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即将来临，吃是一个重要话题。
　　我的祖籍在扬州杭集束家庄农村。解放前，在苏北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麦子、山芋、棉花之类的旱地作物。还有一种“淮麦”，磨成面俗称“采子”，做馒头面发硬，不好吃，但是煮粥时放入锅里可以增加粘稠度。当时有一句俗语，叫做“早上煮一锅，吃到鸡上窝”，意思是每天一把米用一大锅水煮开后，将“采子”调成糊倒在锅里一搅，就成了稀浆糊似的“采子粥”。就这样从清晨喝到傍晚，从年头喝到岁尾，半饥半饱地过日子。
　　于是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因为那时能吃点干的，有时还能到杀猪的人家割个一斤半斤的肉或下水，给肚子多少加点油水。
　　旧时新年习俗，不管有钱没钱，草房瓦房，总要请教书先生写几副春联。其内容是长年沿袭下来的。例如，大门上常常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并不管是不是“春常在”、“庆有余”。在房门上则是“梁家夫妇眉齐案，郭氏儿孙笏满床”，而不管是鳏寡孤独，或是子孙满堂。只不过是借此来寄托对新一年生活的企盼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副贴在厨房门框上关于吃的对联——“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虽然夸张了些，但对仗、寓意都很好，颇有兴味。实际上，不管是被日寇占领的沦陷时期，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对于贫瘠的苏北农村，大多数人家常年半饥半饱，即便是少数相对富户，也难以做到“五味调和”，何谈“百味香”？但它说出了烹饪的哲理，表达了人们的期盼。
　　由于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母亲去世后，也就很少回老家。退休后有一年清明节，我和孩子回鄉扫墓。我突然发现在祖屋厨房的门框上，还贴着一副楹联，竟然还是我幼年记忆中的“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这座祖屋原是我的祖父建造的，因年久失修，已不敷后代居住，正准备拆除另建。如今我拍的这张照片成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记忆。
　　六七十年前的往事，现在想起来已恍如隔世，似乎成了天方夜谭。但是每到年节，沉在脑海深处的记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蹦出来。
　　提到往年的吃，我还会想到我表哥讲的一个故事。他是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迁回上海的交通大学学生。交大是一所公立学校，那时候公费生大都家境贫寒，吃饭八人一桌，大多是青菜豆腐，缺少油水。只有每周五中午“打牙祭”时，才能开次荤，加一碗带骨头和皮的红烧肉。这样一来，饭桌就成了“战场”。于是学生间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菜来先张望，手稳心莫慌，人多休啃骨，肉完快泡汤。”穷学生的寒酸相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上个世纪50年代，我考取清华大学，到了北京。最初曾膳食免费，天天有荤，吃得远非解放前大学生所能比的了。但就一般居民而言，生活仍不富裕。记得寒假时，曾到一位北京人家做客，主人用韭菜做馅包饺子招待。当谈及当时的生活时，他说：“日子不错，黄瓜常吃，韭菜老吃，饺子一年到头吃。”那年头，寒冬时节，黄瓜、韭菜都很稀罕。按照侯宝林相声里的说法，老太太买黄瓜是要先掐下瓜头尝尝苦不苦后再买的，也只是买一根半根地切成薄片放在汤里调味而已。能够“常吃”，生活水平实在不低。冬韭更属稀罕之物，能够“老吃”，自不简单。饺子是北京人待客的佳品，平常难得一尝，要能“一年到头吃”，生活水平更非一般了。
　　正当我信以为真时，大家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所谓“常吃”指的是“长吃”，也就是，要到黄瓜长长，成了贱价的拉秧老黄瓜时才有口福吃;至于韭菜，只有长老成了不值钱的“过肠草”时才能享用;而饺子，通常只是一年到了头，也就是等到过年节时才舍得吃的。北京人的幽默，尽显于此。
　　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粮食短缺，吃饭要凭粮票定量供应。当时我在清华大学任教，学校师生的粮食定量每月大概在24斤到32斤之间。现在看来不算少了，但问题在于那时每个月每人只供应半斤左右的食油和肉，没有其他副食品，可见肚子里油水之欠缺。只有盼着到春节时，会多供应一些肉、油，甚至鱼和蛋。此外每人还有二两瓜子、半斤花生可供过年解馋，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
　　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连年提高。吃，早已不是什么问题，更不是过年的期盼了。不光是平日，即使是寒冬腊月，到菜市场转转，新鲜蔬菜，鸡鸭鱼肉，琳琅满目，丰富的菜篮子早就使我们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常吃”，“老吃”和“一年到头吃”了。与亲朋好友相会，一起到饭店聚餐已属常事。寻常在家，对吃也越来越讲究，做到“五味调和百味香”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水涨船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写照。在新春来临之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从而使大家都能吃得更好，把我们的祖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民富国强的伟大国家。