，提交资料即可获得一张临时工作许可，这能使员工在国内最多停留6个月，随后再申请3年-10年的长期签证。
在艾伦看来，中国一些需要提交的材料不太能让人理解，如2013年起，他被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艾伦所在的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他请朋友去洛杉矶为自己开了证明。然而，他离开美国已有15年，一纸证明无法完全说明他在全美国、全球都没有犯过罪。此外，毕业多年的他被要求提交大学毕业证，所幸他开了一张就读证明，也被认可了。
他在上海的事业单位工作時，所持的是文教类的外国专家证，将于2017年3月到期。外国专家证实行属地管理，在2016年11月工作变更后，他需要在北京重新办理就业证。由于证件还没办下来，他实际上成了“无证工作”。
“我们没有‘裸辞’的本钱，只有找好下一家公司，就业证的事才好处理。”来自马来西亚的机械工程师方胜明说。
每年都要续办就业证和居留许可对法国人杰夫来说，意味着要花两周到三周时间跑几个办事部门，在这期间出差成了困难。他有些沮丧：“我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交的税不少，还不能长时间住在这里。我从事的也算高技术行业，但没有专家证。如果政府的绿卡政策再开放一点就好了。”
杰夫所说的绿卡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推出的永久居留許可制度，要求在中国符合政策地投资50万美元以上，或要求具有副总经理、副厂长、副教授以上的职位，或为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等，此外还需要满足一些纳税和居留方面的条件，这使许多国际移民望而却步。2011年底，中国“绿卡”累计仅发出了4752张。
如何吸引外籍人才
对于已经获得就业和居留许可、在中国生活多年、习惯这里的行事风格、熟练使用中文的外籍人士来说，还有别的顾虑。刚从上海来到北京的艾伦吃惊地发现，他医保卡内的五六千元没有办法转移到北京使用。艾伦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也缺乏信心。
如果没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退休后他可能难以留在中国。由于北京和上海的社保并不是一个基金，准备离开时他将到上海、北京两处办理手续，一次性取出多年缴纳的养老金，依据政策他只能领走自己缴纳的8%的个人账户部分，不包括20%的统筹账户部分。
“我4年前认识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只能回国。但他在中国的时间那么长，意大利已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杰夫说。
最近几个月，艾伦若要看病、买药都得自己掏钱。与他不同，由于不习惯中国医院的排队挂号，许多外籍人士都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杰夫就购买了3000美元一年的全球保险，有需求时向国际医院预约就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日本专家铃木每三个月回国一次，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每次还会顺便为海外医疗保险续费。铃木在中国待了20年，看到这里物价上升、汇率贬值，下一站去哪儿是未知数。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居全撰文指出，当前对外籍在华工作的人士强制征收五险的政策，可能会带来双重征收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购买商业保险，或在本国缴纳同种类险种。同时，在他们失业后，其就业及居留证件将被注销，难以在中国长期合法地居留以寻找新的工作，也难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2015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的一项调查中，在希望改善的选项中，56.9%的外国专家钩选了“薪酬和福利待遇”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称，中高端的外国人在全球拥有很大的选择权，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环境、教育、医疗等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在争取人才上处于不利位置。但是，引进外国人才能够帮助公司开拓业务，从而也能增加工作岗位，对中国的经济下行具有提升作用，如同外商投资能够拉动就业一样。
“哪些措施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一是对人才给予重金，但对于政府给出的奖励和补助需要进行考评，注重效率；二是发挥制度红利，优化出入境的措施，将之变得更加开放和宽松。”刘国福说。
中国当前采用的外国人才行政管理模式仍具有计划经济色彩，将外国人在华就业、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留学生回国和在华留学生等分类管理，主要的管理手段是通过行政许可审批用人单位和外国人的资格。
不过，一些向好的信号出现了。2016年2月，《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称将调整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的门槛，扩大聘雇单位类型范围，取消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
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的限制也部分放开。2017年1月13日，人社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允许部分无工作经历的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要求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或在B级以上。过去，两年工作经验是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的一道硬门槛。在杨星的观察中，国内80%-90%的留学应届生都会被这道门槛卡住，这也使得在中国留学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许多留学生仅冲着低价的学费而来。
“还有一个短期内有效的措施是努力引进外籍华人回国工作，他们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接受度更高。”刘国福说。当前，中国约53%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签发给外籍华人，70%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由海外华商创办，60%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自海外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